走在利馬、突尼斯和開羅的街頭，你就會發現，資本主義不是產生恐怖主義的原因，而是治理恐怖主義的手段。圖片來源：Edel Rodriguez
當美國反恐戰爭要進入新階段時，美國如果不祭出一個關鍵卻極少使用的殺招——主要的經濟權力議程，那就會失去擊敗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 ）和其他中東地區極端勢力的最佳機會?，F在，我們聽到的都是空中打擊和軍事策略等——這些都是在面臨恐怖威脅時指望派上用場的東西。
但是，如果應對或處理恐怖主義威脅的目標不只是如奧巴馬總統所宣稱的降低伊斯蘭國“謀殺網絡”（network of death）的能力，還主要是消除恐怖組織領導人招募成員的能力，那么，西方社會需要記住一點，經濟機會是贏得支持者的唯一法寶——而支持者同樣也能孕育恐怖組織。
30年前，拉丁美洲很多地方爆發騷亂。在1990年代，一個名稱為“盧敏諾索”（Luminoso），即“光輝道路”（Shining Path）紅色恐怖組織，控制了秘魯的很多地區，其中包括經濟學家索托的家鄉。當時，索托是秘魯總統的首席顧問。當時社會的主流觀點認為，人們之所以發起叛亂，是由于拉丁美洲的貧困和比未充分就業工資，西方資本主義無法在拉美得到發展，以及拉美沒有真正地理解市場經濟的真諦。
然而，這種風行的觀點后來證明是錯的。秘魯的改革讓那些本土企業和農民擁有了自己的財富，并在一個全新的法律框架下享有借貸和簽訂各類合同的機會，從而他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極大的提高。
2013年12月4日，突尼斯的大工會發起抗議，要求伊斯蘭復興運動黨領導的政府下臺。圖片來源：路透社
在1980年至1993年間，在沒有外來軍隊干預，也沒有獲得外來財政資助軍隊的情況下，秘魯成為同恐怖組織作斗爭的唯一贏家。 在接下來的20年，秘魯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是其他拉美國家的兩倍；該國的中產階層人數增長了四倍。
如今，如同在1980年代的秘魯一樣，我們都聽到有關阿拉伯世界的國家經濟和文化的悲觀觀點。不過，我們更為樂觀多。如同“光輝道路”恐怖組織在秘魯的遭遇一樣，社會改革能擊潰恐怖組織，因為改革能夠提升中東和北非地區的生活水平并獲得支持者。
要實現這種策略，只需要多一點想像力，（從社會底層由下而上地注入）強大資本和政府領導組織，優化法律和增強法律和社會結構，讓資本主義發展和壯大。去過利馬、突尼斯和開羅的人都知道，資本不是問題所在，而是解決之道。
秘魯應對恐怖威脅的策略，簡單地概括如下：光輝道路，是一個由阿維馬埃爾?古茲曼?雷諾索（Abimael Guzmán）教授在上世紀80年代領導的恐怖組織，旨在推翻秘魯政府。該組織最終在鄉村地區吸引了一批絕望的，不相信秘魯的社會精英的貧農。 古茲曼教授把自己打扮成因該國暴虐的資本家而長期萎靡不振的貧困階層的救世主。
顛覆這種爭論以及最終顛覆秘魯政府應對方式的是該國的窮人并不是失業或未充分就業的工人或農民——這是當時普遍的觀點。相反，大多數窮人是秘魯“非正式”經濟體之外的小企業主。他們的人數占到了秘魯人口的62%，創造了34%的國民生產總值，而且他們所擁有的房地產價值總額達到了700億美元。
這種對經濟情況的新的視角實現了政治和司法的大改革。秘魯減少或取消了75%的政府審批事項，設立監察人員和監管機制處理針對政府機構的投訴，同時也承認了大多數人的房產所有權。僅立法方面就讓38萬家企業得到了官方許可或合法登記；此舉在1990到1994年間產生了50萬個新就業崗位，政府稅收收入有80億美元。
秘魯政府的社會改革讓那些恐怖勢力在城市里失去了堅定的支持者。不過，在鄉村地區，恐怖勢力仍然猖獗。到1990年，恐怖勢力導致了3萬農民死亡，-因為他們抵制參加大公社。根據美國智庫蘭德公司的研究報告，“光輝道路”一度控制了秘魯60%地區，在兩年里開始掌握政權。
秘魯軍方知道，農民能幫助他們發現和打敗恐怖組織。 可是，秘魯政府拒絕與一些抵抗恐怖勢力的農民自發組織的非正式抵抗組織結盟。在1991年，一直關注我們的工作的美國副總統丹·奎爾 （Dan Quayle）安排了與美國總統布什在白宮的會面。 “您讓我知道了我們的立場是一致的”布什說道。他接受了我們的理念。
秘魯皮薩克鎮的周日市場。 秘魯的改革讓那些企業和農民有權擁有合法的企業及其他財產；而且在全新的法律框架下，他們管理自己企業和財產的能力不斷提高。
這次會晤實現了與美國簽訂了一份協議：鼓勵幫助秘魯軍隊提高打擊“光輝道路”的作戰能力，美國支持秘魯的經濟改革，瓦解恐怖勢力理念。秘魯很快地組建了一支龐大的由各個階層組成的自愿軍——規模是政府軍的四倍——在短期內贏得了反恐戰爭。在秘魯共產黨彼時發布的一份文件中，古茲曼寫道：“我們是被藤森和美帝國主義精心策劃和實施的策略所打敗?！?
