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企業和社團共同組織了一次為期十多天的大型義診，900多名來自全國各地的醫生奔赴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各縣鄉為當地居民診治傷病。我有幸作為隨團記者跟隨十位來自北京的醫生趕赴川甘青三省交界處的阿壩縣查里鄉義診。

大多數有關義診的新聞除了組織者喜歡看，連義診涉及的醫生和病人都不愛看，更不要說其他讀者。在這個信息時代，人們對于有關“慈善”的任何雕飾都覺得多余。在我報道阿壩義診的過程中，這種困擾始終揮之不去。

拋開義診報道“送溫暖，送愛心”的套路，我想從人與地的角度闡釋我對這次義診的觀察。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在阿壩這片藏羌回漢拉鋸爭奪的土地上，剝離開人與地的關系，就不存在阿壩這個“符號”背后一切與義診關聯的內涵。

義診，指涉的內涵是貧窮和多病，是一種從現代性角度出發的，現代群體對落后（往往內涵愚昧）群體的“救助”。但查里鄉的群眾并不貧窮，按照他們的生活方式看，也并不算多病。家家有成群的牦牛，中草藥資源極為豐富，人均壽命七十多歲。更重要的是他們有青山綠水和與之伴生的純粹的信仰。

查里鄉是藏族聚居地。查里在藏語中的意思是“哲學”，當地藏族干部自豪地介紹說，當地居民以好學著稱，對藏族經文和典籍耳熟能詳。七千人口中有五百多人是僧侶，村鎮中最顯著地建筑是雄偉壯麗的藏傳佛教寺廟，金頂朱戶在藍天白云的映襯下顯得威嚴壯麗。

他們很少有人會說漢語，也很少有人愿意走出大山。他們世世代代與這片草原、圣山、河流和藍天為伴。由于傳統勞作和生活方式，他們很多人都患有骨病、包蟲病、皮膚病和婦科疾病，在阿壩州七萬人口中患有大骨節病的人就有一萬多人，是全國大骨節病高發區。

在查里鄉十位醫生每天要接待三百多個患者。他們大多數人都是拄著拐杖，彎著腰，步履蹣跚。診室外，扔在地上最多就是拐杖，各種材質，以樹枝自制的居多。這與我作為一個外來者對草原生活的想象決然不同。草原民族身材魁梧，身軀挺拔。但我看到的是草原和自然殘酷的一面。

更讓我意想不到的是，他們臉上很少有痛苦的表情，不像內地。他們來自周圍幾個村，大都相互熟識，排隊雖然擁擠，但互相還少不了開玩笑和調侃。他們一手拄著拐杖，一手忙著轉轉經筒或撥弄108顆珠子組成的轉經鏈。歲月雕刻的黝黑皮膚之下是一種純然的樂觀和開朗。

通過翻譯，有個叫共云的92歲藏族老爺爺告訴我，拐杖是大自然的禮物，經筒是對佛祖的敬畏。他們身體可能被自然折彎了，但他們的精神卻始終是挺拔的。

為醫生做翻譯的藏族小伙江措對我說，藏族人追求的很簡單，草原和牦牛足以滿足他們對幸福的一切向往，這難道不是藏族人的幸福嗎？因此很少有藏族人愿意離開自己的家鄉。不論是收入豐足還是貧困的家庭，留夠自己的吃喝，大多數財產都捐給了寺廟，那里有他們的精神寄托和靈魂歸宿。我和江措的談話吸引了幾個會說漢語的藏族同胞。他們開玩笑說，在這方面，也許藏族人能夠給對幸福充滿困惑的漢族人來一次精神“義診”。

由于衛生條件較差，藏族患者普遍體味較重，起初很多科室的醫生在做檢查時都感到不適，藏族同胞也會表現得很不好意思和深深的歉意。慢慢接觸多了，藏族同胞的樂觀和淳樸也感染了醫生。經過半天的適應，醫生們已經較好地適應了這些特殊情況，并且能夠更好地從當地的自然和宗教出發理解藏族同胞的生活習俗。

這次義診中給我展現的第二組人地關系是這十位北京醫生與查里。他們原本不認識，但來到新環境，外來者的身份成為他們共同的標志。學醫的人一見面就有很多共同語言，不久大家便熟識了。

在當下的中國，醫生這個群體吸收了很多原本與其身份無關的社會張力，久而久之他們慢慢有了共同的特點：對不同人的包容，對苛刻工作條件的忍耐力，壓力之下的穩定性，堅定的責任感和奉獻精神。

第一天，縣里舉辦了一個簡短的義診啟動儀式。醫生們開始抱怨，來了大半天還沒見到一個病人。他們的工作熱情可見一斑。接下來一上午或者一下午每位醫生要看幾十個病人，但他們往往一口水都來不及喝，一次廁所都沒去過。

石景山八寶山社區醫院理療科的丁永紅醫生克服高原反應，一邊吸氧一邊工作，救治病患的同時，把查里鄉衛生所的數臺理療設備請出庫房，教會當地醫生操作，并且打算利用這次義診完成一份有關對民族地區醫療對口幫扶的調研報告。解放軍305醫院院長沙杭醫生在巡診村里一位麻風病人時，當即拿出隨身攜帶的1500元現金捐給那個獨居的病人。解放軍307醫院骨科大夫范海濤表示非常期望培訓當地醫生，授之以漁，留下一支不走的醫療隊。

團隊里每一位醫生都希望回京后通過醫院與當地衛生所建立長期的培訓和交流機制，利用遠程醫療等先進手段提升當地的公共衛生水平。他們認為在大醫院看來微不足道的投入，能夠換來這些邊遠地區公共衛生事業的顯著進步。

但醫生絕不是天使，他們也抱怨，也開著醫生才能懂的戲謔玩笑。他們都非常擅長利用新鮮事物排解工作壓力，調整心理狀態。對阿壩的草原山水，他們像孩子一樣歡呼雀躍，拍照分享；對查里寺廟的佛堂僧人，他們充滿著好奇和敬意；對藏族病患，他們在有限的工作條件下盡到自己最大的努力，解疑釋惑。 可能是由于阿壩特殊的自然和文化因素，他們在這里的義診更像是與這里的土地在進行交流，患者是他們的服務對象，也是他們認識阿壩，走進阿壩的橋梁。 阿壩縣義診團團長李光偉醫生在啟動儀式上說，醫生們要利用這次機會學習阿壩的文化和精神?，F在看來，此次義診確實起到了這樣的作用。

跟隨他們義診，我沒有鄭重其事地采訪過任何一個醫生、病人和地方官員。做一個安靜的觀察者、傾聽者和思考者，也許是記者在阿壩這樣一個地方采訪義診所能做的最忠于自己使命的事情。和藏人打交道，要有對自然和未知的敬畏；和醫生相處，要有對人性和責任的悲憫。算是這片草原地給我這個旁觀者開的義診“藥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