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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何

走在街上，前方一對親昵的情侶引起我的好奇，待到再仔細看，竟然是兩個男生。我不禁想起了高調宣布出柜的蒂姆庫克以及李銀河。
“心理疾病”、“流氓罪”，你可能不曾想到同性戀身上貼有這樣的標簽。雖然在2001年4月，《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承認同性戀的性活動并非是心理異常，但這個群體是否真的已經被大眾接納，還是有待商榷的。
它神秘、邊緣、小眾，尤其在艾滋病出現之后，這個群體就一直被前者糾纏不放。談及他們，媒體更愿意用“同性戀問題”而非“同性戀現象”。說到它，大多數人想到的是西方對待這個群體是如何如何開放，而處于東方的我們是異常保守的。
這樣的想法恰恰錯了。
《圣經·舊約·利未記》第二十章如此寫道：“人若與男人茍合，像與女人一樣，他們二人行了可憎的事，總要把他們治死，罪要歸到他們身上?！毙欧钌系鄣臍W洲人，對待同性戀，判刑從苦役到監禁到火刑或者活埋不等。即便是從后來的文藝復興一直到20世紀，西方社會對待同性戀也一直是曖昧模糊的。
而一個可能會讓現代人大跌眼鏡的事實是，在古代中國，對待同性戀群體反倒開明許多。
清代學者紀昀《閱微草堂筆記》卷12中說：“雜說稱孌童始黃帝?！碑斎?，這種說法可能不靠譜，畢竟連黃帝是否確有其人還難以考證。
但無論是漢文帝寵幸鄧通，讓其成為中國歷史上因“色”獲益最多的男人。還是到宋朝興盛起來，男子公然為娼，聚集成風月作坊，以至于到了宋徽宗時，不得不立法：“男為娼，杖一百，告者賞錢五十貫?！边@都說明，狎昵孌童的同性戀，從君王貴族的特殊癖好，漸漸擴散到社會民眾中，并且被大眾所接受。
而處于漢宋之間的魏晉南北朝時期，更是好男風，這個時期十分講究品性姿容，這倒跟中世紀之前的古希臘的崇尚同性戀不謀而合。
無論是中國還是國外，關于同性戀的一切似乎都是圍繞男人進行的。難道同性戀僅僅是男人之間的事嗎？女人又去了哪里呢？
《西游記》里有一個女兒國，或許我們不曾想過，在一個沒有男人光臨的地方，她們的性又是如何解決的，或者說女兒國里全部的人都是同性戀？不過吳承恩老先生并沒有在這個問題上糾纏，女人喝水就能懷孕繁衍后代的情節，似乎算是解決了人口繁衍的問題，但關于“性”，似乎就這么遮遮掩掩的過去了。
這不禁讓人想起另一部小說當中的虛構之地，《鏡花緣》里，我們的男主角也到了一個全是女人的國度。但是跟前者比起來，這個地方更像是一個母系氏族社會。這里有男人存在，但統治社會的是女人，男人和女人的身份，除了懷孕這個生理因素，其他方面都跟外面的主流社會來了一個徹徹底底的置換。
這兩個虛構的烏托邦國度跟現實比對起來，又是一樣的。若女兒國王不懂性，為何見了唐御弟便拴不住心猿意馬了呢？而在《鏡花緣》里，男女社會身份的置換，應該算是中國最早的關于女權主義直觀的描寫了——雖然這是一個虛構之地。
宿空房，秋夜長，夜長無寐天不明……或許白居易的《上陽白發人》能讓你我明白一二。后宮佳麗三千的皇帝或許并不僅僅滿足于異性戀，時不常的可能還有搞基的嗜好。而處于被選擇地位的女性，由于是處于一個支配的地位，她們不但失去了“性”的自由，更不會有戀的美好。
有性，就會有生理壓抑，壓制不住了，就需要發泄出來。漢武帝時，由于皇后陳氏無子，恩寵日衰，孤獨苦悶之中，便命宮女穿著男子衣冠，與她同寢一室，相愛如夫婦。不想此事被武帝發現，廢除了她的皇后封號，貶至長門宮居住?？磥頍o論是虛構的女兒國，還是現實世界的封建社會，女同性戀的出現都是順理成章的。