回顧以往，秘魯的反恐斗爭過程的關鍵是我們成功地說服了美國領導人和決策者以及聯合國關鍵人物，們讓他們看到了秘魯農村地區的差異：秘魯農村地區不是馬克思主義革命的滋生地，而是充滿了新資本主義經濟的萌芽。 這些新的理念讓我們在與恐怖主義斗爭中取得了勝利。而對此，我相信，在中東、北非地區也能如此。阿拉伯世界的非正式經濟囊括了伊斯蘭國大部分的潛在招募者——而他們的去向，就是該地區的發展方向。
眾所周知，“阿拉伯之春”運動是2011年在26歲的突尼斯商人穆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自焚后所引發的一場大范圍的社會運動。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布瓦吉吉”為何自焚，或什么使得在60天內，至少有超過63名男人或婦女分別在突尼斯、阿爾及利亞、摩洛哥、也門、沙特阿拉伯和埃及自焚，從而導致成千上萬的民眾走上街頭，最終推翻了四個國家的當權政府，讓整個伊斯蘭世界如今陷于動蕩之中。
要理解其中原因，我所在的機構與突尼斯最大的商業機構優體卡（ Utica）合作開展研究，成立一個由30名阿拉伯和秘魯學者組成的團隊——遍布阿拉伯世界和秘魯地區。通過兩年的研究，我們訪問了被害人的家庭成員和朋友以及其他自焚事件中的生還者。
我們發現，那些自焚者之所以自焚，他們的動機不像我們先前所討論的那樣：為了他們所主張的宗教或政治權利，或是為了提高他們群體的工資收入。布瓦吉吉與其他自焚的人都是非法小企業主：建筑商、合同工、放牧人、小商販等。他們用他們的生命為代價， 不是為了宣揚宗教或政治主張。大多數自焚事件中的幸存者 在采訪中都同意我們所提到的“經濟專營制”。他們的最高目標，就是 “ras el mel” (阿拉伯語中類似于 “資本”的詞)，而他們的絕望和憤怒來源于專制政府剝奪了他們的微薄資本。
作為小企業主的布瓦吉吉的困境是阿拉伯世界千百萬人所面臨絕望的困境。 這位自焚的突尼斯人并不是一位純粹意義上的無產者，而是一位從12歲開始當小販的小商人。在他19歲那年，布瓦吉吉在當地市場擁有了自己的小書店；從他26歲起，布瓦吉吉從販賣從多個不同的小攤和市場里采購來的水果與蔬菜。
布瓦吉吉的母親告訴研究團隊成員，布瓦吉吉正準備成立自己的企業，夢想著買一輛皮卡，將東西賣給其他的零售店，以擴大自己的生意。但是，購買皮卡車需要貸款，需要擔?！馁Y產沒有合法記錄或是正當途徑，他沒有資格申請貸款。
與此同時，政府監管人員加劇了布瓦吉吉處境的艱難，迫使他行賄，原因是他無法提供（根據規定）根本就申請不到的執照。在他自焚的那天，市場監管人員沒收了他的貨物和電子秤。這引發了沖突。一位女監管員打了布瓦吉吉一巴掌。據稱，這個屈辱——外加上沒收的價值225美元的貨物——終于導致這個年輕人自盡行為。
突尼斯任人唯親的制度原本應當在每一個關鍵節點提供官方保護，非但沒有保護布瓦吉吉，反而毀了他。他不可能賺到錢，或是償還用于購買沒收的貨物的貸款。他身無分文，夢想的皮卡車也永遠買 不了了。由于他沒有合法經營執照，他不能擺攤設點了。他自焚了——穿著西式運動鞋、牛仔褲，夾克內還空著一件T恤衫，要求在一個合法市場里要求有工作權利。
我問布瓦吉吉的兄弟薩勒姆（Salem），他去世的兄弟留下了什么遺產？“當然有，”薩勒姆回答道?！八嘈鸥F人有權買賣?！碑厴I于大學信息技術專業的莫赫迪-伯里（ Mehdi Bell） 現在突尼斯一家市場里經商。他告訴我們： “我們都是穆罕默德-布瓦吉吉?！?
