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出臺了《關于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若干意見》，其中的第28條提出“改進和完善國內生產總值核算方法，體現創新的經濟價值。研究建立科技創新、知識產權與產業發展相結合的創新驅動發展評價指標，并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痹谖覈洕M入新常態，追求經濟增長的效益和質量更為關鍵，推動社會發展，環境改善同樣越來越重要，這表明以GDP論英雄的考核指揮棒已被摒棄，在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今天，在國家層面迫切需要創新宏觀調控的手段，即建立地方激勵的新機制。

如何看待GDP是20世紀人類最偉大的發明

GDP是國內生產總值（GrossDomesticProduct)的簡稱，是指在一定時期內（一個季度或一年），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中所生產出的全部最終產品和勞務的價值，常被公認為衡量國家經濟狀況的最佳指標。它不但可反映一個國家的經濟表現，更可以反映一國的國力與財富。上世紀30年代經濟危機在美國爆發,導致百業凋敝、民生艱辛,嚴重沖擊經濟、政治和社會秩序,政府尚未建立起官方統計體系,僅知道經濟形勢的零星信息,缺乏刻畫經濟全貌的關鍵指標,導致經濟決策猶如在黑暗里摸索,異常艱難，經濟危機迫使美國開始建立經濟總量測度體系。1932年,時任美國總統的羅斯福為應對經濟危機,在國會的要求下,商務部同國民經濟研究所的西蒙·庫茲涅茨等經濟學家密切合作,開創性地編制了1929—1932年全美國民收入數據。最初的統計指標是“國民收入”(NI),而不是GDP。1934年1月4日,美國商務部內外貿易局向國會金融委員會正式呈遞《國民收入報告(1929—1932)》,這一天被后人視為GDP的誕生日。與此相似,在1947年的英國,經濟學家斯通也撰寫了報告《國民收入和相關總量的定義和測度》。

現代真正意義上的GDP誕生是在1965年,美國統計部門首次編制分產業的GDP數據,以更好地把握生產結構特征。但是,直到1991年,美國才正式將GNP統計改為GDP統計,以同就業、生產率和工業產出等核心經濟指標保持一致。美英兩國的統計實踐成為GDP國際統計標準的基石，在美英兩國上述實踐的基礎上,聯合國以GDP統計為核心,于1953年、1968年、1993年和2008年分別推出“國民賬戶體系”(SNA)共4個版本,作為宏觀經濟統計的全球標準。因為上述開創性的貢獻,庫茲涅茨和斯通兩位經濟學家分別于1971年和1984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薩繆爾森認為,GDP是20世紀最偉大的發明之一。上世紀30年代,GDP等經濟總量指標誕生之時,正是凱恩斯發表現代宏觀經濟學奠基之作《就業、利息、貨幣通論》之際。從此,GDP核算與現代宏觀經濟學相互促進,共同發展,成為現代宏觀經濟分析的支柱,而宏觀經濟學也成為全球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內經世濟用的超級“顯學”。但對GDP是否科學的質疑也始終伴隨著這個盡人皆知的統計指標，為此改進和完善GDP核算方法一直是聯合國統計司和世界各國統計界研究的重點。

GDP等經濟總量的核算方法和統計制度建立已81年，現被世界各國所采納并取得了輝煌成就,為所在國的決策者判斷經濟走勢、決定政策取向并精細調整力度與預測提供了根本的依據。以美國為例，通過GDP引導市場主體理性決策,促進經濟平穩運行。如在1945年之前的92年間,美國經濟出現6次嚴重蕭條,其中最嚴重的是1932年GDP比上年下降13%,平均每次持續約36個月;而在1959年至今的55年間,衰退僅5次,其中GDP降幅最大的是2009年,也僅2.8%。自2008年以來，美國政府開始研究建立“關鍵的國家指標體系”,已經在傳統GDP統計標準上新增了100多個數據點。

我國GDP核算方法的改進和完善

GDP核算方法準確記錄了特定地理范圍內的絕大部分經濟活動,并最大程度地予以綜合,成為診斷經濟總趨勢的關鍵指標，GDP為世界各國了解、評判和預測經濟運行總趨勢提供了關鍵信息。GDP就像燈塔一樣,指引政策制定者判斷經濟冷熱、決定政策取向并精細調整力度與節奏,也幫助企業分析市場機遇和挑戰,做出于己有利的經濟決策。同時，以市場為核心理念的GDP核算不斷完善,對各國的市場治理和完善起到了積極作用,促進了全球經濟的市場化。截至2014年,除個別國家外,市場體制已一統世界經濟,200多個國家和地區定期向聯合國統計司報告GDP數據。

