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全球化的特大城市演變和“流動社會”對特大城市治理的新挑戰，圍繞特大城市的多元治理趨勢、區域人居環境、風險預警與公共安全等問題，要創新和探索建立特大城市社會治理新模式，從而化解來自各方面的風險、挑戰。
一、“流動社會”對特大城市治理的新挑戰
聯合國區域發展中心將人口在百萬以上的城市定義為特大城市。國內對特大（或超大）城市的界定不盡一致，一般將百萬人口以上的城市界定為大城市，千萬人口以上的為特大城市（或超大）。特大城市不僅人口眾多，而且有很大的空間規模和經濟總量，對周邊區域具有較強的輻射作用。
伴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中國的城市化進入了快車道。從1980年到2011年，中國城鎮人口占全國人口的比例從19.39%提升到51.27%。與此同時，大城市的數量也在迅速增長。1980年100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僅為15個，但到2008年，這個數量已達到122個。根據權威方面提出的標準，中國目前有北京、上海、廣州、天津等10個特大城市，它們具有一些共同特征：人口規模龐大且構成復雜，社會階層結構、利益結構和需求結構日趨分化，快速融入全球產業分工鏈條而處于人流、物流與資金流的樞紐位置，城市生產與生活體系、經濟與社會體系間的互適性面臨越來越大的張力，而宜居水平和公眾滿意度未同步提升等。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特別是受到全球化、網絡化和后工業經濟的深刻影響，特大城市的社會治理體系也面臨著新的挑戰。
一是隨著后工業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結構的快速分化，人們的需求結構變得日益復雜。慣于提供低標準、同質性公共產品的傳統公共服務體系遇到了更新的挑戰，而政府僅憑自身力量無法對此做出及時有效的回應。
二是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大量的國際和國內移民首先涌入特大城市，而且相當一部分人在世界產業鏈和跨國公司中任職，成為這些城市經濟競爭和社會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成為提升城市競爭力的生力軍，形成了“流動社會”。 城市管理者不得不考慮如何在保持“流動社會”活力的基礎上使之更好的融入本地社會，通過高效和有質量的服務，以吸引全球高端人力資源。
三是經濟全球化使特大城市越來越強烈地受到外部因素的影響。城市空間的演化也不可避免地與全球經濟活動聯系在一起，將人類帶入一個前無古人的后現代城市生活文化的空間?？焖俪鞘谢暮蠊鞘构I文明的城市結構面臨坍塌，城市文化正在接受多方面挑戰，現代人的所有行動都被卷入到風險社會的生產和再生產之中，風險成了當代人類的一個基本生存狀態，如紐約“911”恐怖事件、全球性SARS、美加停電重大事故、美國奧爾良颶風、日本地震海嘯核危機、中國“11.22”青島東黃輸油管線泄漏爆炸事故等。所有這一切使得城市管理部門及其原有的傳統城市管理方式越來越力不從心。
二、以服務創新為導向，提高特大城市社會治理效率
改革開放36年以來，我國社會機構已由總體性社會演變成了多元化社會，并在階層結構方面出現了某種“分化”與“斷裂”的特征。在這一背景下，城市的管理模式也要與時俱進。從特大城市管理的模式來說：一是特大城市管理中的政府權力，要從單元縱向一體化向多元、橫向網絡發展，以解決管理碎片化問題。二是特大城市管理的社會結構，要從壟斷向自治管理發展，以解決分化群體之間重建社會次序的問題。三是特大城市管理中的空間規劃，要從物理空間到社會空間，以解決城市規劃在利益群體之間的均衡問題。加強和完善特大城市的社會治理需要社會學、管理學、經濟學等多學科開展緊密的協同創新研究，以及跨地區、跨領域的協同合作，圍繞特大城市的多元治理趨勢、區域人居環境、風險預警與公共安全等問題展開協同創新研究等，以實現特大城市社會的良性運行與和諧發展。
（一）堅持系統治理，改進特大城市治理方式
當今隨著中國城鎮化的推進速度加快，特大城市之所以成為社會風險最容易爆發的地區，主要是由于世界人口的變化和集聚、氣候和環境的變化、科學技術的發展趨勢、現代經濟社會結構的發展四大趨勢在推動。為此改進特大城市的治理方式已成為貫徹國家安全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按照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要求，在特大城市的社會治理中，要按照“五位一體”的總布局，從城市可持續發展的角度觀察，從以下幾個方面系統治理，一是開啟民智，轉變觀念，引領城市治理理念的變革；二是綠色經濟將成為城市經濟的主要模式，以保障良好的城市生態環境；三是以租賃式消費服務取代所有式消費，讓市場來配置城市資源，推動現有經濟發展方式向綠色經濟轉變；四是由政府引導、市場運作，讓利益相關者參與城市治理，并成為未來城市環境和生態治理的發展方向，形成城市治理的新模式。從城市反恐和城市宜居的角度，加大城市網格化的管理，堅持以社會化服務為方向，健全街道一體化綜合管理服務平臺，暢通政府與市民的信息溝通渠道，解決群眾“最后一公里”的急、難、愁問題。