在“阿拉伯之春”運動中走上街頭的人只是希望在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里有立足之地。 但是，數百萬人卻因法律規定不能如愿，對此，當地政府官員還是西方精英分子常常無視。 由于缺乏發展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的法律制度，他們在自己的國家里只能象經濟難民一樣，窮困潦倒。
為了生存，他們出沒在街頭巷尾，構成了“地下經濟”。 不幸的是， 這個領域一直被阿拉伯世界和西方發展專家所輕視，歷為他們寧愿提供一些他們認為的慈善項目，如向蚊帳和營養品。
不過，政府制訂者們忘記了他們真正的使命： 如果中東、北非地區的民眾不能在法律規則內參與游戲——這與他們的英雄主義和犧牲觀無關，他們就無法抵抗到恐怖主義的引誘，而且其中極端絕望的一部分人或許會接受圣戰組織的招募。
西方專家或許看不到阿拉伯世界經濟狀況現實，不過，他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阿拉伯世界——正如我花了大量時間才理解到這一點。2013年，在阿拉伯地區會議上，我將我們團隊的研究成果告訴了商界領袖、公共官員和新聞媒體，演示了數百萬象布瓦吉吉一樣非法小企業主是如何影響到國家的經濟的。
例如， 埃及的新總統阿卜杜勒·法塔赫·西（Abdel Fattah Al Sisi）就要求我們為研究埃及而增加人員。我們發現，埃及的社會底層貧困人群從地下經濟中獲得的收入幾乎等同于他們的合法薪資收入。 在2013年，埃及工薪階層的總人數約為2400萬；他們的薪水年度總收入為210億美元，但同時獲得約3600億美元的“死亡”資本（dead capital）——這就是說， 埃及的資本運行的效率不是太高，原因是這部分經濟處在灰色的陰影當中，不為法律所承認。
從某種角度來看，2014年度埃及地下經濟的總量 將會是西方社會在2014年向埃及提供財政、軍事和發展援助總額的100多倍，同時也是從200年拿破侖入侵后海外直接投資的8倍多。
因此， 阿拉伯各國能有法律，允許將資產抵押，或是變成資本，用于投資或儲蓄。不過，這種流程不能過于機械而復雜，尤其是對那些教育程度低下、沒有社會背景的普通小攤小販而言。對阿拉伯各國的窮人來說，可能需要花費多年時間讓他們實現如合法擁有房產等簡單事項。
最近一次突尼斯召開的會議上，我告訴對領導人說道： “你們的司法基礎拒絕窮人參與其中?！?
“我們不需要你告訴我們這些，”一位商人說道。 “我們一直在為小企業主服務。你倡導的是那些寺廟里小攤小販的利益；我們重視的是正規商人的利益?！?
許多阿拉伯商人團隊熱衷于司法改革的新時代。2009年，在開羅引發廣泛議論的發言中， 奧巴馬總統提到美國堅信“法治和司法平等公正”議題。 不過，美國仍然不理解阿拉伯國家的法治和憲政改革。直到今天，如果美國猶豫不決，那么發達國家也會如此。
1992年4月27日，秘魯胡安塔地區的自衛武裝慶祝藤森總統組建的武裝與“光輝道路”叛亂分子作戰。在此后的20年里， 秘魯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增長速度是其他拉美國家的兩倍。來源：法新社/蓋蒂圖片社
美國政府應當鼓勵阿拉伯國家領導人，他們不僅要抵抗極端的圣戰組織，還要要關注布瓦吉吉群體的呼聲——他們為了抗議剝奪他們微薄資產而拼命。 布瓦吉吉們并不是這個地區的邊緣化人物，他們應當成為主角。
經常出現的情況是，西方人在考慮世界上的窮人時，總是對他們的現實生活視而不見。在中東和北非地區，無數有抱負的小企業主在盡力尋求一切發展機會，反對成見，擠入中產階層。 誠然，在世界不同地區，不同的人們有著不同的信仰；那些有抱負的企業都關注那些言過其實的“文化差異”，經常會導致理性的不作為。
從中國到秘魯，再到波茨瓦納，這些國家在近年來都證明，只要有現代的資本與產權的法律制度，窮人們都能在短期內適應。辦要有開始就可以了。我們必須牢記一點，從歷史發展來看，資本主義都是由曾經的貧窮的人創造出來的。
我能用第一手資料告訴大家，那些恐怖主義組織的領導人與招募來的人截然不同。我在秘魯遇到過的極端領導人通常是殺人無數、冷血無情、善于策劃周密的計劃、身懷野心要奪取政權或控制政權。大多數的同情者和潛在的受招募者卻曾是合法經濟機構的人員，能改善他們自己或其家人的生活。
因此，應對恐怖主義暴力的最佳對策就是讓那些恐怖組織領導人的宣傳與鼓動工作失效。
關于作者：
HERNANDO DE SOTO是位于秘魯利馬的自由和民主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Liberty and Democracy）的創立者。 他著有《神秘的資本》（The Mystery of Capital）的作者，同時也主持了《阿拉伯之春的不一樣主角》（Unlikely Heroes of the Arab Spring）紀錄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