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著名專欄作家及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在2月9日發表專欄文章《無人了解債務問題》，指出大部分的經濟學者都沒有清晰地認清全球債務的本質，而提出的緊縮政策只會讓情況更加惡劣。以下是全文，供參考。

包括珍妮特·耶倫（Janet Yellen）在內的很多經濟學家基本上將2008年之后的全球經濟危機視為一個有關“去杠桿化”的事件——世界各地的債務人幾乎都在不約而同地想要減少負債。為什么去杠桿化是一個難題？因為我的消費是你的收入，而你的消費則是我的收入，所以，如果每個人都同時削減開支，那么全世界的收入都會降低。

或者，如耶倫在2009年所說的那樣：“謹慎小心可能會對個人和公司有利，對于經濟回歸常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盡管如此，這卻會放大整體經濟的所處的窘境?！?

那么，我們在促使經濟回歸“常態”方面實現了多少進展呢？一點也沒有。你看，政策制訂者們將他們的行為建立在對債務的錯誤觀念之上；他們試圖減少困難，但實際上卻讓情況變得更糟。

首先，一些事實是，麥肯錫全球研究院（the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發布了一份題為《債務與(微量)去杠桿化》（Debt and (Not Much) Deleveraging）的報告。該報告發現“沒有任何一個國家降低了總債務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率。在一些國家，尤其是美國，家庭債務有所下降。但在其他一皯國家，卻呈上升趨勢，即使在那些私人債務大幅去杠桿的國家，政府債務的上升幅度也高于私人債務的下降幅度。

或許，有人認為我們沒能降低負債率，是因為我們還不夠努力——家庭與政府還沒有盡力勒緊褲腰帶。而世界需要的做的就是更多的緊縮政策。不過，事實上，我們的緊縮已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指出，發達國家政府除去利息支付外的實際支出都已減少——一些陷入困境的南歐負債國家大幅縮減政府開支，而在德國和美國這樣能以史上最低利率借貸的國家，其政府開支也有所下降。

然而，所有的這些緊縮政策只是讓情況變得更糟——這并不讓人意外，因為讓所有人都勒緊褲腰帶的要求都是由于對債務在經濟中所扮演角色的誤解造成的。

每當有人提出“停止從我們孩子那里偷錢”的反赤字標語時，就能看出是這種誤解在作怪。如果你不好好想想話，這聽起來沒錯：舉債的家庭往往讓自己變得更窮，那么，對于整個國家的負債的話，難道不也是這樣嗎？

錯，情況并非如此。負債的家庭是欠別人錢；但是全世界經濟則是欠自己錢。一國確實可以向其他國家借錢，但美國其實自2008年以來對外借款數量較之前減少了，而對于世界其它地區來講，歐洲是一個凈貸出地區。

由于債務是我們自己欠自己的錢，因此，它并不會直接讓經濟體變得更窮（還債也不會讓我們更有錢）。的確，債務會威脅到金融穩定，但是如果減債最終會造成通貨緊縮、經濟蕭條，這一情況并不會好轉。

這將我們帶回到當前的問題上來，因為去杠桿化的全面失敗與歐洲政治危機之間有著直接聯系。

歐洲的領導人一致認為，經濟危機是由開支過度以及因此而入不敷出的國家引發的。因此，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堅稱，下一步必須重返節省開支。她宣稱，歐洲應仿效以節儉聞名的斯瓦比亞主婦。

這是對漸行漸近的災難開出的一劑藥方。歐洲的債務國的確需要勒緊褲腰帶，但是他們被迫接受的緊縮政策卻極其嚴苛。與此同時，德國以及其他核心經濟體本應增加開支以抵消周邊國家的緊縮影響，但它們卻也縮減了開支。結果就是，創造了一個不可能使負債率降低的環境：實際增長變得慢如蝸牛，通貨膨脹下降到幾乎為零，在狀況最糟的國家，發生了全面通縮。

在極長時間里，受苦的選民們一直對這一政策災難保持忍耐，他們相信精英們的承諾，即很快就能看到付出會有所回報。但是，隨著問題持續不止，看不到進展，不可避免地會變得激進。任何對希臘左派勝利或西班牙反建制勢力抬頭感到意外的人都沒有認真看問題。

盡管博彩業給出的高賠率，認為希臘會退出歐元區，但沒人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么。也許損失也會到此為止，但我不相信——希臘退出歐元區很有可能會威脅到整個歐元貨幣計劃。如果歐元真的失敗了，它的墓志銘應該是：“死于不當類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