（二）通過公共服務社會化和市場化，實現“復合治理”管理
創新社會治理要正確處理政府和社會的關系，加快實施政社分開，推進社會組織明確權責、依法自治、發揮作用，通過公共服務社會化和市場化來激活市場和社會力量進入公共服務領域，從而實現“復合治理”的管理目標。倫敦等特大城市的經驗證明市場力量和公益組織參與公共服務既能降低政府部門的行政成本，也能更好地應對群眾需求的“不協調”，這種“復合治理”可以為多層次負有彈性的公共服務建設提供組織和制度層面的重要支持。德國政府為社會組織提供了約76%的專項經費，同時制定了鼓勵社會中介組織進入公共服務領域的專門制度條款。上海市靜安區、閘北區等中心區通過政府向社會中介組織購買服務，以業務合同出租的形式，鼓勵中介組織進入公共服務領域，實現公共服務社會化和市場化的有效配置。以服務為導向，可以重塑政府部門的組織結構與運行機制，從而提高服務質量，提升城市的軟競爭力。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倫敦、墨爾本等特大城市管理部門紛紛開展地方政府重建活動，目標是政府內部不同部門的層級結構趨于靈活，中間管理層層次減少，部門之間的協同水平全面提升。上海市閔行區政府開始探索從民營企業法人到政府公共部門掛職鍛煉以尋求公共部門問題解決的靈感和辦法，以提升地方政府管理質量。
（三）引入新技術和新理念，實現對網絡社會和流動社會的有效治理
2011年3月11日，日本發生里氏9級特大地震，其后引發的大海嘯與福島電站“核泄漏”震驚全世界。從社會風險管理的角度看，讓人深思的是伴隨災難而來的社會恐慌現象，其后果是不堪設想的，表明信息是否公開透明直接決定著特大城市治理的成敗。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紐約、倫敦、香港、奧克蘭等國際知名特大城市都提出了打造“智慧城市”和“虛擬政府”，通過數字信息技術更便捷地為公民提供服務。此外，這些城市也鼓勵公民通過網絡和大數據信息技術的引用等新途徑參與到更富人性化的城市管理中去。其中，倫敦金融城管理部門以先進的管理手段（覆蓋整個區域的WIFI無線網絡）和城市中心區加收車輛擁堵費信息管理系統，保證公眾可以便捷地通過倫敦門戶進入公共服務體系，提出的訴求能得到及時有效的服務。浦東陸家嘴金融區也在嘗試倫敦金融城的先進管理手段，這種基于網絡的實時系統通過做出預約安排，實現信息共享，從而節省了大量的政府行政資源。同時，要將網絡管理和信息安全貫穿于社會治理的各個階段中，處理好城市安全和城市發展的關系，做到協調一致、齊頭并進，以安全保發展、以發展促安全。
（四）尋求常態管理與應急管理的結合，有效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
中國的城市化進程與其他國家城市化進程的最大區別就在于它的復雜性，這是中國的特殊國情所決定的。不同社會形態的矛盾熱點共存于一個特大城市中，相互影響，相互激蕩，使中國特大城市成為一個脆弱的社會單元?？梢哉f，中國社會的“三化并存”（農業化社會、工業化社會和后工業化社會）決定了當代中國特大城市的“三性”，即社會結構的復雜性、社會生態的多樣性和社會矛盾的多元性。這無疑使中國特大城市的風險與強度居高不下，直接關系到國家的安危。因而要堅持社會治理主體向多元化轉變，摒棄傳統社會治理的壟斷性與強制性，實現從一元化向多元化的轉化。社會治理目標向強調公共服務轉變，在服務中管理，在管理中服務，管理寓于服務之中。社會治理手段向信息化與網絡化轉變，實現社會治理系統化、精細化的轉變。在特大城市日常管理中，要建立和完善覆蓋全城市的監管體系。立足于可復制、可推廣，總結和推廣浦東新區“三合一”綜合執法試點的經驗，把工商局、質監局、食藥監局三支隊伍整合為一個市場監管局，進行資源、隊伍和流程整合，形成全過程監管模式，建立統一權威的食品原產地可追溯制度和質量標示制度。積極探索和建立特大城市安全隱患排查治理體系和安全預防控制體系，以遏制城市重大安全或惡性事故。加強城市防災減災救災的體制建設，加強城市管理，防范和處置各類違法犯罪活動。在特大城市的應急管理中，綜合破解應急管理難題，要整合應急資源，促成整體間有序配合，包括政府應急主體協調能力、政府應急信息協調能力和政府應急資源協調能力，科學制定應急制度評價的主體標準內容和方法，從源頭上預防、降低、控制和應對可能產生的社會穩定風險。解決群眾合理訴求、維護群眾合法權益是信訪工作的核心，建立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的聯動體系，改進和完善考核方式，建立以區縣、街鎮領導為重點的領導干部接訪下訪工作，有針對性地解決群眾反映強烈的信訪突出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