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著名專欄作家及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在4月20日發表專欄文章《危機邊緣的希臘》，指出歐洲債權人一味地要求希臘實行極端的財政緊縮政策，只會造成希臘民眾的強烈反擊，而激進的左翼聯盟政府上臺就是一個好的例子。同時，他指出，在希臘基本實現收支盈余的情況下，合理地接受當選政府的要求，給希臘一點時間，局勢的發展還是有希望的。以下是全文，供參考。

“你不覺得他們想讓我們崩潰嗎？”這是我在希臘短暫而密集的行程中不斷聽到的問題。對此，我的回答是，“他們”并不存在——實際上，希臘面臨的債券人并不是一群強硬而難以和解的人； 他們也不是一群寧愿看到希臘違約并退出歐盟，也不愿左翼政府當選上臺的人。談判桌另一邊的（即其他歐盟成員國）的人比很多希臘人預想的要善良得多。

不過，希臘人這樣的思維方式是可以理解?；貋砗?，我開始擔心希臘和歐洲之間可能爆發地嚴峻危機——一個本可以維持的友好關系的斷裂——這可能對未來局勢產生長久而負面的影響。

事情的緣由是，2009年末，兩個因素導致希臘陷入危機：負債累累；成本和物價上漲，致使國家缺乏競爭力。

對此，歐盟向希臘提供貸款，讓其保持現金流。不過，條件是希臘必須采取極端的財政緊縮政策，包括削減支出和提高稅收。若是美國實行這樣的政策的話，每年有3萬億美元的收入。此外，還要消減工資——低到一個讓人費解的程度——平均工資比工資最高時少少四分之一。

希臘如此巨大的付出本應帶來經濟復蘇。但事實卻是，對購買力的摧毀加劇了經濟衰退，導致產生美國“30年代大蕭條”級的災難以及巨大的人道主義危機。4月18日，我走訪了一家無家可歸者收容所，得知醫療體系瓦解后一個個令人心碎的故事：因為付不起5歐元的門診費，病人被醫院拒之門外；診所由于資金匱乏，經營不下去，看病的病人得不到必要的藥品，諸若此類。

這是一個永無止境的噩夢。然而，希臘政府決心留在歐盟內，害怕債務違約和退出歐盟的后果；希臘選擇年復一年留在這個體制內。最終，希臘人再也無法忍受。在債券人對財政緊縮的要求越來越嚴苛——到了會讓希臘經濟下跌8%，失業率上升至30%的程度——整個國家投票選出左翼激進聯盟Syriza（而不是中左翼）上臺執政。左翼激進聯盟承諾改變希臘的狀況。那么，希臘能避免退出歐盟的命運嗎？

答案是肯定的。但Syriza的勝利讓人覺得很諷刺，因為這出現在一個本來可能會出現可行的折中方案情況下。

關鍵是，希臘退出歐盟的代價極高，是毀滅性的，對其它歐洲國家也會帶來巨大的政治和財政風險。這是歐盟極力避免的，如果存在一個折中適合的代替方案。這樣的方案的確有，也應該有。

2014年末，希臘勉力維持了基本預算盈余（即，不含利息付款），稅收收入大于支出。這是債券人合理要求的界限了，緣木求魚太難。同時，如果能恢復一些穩定性，工資的下調讓希臘人在世界市場人變得有競爭力——或將會使其具有競爭力。

因此，這場交易的形勢也便明朗了：基本面上，希臘同意向債權人作出大筆的債務償還，但支付數額不會無止境的增加，同時停止進一步緊縮財政政策。該交易為經濟復蘇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初期效果也許是緩慢的，但最終能帶來一線希望。

然而，現在這個交易似乎不那么順利。也許如債券人所言，新上臺的希臘政府果真很難打交道。但是，當一個沒有經驗的政黨接管一個聲名狼藉的政府，你又能有多大的期待呢？更重要的是，債券人不斷提出要求——大量縮減養老和公共就業開支——這是新選舉的左翼政府根本不會同意的要求。相對而言，政府能做到的是增大稅收執行力度的改革。正如我之前說的，希臘人通常把這些要求視為打垮其政府的行為，或是讓希臘成為其他債務國的前車之鑒——若他們也無法成功地緊縮財政。

更糟糕的是，政治不穩定正影響稅收收入，導致這來之不易的基本盈余蒸發。當然，在這方面保持耐心是合情合理的：當一個交易達成時，不穩定性將會減少，預算也會改善。但是，在不信任氣氛四下蔓延的情況下，耐心是種稀缺品。

事態不一定要如此發展。確實，為了避免危機，需要債權人預付很大一筆資金——雖然馬上會投入債務付款。但是，可以思考一下另一種方式。歐洲最不需要的就是緊張焦慮地發起另一場災難，這次就是完全不必要的。

譯者：王碧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