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前，在一份很有趣的論文中，經濟史學家彼得·特明做了一個以大學經濟史衰弱為課題的研究，他感到十分惋惜。他舉了麻省理工學院的例子佐證他的觀點：在20世紀70年代，經濟史這門科目達到頂峰，有三名教科人員在教授這門課。但自此之后，這門課開始衰弱，到2010年左右，這門課已經完全消失，也無人授課。

不過，經濟史真地消失殆盡了嗎？英國的經濟史學會在特爾福德舉行了為期三天的年度會議，試圖展示經濟史仍然活著并且充滿活力。與會的經濟史學家表示對經濟史未來看好。盡管但經濟史在麻省理工這類研究性大學的不幸從美國蔓延至歐洲，但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經濟顯示出了稍微復蘇的跡象。有個觀點也許能解釋這個現象，正如我們在2013年所指出的，學者、決策者和民眾相信以經濟史為鑒，能避免金融危機走向更糟糕的境況。

然而，很明顯復蘇后的經濟活力在經濟學界存在爭議，不同的學者觀點各不相同。尤其是近幾年來，經濟學三大問題矚目，比起本身的理論層面，已經變成了經濟史的戰爭。

第一，從卡門·萊因哈特和肯尼斯·羅格夫關于債務和經濟增長的論點可以得知。2010年，他們在全世界范圍內選取兩個國家的經濟數據，這兩位來自哈佛大學的學者發現，當一個國家的債務率高達90%時，該國的經濟增長會急劇降低。此時，執政者會立即做出判斷，在幾年內施行通貨緊縮的效果會如何。不過，這并不意味著他們必然正確。2013年，三位馬薩諸塞大學阿姆赫斯特分校的經濟學家發現，電子試算表的失誤導致了計算結果的偏差，事實上，并不能計算出90%債務率會導致經濟增長急速降低的結果。而且在2014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經濟學者的研究表明，當經濟發展在異常時期，比如二戰這樣的特殊時期，不能代入卡門·萊因哈特和肯尼斯-羅格夫的數據，因為與他們的得出結論不相符合。

經濟學界關于已推論出的歷史模型的關聯關系和因果關系仍然存在爭議。這不只是唯一一塊關于經濟史爭議主要占據經濟學的區域。最近托馬斯·皮凱提和馬修·羅尼關于發達國家貧富懸殊加劇是否源于大部分的資本報酬率提高，尤其是房產的爭辯，是一場經濟史之爭，也是一場經濟學之爭。

在歐洲，這種傾向可見于實際決策。經濟學家和決策者關于尋找歐元區債務危機的最佳對策時，由于不同的歷史解釋，常常爭論不休。一方面，那些反對量化寬松政策的觀點強調了通貨膨脹在歷史上的消極作用，強調了惡性通貨膨脹風險對民主國家的危害，穩健貨幣政策對德國二戰后經濟裨益，主張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另一方面，指出經濟大蕭條時期帶來的通貨緊縮，在20世紀30年代的普遍性失業和低需求的情況下，比通貨膨脹暗藏更加巨大的危險?？偠灾?，決策者之間的經濟辯論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具有歷史色彩。

正如今年經濟史學會最近舉行的會談——托尼講座上劍橋大學三一學院院長馬丁·唐頓所指出的那樣，現如今，經濟史學家在全球經濟管理中扮演著重要角色。這正是解決經濟大衰退造成的后果所形成的體系——比如國際貨幣組織，比如世界銀行和世貿組織——都是經濟大蕭條時期的產物。唐頓先生認為，從經濟大衰退中可以得到一個教訓，那就是這些20世紀40年代建立起來的國際組織防止了以鄰為壑保護主義政策復燃，避免了類似經濟大蕭條時代的世界經濟崩塌。如今的一個問題是如何確保這些國際組織有能力處理各種的利己主義政策，比如貿易保護和囤積外匯儲備，這些仍然是阻礙經濟復蘇的絆腳石。20世紀40年代，當這些國際組織建立之初，有許多旨在避免以上問題的觀點受到了排擠。盡管當年他們被忽視了，如今他們將要受到再次檢閱。

為了調查這些，也為了調查各種各樣經濟學歷史事件，比如國債過重的危害和貧富不均的原因，歷史學家做出的貢獻是十分需要的——事實上，他們大部門是在遠離這些爭辯。作為獨立的學術部門的一門學科研究，在20世界70年代，經濟史可能死了，但是作為經濟學研究和公共策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經濟史是，也應當是十分活躍的。

譯者：邱順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