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著名專欄作家及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在2月23日發表專欄文章《知識不是力量》，指出現在美國的貧富不均問題的根源在于權力不均，企業的利潤并沒有讓雇員受益，而是大量地流入到企業領導層和華爾街。因此，知識與技能并不能富裕的力量。以下是全文，供參考。

經?？次椅恼碌娜司椭?，有時我會嘲笑那些“一本正經的人”:那些政客和專家總是很莊嚴地重復著聽上去很理智和現實的陳舊思想。不過，問題是聽上去很嚴肅與真的嚴肅完全是兩碼事，有些表面理智的立場實際上只是躲避真正難題的方法而已。

當然，近幾年來的一個主要例子就是鮑爾斯-辛普森主義（Bowles-Simpsonism）——他們將精英討論的重心從現在的高失業率困境轉移到如何支付幾十年后的社保項目這個所謂的關鍵問題上。我很高興地說，這種偏執正在減退。但是，我感覺到又有一種包裹著嚴肅思考外衣，實則是逃避問題的觀點

正在上升。這次是他們逃避問題的方法是將我們對國家貧富差距問題的探討轉移到對所謂教育問題的討論。

說這是一種逃避行為，是因為無論嚴肅人士們是否愿意相信，日益嚴重的社會貧富差距與教育無關，這與權力有關。

先澄清一下：我贊成人們接受良好教育。教育是我的良師益友。每個人都應該有機會接受教育且負擔得起。不過，我不斷看到的是人們堅持認為疲軟的就業機會、不見漲的薪金和擴大的貧富不均的根源是教育的失敗。這個觀點聽上去是經過慎重考慮的，但實際上與事實不符，更不用說，它其實是一種隱藏真實不可避免的黨派辯論的手段。

認為教育是美國問題的核心的人是這樣論證的：我們處在在一個科技發生史無前例變化的時代，大量美國工人缺乏新時代的技能。這種“技能鴻溝”阻礙了經濟發展，原因是企業找不到需要的工人。這種“技能鴻溝”制造了貧富差距，因為擁有新技能工人的工資在上漲，而缺乏技能的工人的工資沒有增長甚至可能還會下跌。因此，我們需要的是更多更好的教育。

我想，大家肯定多次聽過類似的觀點：在日早晨的電視采訪中，或是在商業領袖（如摩根大通的CEO杰米·戴蒙）的觀點文章中，抑或是在布魯金斯研究所溫和派的漢密爾頓項目的“框架文件”（framing papers）中。這種觀點四處傳播，很多人認為它毫無疑問是對的。但事實并非如此。

首先，技術變化真有如此之迅速嗎？“我們需要會飛汽車，但我們只得到了140個字，”風險投資者彼得·蒂爾說道。生產力在1995年后曾有短暫的飛速提高，但現在似乎突然減速了。

其次，沒有證據表明技能鴻溝抑制了就業。畢竟，如果企業急需擁有某種技能的工人，他們理應通過提供更高的工資吸引工人。那么，這些能賺大錢的職業在哪兒呢？這些例子隨處可見。很有意思的是，近來工資上漲最大的群體中有一些是技術型體力勞動者，如縫紉工和鍋爐工，因為有些制造業回流美國。那種認為美國普遍需求高級技術工人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

最后，雖然教育導致貧富不均的觀點曾經似乎很有道理，但長久以來就與現實不符了?！皳碛凶罡呒寄芎妥罡吖べY人群的工資還在穩步增長”漢密爾頓項目的文章說。實際上，從20世紀90年代后期開始，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受過高等教育美國人的收入已沒有增長了。

那到底怎么回事呢？作為國民收入一部分的公司利潤猛增，而投資回報率卻沒有上漲的跡象。這怎么可能？如果上漲的利潤反映的是壟斷力量而不是投資回報，你就會看到這樣的情形。

對于工資與薪金來說，與大學學歷無關——所有巨額的收益都進入了一小部分處于公司或金融業上層戰略地位的人的口袋。日益擴大的貧富不均與誰擁有知識無關，而是與誰擁有權力有關。

現在，我們要努力糾正這種權力不平等現象。我們可以對大集團和富人征更高的稅，給幫助工薪家庭的項目注資。我們可以提高最低工資水平，幫助工人組織起來。真正認真地想辦法讓美國貧富差距縮小，這并不難。

不過，有鑒于現在美國的多數派政黨正堅定地要推進相反的政策，提出上述措施似乎讓人感覺有黨派化之嫌。因此，還是把整件事看作是教育問題吧。法這，我們應該認識到，這種大多數人的逃避是一種非常不嚴肅的幻想。

譯者：瓊瓊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