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著名專欄作家及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在11月30日發表專欄文章《糟糕的歐洲人》，指出歐洲經濟危機仍然無法如美國一般度過的重要原因是在歐洲擁有極大影響力的德國不負責任的通貨緊縮政策導致的。以下是全文，供參考。

美國的經濟最終似乎在從全球金融危機期間掉進的深淵中爬出來。不幸的是，歐州——另一個經濟危機的“震中”——卻還沒有。歐元區的失業率幾乎是美國的兩倍，而通脹率卻遠低于官方目標，通貨緊縮問題迫在眉睫。

投資者注意到：歐洲的利率驟降，德國長期債券的收益率僅為0.7%。這相當于我們與日本交易時的通縮收益率，并且市場也確實是在傳遞一種信息，即預計歐洲會經歷失去的十年。

為什么歐洲陷入了如此不堪的境地？歐洲政策決定者的貫常的解決之道在于眼睜睜看到不負責任的代價：一些政府未能謹慎行事——這是共同貨幣所需要的，而是選擇去迎合受誤導的選民以及堅持失敗的經濟準則。如果你問我（或者問一些認真研究過這些問題的經濟學家），我會說，這種分析本質上是正確的，除了一點：它們錯誤理解了“壞人”的意思。

這種不良行為對歐洲核心造成的長期災難是由希臘、意大利或法國造成的，而是德國造成的。

我不否認希臘政府在危機之前的所作所為很不負責，也不否認意大利生產力停滯不前是個大問題。但是，希臘是一個小國家，財政混亂有其獨特性，意大利長期問題并不是歐洲通貨緊縮問題的根源。如果想要找出在經濟危機發生之前制訂了過分的政策，而金融危機爆發后，政策對歐洲造成了傷害的國家，同時拒絕從教訓中學習，那么一切都會指向這樣一個事實：德國扮演著糟糕的角色。

 特別考慮一下德國和法國之間的比較。

法國有很多負面評論，尤其是關于其競爭力的下降。這樣的言論極大地夸大了現實，而大多數媒體報道中，你永遠不會知道的是，法國貿易赤字量很小。然而，在某種程度上，問題來了：這種貿易赤字源自何處？法國競爭力一直受成本和價格過度增長侵蝕嗎？

不，事實并非如此。自從1999年開始實行歐元以來，法國的GDP通貨緊縮指數（即法國產的商品和服務的平均價格）每年上升1.7%，然而單位勞動力成本每年上升了1.9%。這兩個數據均符合歐洲央行略低于2%的目標通脹率，與美國的情況也特別相似。另一方面是，德國則太過分了，價格與勞動力成本分別增長了1%與0.5%。

而且，不只是法國的成本應該如此。西班牙也見證了成本與價格在房產泡沫時期上升，但此時已消除了存在多年的壓倒性失業與工資限制。意大利成本增長可以說有點過高，但和德國比起來也是小巫見大巫。

換句話說，從某種程度上說，在歐洲最大的問題就是競爭力的問題。絕大多數都是德國以鄰為壑的政策造成的，在這種政策指導下，德國向領國輸出通貨緊縮。

而債務呢？不是除德國以外的歐洲國家對過去不負責任的財政負責嗎？實際上，這只是希臘的事情。如果說是法國的事，就錯了，法國現在面臨著財政危機，它目前只能以略高于德國的，但仍不到1%的創記錄低利率借來長期貸款。

然而，歐洲政策制訂者們似乎下定決心指責犯錯的國家以及錯誤的政策為他們困境負責。的確如此，歐盟委員會提出了一個計劃，打算用公共投資來刺激經濟——然而，相比于近乎是笑話的計劃里所存在的問題，公共支出又是如此渺小，不值一提。與此同時，歐盟委員會警告法國——歷史上最低的借貸成本的國家，它可能面臨因不充分削減赤字而帶來的罰款。

如何解決德國過低的通貨膨脹問題呢？過于激進的貨幣政策也許會奏效（雖然我不指望它），但德國貨幣官員卻警告這樣的政策，因為他們可能會讓債務人逃脫責任。

那么，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壞主意帶來的極大的破壞力。這不完全是德國的錯誤——德國在歐洲是一個大國，但它只能推行通縮政策，因為那么多歐洲精英都陷入了相同的錯誤，你必須思考一下，怎樣才能看到現實。

譯者：譚源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