建國以來，我國國民經濟核算方法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1952年至1984年，是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簡稱MPS)的建立和發展階段，主要參照前蘇聯的統計模式，核心指標是工農業總產值和MPS體系的國民收入，這一時期我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是與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宏觀管理需求相適應的；第二階段，1985年至1992年，是從MPS體系向市場經濟國家普遍采用的SNA體系的轉軌階段，核心指標是MPS體系的國民收入和SNA體系的國內生產總值并存，標志性文件是依據1968年SNA于1992年制定的《中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試行方案)》；這一時期我國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是與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條件下的宏觀管理需求相適應的。第三階段，1993年至現在，是1993年SNA的全面實施階段，標志性文件是依據1993年SNA制定的《中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2002)》，這一時期我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是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發展條件下的宏觀管理需求相適應的。

從我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建立和發展可以看出，是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國民經濟核算國際標準的修訂而變化的，需要在國民經濟核算中予以反映，其中比較重要的有對GDP、居民收入和國民總收入等指標影響較大的變化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引入知識產權產品概念，將研究與開發支出等計入GDP。這是因為隨著科技的進步和文化的發展，科研成果、計算機軟件、數據庫、文學藝術作品等產品在推動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越來越大，并且越來越多地具有固定資產的性質：二是引入“經濟所有權”概念，使核算結果更加反映實際。這是因為經濟所有權是承擔經濟責任和享有經濟收益的權利，它是相對于法定所有權而言的，當經濟所有權與法定所有權分離時，按經濟所有權核算更接近實際情況;三是將雇員股票期權計入勞動者報酬。雇員股票期權是指一個公司授予其部分員工在未來一個約定的日期或一段時間內，按照預先確定的價格和條件購買一定數量的公司股票的權利，是作為對員工的酬勞或激勵而給予他們的，具有勞動者報酬的屬性。

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科技創新的活動強度不斷上升。2000年，我國R&D支出相當于當年GDP的比重是1.00%。2014年，這個比重已經達到2.09%。為此改進和完善GDP核算方法以體現創新的經濟價值，既是我國科技創新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內在要求，又符合國際潮流。2014年1月，國家統計局下發《全面深化統計改革總體方案》，明確要求“將研發支出作為固定資本形成計入GDP”和“編制資產負債表，摸清國家財富家底”。目前，R&D等創新活動計入GDP、編制國家資產負債表的只有美國等少數國家，國家統計局也將于今年年內推出我國新的GDP核算體系，核算R&D的經濟價值和編制國家資產負債表。

如何看待我國GDP的考核方法

上世紀七十年代，我國實行改革開放戰略，GDP核算方法也和國際GDP核算方法與統計制度日益接軌，通過深化統計改革，建立了我國的現代統計制度和統計方法，也確立了我國在聯合國統計委員會的地位。但在如何看待GDP考核方法問題上，從唯物辯證法的角度來看，也有一個認識過程并存在認識上的誤區。

客觀地說，過去用GDP考核方法，對促進地方競爭、激發地方活力是過去30多年我國經濟成功的秘訣之一。盡管地方競爭產生了一系列不良后果，如惡性競爭、地方保護、市場分割、結構扭曲、產能過剩、環境污染等，但地方競爭所激發的活力以及創造的經濟增長奇跡也是有目共睹的。這也是特定時期的地方競爭模式，是相應制度體系下地方政府的理性選擇，這一制度體系包括“GDP為綱”的政績考核方法、官員選拔制度，以間接稅為主、過于依賴企業稅收的財稅體制等。我們今天反思過去地方惡性競爭所帶來的這些負面影響，決不能否認地方競爭在當時特定環境下是一種充滿活力的機制。

