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格吉勒圖案曾被認為是一樁“鐵案”，許多辦案人因此獲得葆獎。如今，呼格案終于得到了一個遲來的轉折，追責程序啟動，有媒體希望，尊重程序，相信證據，服從法律，從一起錯案追責開始，將追責案辦成“鐵案”。

    事實上，從法治意識和法治秩序本身的角度來講，無論是如何的程序合法、證據確鑿，都不能夠以“鐵案”稱之。在法治秩序之中，沒有鐵案，而只能有鐵的程序。鐵案意識往往是一種主觀認知，而法治秩序最忌主觀意識；只有程序意識才能擺脫主觀偏見，以“程序正義”實現案件最大程度的客觀還原。

    現代法治社會本質上是規則社會，也就是在通過一定程序確定的規則下進行各種活動的社會。在以規則、規矩來確定行為合法性的今天，應當以案件過程的程序正當性、合法性來判斷一個案件辦理的好壞，而不是以懲處的結果本身來評判。而“鐵案”思維就是一種結果思維，而非過程思維。以“鐵案”思維來考量案件，則每一個法院判決的案件，都可以被稱為鐵案，因為判決本身就是對案件結果的兌現。

    法律的實現過程不能有情，法律程序是客觀還原案件的規則，如果打破了這種規則，案件的還原過程就會被主觀臆斷、破案意志、社會壓力、甚至私欲所侵蝕，當因為各種主觀因素的影響取得了足夠的“證據”時，每個人都會相信這是一個“鐵案”。相反，如果以規則至上來對待案件，勿須有“辦成鐵案”的壓力，在程序和規則上對案件進行還原，這種“無情”才能真正回歸法律本位。

    以呼格案來說，其死刑判決的“依據”其實是充分的，根據這些“證據”進行判決，以法律對照，可謂“鐵案”；但由于程序上受到主觀因素影響，導致判決的基礎完全不存在，證據事實上成為空中樓閣。而其無罪判決書，并未對事實進行確定，比如并未在判決書中確認“呼格吉勒圖不是殺人兇手”，而只說“原判認定原審被告人呼格吉勒圖犯故意殺人罪、流氓罪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這就是客觀表述，而不作事實判斷。如果以“鐵案思維”解讀，再審判決書自然不能算是“鐵案”，但我們卻知道，這份判決書經得起檢驗，除了另有兇手落網外，還在于嚴格的法律程序。

    因此，對于該案的追責，我們也同樣不應以“鐵案思維”去期待，而應希望司法機關能夠同樣以“鐵的程序”來查明相關責任人是否在呼格案中存在職務犯罪行為。如果通過“鐵的程序”證明當年的相關辦案人職務犯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我們亦當接受；如果以主觀因素進行此案的追責，那么，哪怕真的“告慰了呼格吉勒圖”，我們的擔憂也不會稍解半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