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著名專欄作家及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在10月31日發表專欄文章《致日本道歉書》，指出相對于日本央行在過去20年里所犯下的錯誤決策而言，西歐和美國政府無視這種教訓而重蹈覆轍的財政決策才是更加“愚蠢”的。以下是全文，供參考。

近20年，日本一直被視作反面教材，告訴世人發達經濟體不應該如何運行。畢竟，這個島國是一個崛起的超級大國，但卻栽了跟著。曾幾何時，日本似乎正在走向一個主宰全球經濟的高新技術國家；可如今，它的經濟停滯并出現通貨緊縮。西方經濟學家一直對日本經濟政策予以十分辛辣的諷刺。

本人就是其中之一；后來擔任美聯儲主席的本·伯南克（Ben Bernanke）也是其中之一。不過最近，我認為我應該為這種諷刺感到歉意。

當然，我并非說我們的經濟分析出問題了。我在1998年發表了一篇有關日本“流動性陷阱”（liquidity trap）的文章。伯南克在2000年發表文章勸誡日本決策者，要面對現有問題應該顯示出“羅斯福般的決心”。這兩篇文章已很長久了。事實上，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兩篇文章的論述現在看來更為貼切 ，目前西方大部分國家都陷入與日本非常相似的長期衰退之中。

然而，問題的關鍵是，西方實際上陷入與日本相似的經濟衰退之中——甚至更為嚴重。這種事情本不應發生。上世紀九十年代 ，我們曾認為，如果美國或者西歐國家發現自己面臨著日本的問題，他們會采取比日本更為有效的措施。但是，我們卻并沒有那樣做，雖然有日本的經驗可以作為前車之鑒。相反，2008年以后，西方國家的政策不是反作用，就是力度不夠，以至于日本的衰退與之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西方工人遭遇了日本努力避免其工人遭遇的苦難。

這里說的是什么政策失效呢？得先從政府開支說起 。大家都知道，上世紀90年代初，日本曾大幅增加公共投資企圖拉動經濟；但大家不太了解的是，1996年后，日本的公共投資迅速下降，政府提高了稅收，削弱了經濟恢復的勢頭。這是嚴重的錯誤，但是比起歐洲大規模的破壞性財政緊縮政策，美國2010年之后基礎設施的支出崩潰，這實在是相形見絀。日本的財政政策不足以幫助經濟增長，西方的財政支持則自覺破壞了經濟增長。

或者，我們來看看貨幣政策?？胺Q日本“美聯儲”的日本銀行（Bank of Japan）應對陷入經濟通貨緊縮狀況的反應太慢，而在有經濟跡象時又過于快地提高利率，因此受到了眾多批評。這種批評是公平的，但日本央行絕沒有做歐洲央行在2011年決定提高利率這樣的蠢事。歐洲央行的這一決定將歐洲重新推入經濟衰退的漩渦。不過，這樣的錯誤與瑞典央行頭腦發熱的表現相比，又是小事一樁。盡管通貨膨脹率不達標，失業情況嚴重，瑞典央行依然提高了利率。當前看來，正是瑞典央行將瑞典推入徹底的通貨緊縮。

瑞典的情況尤為突出，因為瑞典央行故意無視其副行長拉斯·斯文森（Lars Svensson）的忠告。拉斯是世界一流貨幣經濟學家，曾就日本問題做了大量研究。他警告同事，不成熟地提息一定會產生負面影響。

因此，這里實際存在兩個問題。首先，為什么所有人似乎都錯到如此地步？其次，為什么西方，一個擁有知名經濟學家——還可以從日本的教訓中吸取經驗的地區會造成比日本更為糟糕的局面？

我認為，第一個問題的答案在于，有效應對經濟蕭條需要我們拋棄傳統所尊崇的東西。通常，審慎兼具美德的政策，例如實現預算平衡，或堅決抵制通貨膨脹，反倒會加劇經濟衰退。這很難說服具有影響的人士做出這樣的判斷，看看華盛頓上層社會難以割舍財政赤字就可知一二。

至于為何西方比日本還糟糕，我懷疑問題出在我們社會內部的嚴重分化上。在美國，出于對政府的敵視，保守派一直抵制對待失業狀況的努力，尤其是反對政府幫助“那些人”。在歐洲，德國一直堅持緊俏貨幣及大量財政緊縮的政策，主要原因是德國公眾強烈反對任何救援南歐的措施。

不久我會寫更多的東西，詳細解釋日本目前的情況以及西方應該汲取的新教訓。目前，我們應該明白：日本曾經是一個反面教材，但其余國家更是一塌糊涂，以至于日本看上去反倒成了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