進入2015年，人們注意到許多省市在“兩會”通過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都紛紛下調了GDP指標，像上海等一些省市的政府工作報告甚至不提GDP指標。在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大背景下，出現這種情況是在情理之中，從一定意義上講，這是一大進步。因為在我國發展新階段，追求增長的效益和質量更為關鍵，推動社會發展、環境改善同樣重要。這表明“不以GDP論英雄”的宏觀調控新指揮棒已經發揮作用。但凡事不能走極端，過去的唯GDP不可取，現在去除GDP同樣不可取，從哲學的角度來說，倒洗澡水不能連同嬰兒一起倒掉。事實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重要衡量的硬性指標的實現都與GDP增長密切相關，這就要求我們不能去掉GDP指標。

更尤為需要引起我們注意的是，與下調GDP指標或取消GDP指標的同時，還可能出現其他一些問題，如出現一些地方的干部精神狀態和干勁明顯不足，即便有了工作的實施項目和經費，但在落實過程中也往往缺乏以往的積極性和主動性。究其原因：一是從消極層面理解不唯GDP，即認為推動經濟增長不重要了，致使工作缺乏動力；二是改革的深入推進使得利益格局處在調整之中，而相關改革配套實施方案還不十分明晰，在此情況下選擇了觀望，致使工作缺乏壓力；此外還存在體制、機制方面的中央和地方權責不清、激勵不相容問題。上述因素有可能使得地方競爭的原有動力逐漸流失，地方推動發展的積極性趨于減弱。這表明，更深層次的問題不是要不要GDP考核的問題，事實上很少有人贊同完全不要GDP，而是在現有的環境下，如果不以GDP為指揮棒，還能有什么激勵機制來調動地方的積極性。因此，在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今天，創新宏觀調控的一項緊要任務就是建立地方激勵新機制。

經濟新常態下的GDP考核方法

GDP是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中總量核算的中心指標，它可以全面反映國民經濟的總體規模，可以綜合反映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貧富狀況和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在我國四個全面推進小康進程中，新常態需要新型地方競爭模式與之相適應，開啟超越GDP的新型地方競爭模式，GDP考核方法的改進和完善需要從以下兩個方面激發地方競爭活力：

在社會和經濟轉型的今天，GDP考核方法的改進和完善要把重點放在理順中央和地方權責關系上。當前需要地方政府做的事情多、責任大，但相應的財權財力不夠。列如在稅收方面，地方以前依賴的是土地財政、增值稅分成以及營業稅等，現在土地財政難以持續，營改增也削弱了地方的稅收來源。同時，盡管地方承擔支出比重高，但在具體事項上自主權不足，這就使得中央和地方財政安排出現了激勵不相容。對此需要作出相應調整，以調動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一是中央政府部門應進一步集中財力使用方向，減少專項轉移支付，相應減少對地方的不當干預。地方政府也應集中財力使用方向，從而事實上增強財力自主權；二是推進消費稅改革，在征收上從生產環節后移到流通領域和零售環節，并改由地方征收。這樣，地方將有動力采取措施促進消費，包括提高居民收入、改善消費環境、加強市場監管以至生態環境等，從而不但擴大本地居民消費，而且吸引外埠居民來消費三是適當提高地方在增值稅中的分成比例，從而擴大地方財權，激發地方活力；四是允許地方政府在不違反國家政策統一性的前提下，結合本地實際開征部分地方性稅種，培養地方稅源，壯大地方財力。

GDP考核方法的改進和完善，要由競爭GDP轉變為競爭公共產品和服務，這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城鎮化快速推進對地方政府提出的新要求。就趕超型國家的地方政府而言，在發展初期更重要的是地區經濟功能，包括經濟增長、產業發展、稅收創造等，這在我國過去主要表現為圍繞GDP的競爭。經濟社會發展到今天，特別是在城鎮化超常推進過程中，公共產品和服務提供一時成為短板，這包括治安、教育、醫療、社區服務、生態環境、社會保障（包括保障性住房）等。由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所引發的地方競爭一般被概括為“用腳投票”理論，即哪個地方提供的公共產品和服務最適合需要，人們就會選擇去哪個地方居住。這種“用腳投票”的方式會激勵地方政府努力提供適應居民消費偏好的公共產品和服務。這一理論是通過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種類、數量與質量來衡量地方政府治理水平，是值得我們借鑒的。從競爭GDP到競爭公共產品和服務，意味著將弱化對地方政府的GDP考核，而將公共服務、市場監管、就業水平、社會保障、治安維護、環境保護等統計指標擺在更為突出位置重點進行考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