只是相較于男同性戀的公然形諸歌詠，女同性戀之間的私密性更濃厚一些。這種私密性是迫于男性的支配地位，女子同性戀存在容忍甚至贊賞的觀念，人們認為女子同性戀是閨閣中必然存在的習俗，只要不觸犯“男女之大防”，女子之間相戀無傷大雅。因此無論是獨鎖深宮的女性，還是士大夫家中的大家閨秀，抑或是小家碧玉，主仆之間，發生點什么關系，生理和心理上，都是迫切需要的，這應該就是現代科學所謂的“境遇性同性戀”吧。
“斜街曲巷趨香車，隱約趨伶貌似花，應怕路人爭看殺，垂簾一幅子兒紗?！薄冻袇草d》里的這首詩，說的是清代男同性戀坐馬車過街的場景。由于清代禁止官吏嫖妓，客觀上堵住了一部分達官貴人通過異性發泄的渠道，因此，男同在這一時期頗為流行。同樣，人們對女同的態度也更加寬容，這一時期男同性戀互稱契哥契弟，女同性戀則結拜金蘭。
人們或許會有疑問，為何三綱五常如此森嚴的國度，對待同性戀的態度卻是如此寬容，看起來不符合常理，但實際上頗符合常理。古代社會，家族延續和人們的感情生活是分開的，更不要說女人作為男人的附庸，男人可以隨時隨地納妾。在沒有一夫一妻的法律約束下，只要保證了香火的延續，其余的事情就可以隨便了。再加上男女授受不親的訓條，客觀上給男男、女女的相處增加了便利和機會。
所以，處于支配地位的古代男性同性戀是瀟灑的玩，女性同性戀除了性的宣泄之外，還有一種心理上的慰藉，或者某些同性戀，僅僅就是精神戀。因此看來，在森嚴的封建時代，只要不挑戰男人的權威，社會就默認了女同的存在，雖然她們沒有男同性戀那樣好的境遇，不能公開渲染。
時代變了，套在同性戀身上的枷鎖不但松動了，而且由于女性地位的提升，使得同性戀已經不再有男女之間的雙重標準。同志一詞有了另一層含義，基友等詞匯在公共輿論里自由穿行，但大眾對同性戀的了解，還是遙遠且模糊的，人們對他們的心理，生活等等一切都是陌生和不成概念的。
這是因為在近代，一方面是精神病學的興起，導致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國內外都把同性戀定義為精神有問題。試想面對一個精神病人，人們難道不會感到不安和害怕嗎？另一方面，一夫一妻制法律化之后，家族延續和夫妻感情生活合二為一了，這跟西方基督教一夫一妻的傳統是一樣的，自然，同性戀的社會生存土壤就消失了。這也正是為何很多人要追求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緣故。最后，我們曾經有一段道德潔癖時期，那個時候別說同性戀，就是異性戀在公開場合做出親昵舉動，都會被當成作風問題，并因此得付出代價。
這一切導致我們對同性戀的態度有了很大轉化。雖然輿論空間寬容了，曾經的緘默，變成了各式各樣的調侃，道德圍垣看似松動了，但實則并沒變。公共環境轉變了方式，改變過去的單純排斥，給了同性戀一片自由的天地，這片空間與主流社會是絕緣的，任其自身自滅。
作為一個可以很大程度上被主流媒體和受眾忽視的群體，對同性戀的寬容也是社會文明進步的一個標志。媒體所能做的走出困境最基本辦法是?：給予同性戀者更多的保護，更多的理解，而不是歧視，拓寬他們的生活空間。報道的時候盡量不歪曲，或者不會為了爭奪眼球而故意使用一些夸張失實的詞語，少使用有色標簽。公眾不應該縱容媒體的歪曲，不應該僅僅是一個看客，而應從理性的角度來解讀。這大概是有效而唯一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