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日，哈爾濱市道外區太古街一日雜品倉庫發生火災，共造成5名消防戰士犧牲，多名消防戰士及保安人員受傷。1月3日，哈爾濱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哈爾濱”發布消息，公布“哈爾濱市道外區太古街727號庫房火災基本情況”。通報全文共585個字，其中，“領導高度重視”占去258個字，將近一半。連日來，輿論對這種展示領導“風采”和介紹災難情況篇幅的不對等提出了強烈質疑。
就目前看來，災難性事故的官方通稿中“領導重視”的內容，確實已成“標配”。這既有官方與民間話語體系不同的原因，也有官方在現代治理中觀念更新不夠、回應民眾關切把握不準的問題。
翻開近些年來出現的災難性事故，在官方通報中，幾乎無一例外地出現“領導高度重視”的內容，主要領導、分管領導、責任部門、相關部門，都要在里面通過一定形式“露臉”。比如著名的湖南衡陽大火發生后，官方通報：“火災發生后，衡陽市委書記徐明華、市長彭崇谷等10多名市級領導率領上千名機關干部、公安干警、消防官兵和醫護人員迅速趕赴現場，指揮、參與搶險救災，緊急疏散周邊群眾?！痹诤喍痰耐▓髢热葜幸舱冀话肫?。
一般來說，官方通報多為三段式：第一段，簡要點出何時發生何事；第二段，事故發生后，各級領導和相關部門如何重視；第三段，在“領導高度重視”下，如何查明事實，處置事故，事件發展情況如何。這幾乎成為官方通報的標準格式，絕大多數的官方通報，均按照這一格式進行撰寫和發布。然而，這種突出領導重視的通報，卻忽略了公眾的感受和知情需要。
為什么官方通報總是無視民眾感受，把“領導高度重視”罷在最顯要位置？主要在于官方話語體系有其特殊性所在：一是“官念”尚存，“觀念”未變，“花花轎子人抬人”；二是官方通報“不見官”，則虞于責任“不見人”。
作為當代杰出報人、著名政論家，又有著深厚國學功底，金庸先生對官場文化可謂深得其中三味，哪怕是寫供人消遣的小說，仍能在其中有著深刻思想。他在《鹿鼎記》中記載韋小寶在揚州立下大功（構陷吳之榮），當地官員在寫上報朝廷的奏章時，深諳為官之道的韋小寶在其中大送順水人情，將當地大員人人奮勇、個個當先的情狀均記入奏章，得到大員們衷心感激。
事實上，無論是什么樣的事，好事還是壞事，官員的在場感均不能少。以該書吳之榮“謀逆”案為例，如果當地官員對知府“謀逆”而不自知，就不再是功勞，而是過錯了。如今韋小寶在其中大書當地“領導高度重視”，那么，哪怕沒有功勞，這“破案”的苦勞還是有的。官員特別是一定級別官員在大事件中無論對上還是對下的在場感，向來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作為層層審核的通報，一方面要有突出領導重視的意識，將“該講到的都講到”；另一方面又要有一定的責任意識，讓負有領導責任、職能責任的人和部門出來“露下臉”。具備這些要素，通報自然四平八穩，沒有風險。
在大事件中突出領導高度重視的內容，事實上是“對領導”過度重視，眼中對領導過度重視，事事為領導考慮，自然對民眾關切就不太重視。這也反映出一些地方在現代治理中，還缺乏人文關懷和治理經驗，缺乏將民眾關切作為著力點的相應素質能力，也缺乏對民間輿論走向進行分析和應對的前瞻眼光。而同為新年的災難，上海的兩場通報就做得較好：公安局的通報聚焦現場，盡量客觀還原現場情況；衛計委的通報緊扣救治的技術手段措施和傷員傷亡情況。兩個通報均是民眾在相關領域最為關心的內容，未被“領導高度重視”所稀釋，清晰明了。
如果一些地方實在處理不好民眾關切和“領導重視”之間的關系，不妨多發幾個通報：對民眾關切的內容按照“正常規律”來辦，對領導和各部門如何“高度重視”的情況可以用專門的通報進行介紹。如此，既可回應民眾關切，又可突出“領導重視”，皆大歡喜。當然，在這里也得提醒受眾，屆時對“專門通報”可別以“全部都是領導重視的內容”為由進行指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