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盧溝橋事變后，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在國家危亡的時代背景下，中華民族為保存中華民族的文脈，傾舉國之力，將中國的高等院校進行了有史以來的大遷徒，也是中華民族對日本法西斯毀滅人類文明最有力的正義反擊。

抗戰爆發對高校的巨大破壞罄竹難書

抗戰前的上世紀30年代，中國的教育事業尤其是高校事業，已經獲得很大的發展。1927年國民政府成立后，先后實行大學院制與大學區制，1928年頒布了《大學組織法》，1929年頒布了《?？茖W校組織法》，1930年4月教育部召開第二次全國教育會議，進一步加快發展，規范教育事業。截止1931年，全國共有公立大學37所，比1922年增加了3倍。到了戰前的1936年，已有108所大學，?？茖W校30所，獨立學院36所，學生41922人。

1937年抗戰爆發后，日本侵略者以摧毀中國的工業和學校為主要目標，其中蒙受損失最大的是高等教育機關，特別是日寇敵機轟炸破壞常常亦以高等教育機關為重點。日軍侵華戰爭的第一年，就使91所高校遭破壞，10所高校遭完全破壞，25所高校因戰爭而陷于停頓；教職員工減少17%，學生減少50%，直接間接損失達法幣（當時幣值）3274819000元，合當時幣值的美金966023490元。除此外，高校的科研學術成果和極為珍貴的歷史資料及檔案也在戰火中毀滅。日本的侵華戰爭給中國高校帶來無盡的災難，師生顛沛流離、不遑居處、設備奇缺、圖書損失，使得教學與研究難以維持，其精神上損失更難以估量，尤不可數計。近代發展起來的中國現代高等教育，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壞，實為中外罕見。

1937年7月29日、30日兩天，南開大學被日本敵機連續轟炸而化為平地，數輩學人的心血毀于一旦，校長張伯苓憤慨地說："敵人只能毀我南開物質，難毀我南開精神！"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激昂地說："將欲抗頑虜，復興壤，興舊邦，其必由學乎！"在國學大師王國維死后，被人們期待為中國"一代文化托命人"的著名世家出身的學者陳寅恪，在其父喪未舉之際，就秘密攜帶著珍貴的佛家經典離開北京隨學校南遷，他深知自己肩負的使命，決不愿意落入日寇之手，因為"救國經世，尤必以精神學問為根基"。這就是中國知識分子在國難當頭，"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歷史傳統的再現。

在戰火中的三次高校大遷徒

內遷高校與中華民族的抗日大業相始終。內遷高校的歷史，是中華民族抗戰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抗戰史最為災難深重但又光輝難忘的一頁。作為搬遷地的內陸各省，都對高校搬遷提供積極支援，貴州省玉屏縣的縣長發布告說："凡縣內商民，際此國難嚴重，對此振興民族之領導者--各大學生，務須愛護借重，將房屋騰讓，打掃清潔，歡迎入內暫住，并予以種種之便利。"同濟大學校方委托當時的宜賓中元紙廠廠長、同濟校友錢子寧代為尋覓一個能繼續進行教學活動的地點。"同大遷川，李莊歡迎，一切需要，地方供應。"李莊鄉紳以16字電文，解了同濟大學的燃眉之急。據歷史考證，中國高校的內遷，主要走三條路線：一是北方地區的高校，沿著平津冀朝東鐵路或陸路南下；二是華東地區的高校沿著長江或浙江西進；廣東、福建高校主要向西、向北入粵西北和閩西北地區。

危急關頭，為了保全中華文化血脈，許多高校在戰火紛飛中進行遷徒，無數家庭只得自行分散，學子們追隨母校，青年人追隨老師，開始了他們艱辛不屈的轉移與求學。南京中央大學在搬遷四川重慶時，師生與牲畜同遷徒的故事廣為流傳，成為美談。當時，財力拮據和運輸工具受限，農學院的許多教學用的外國牲畜如美國加州牛、荷蘭奶牛、澳洲馬、英國約克夏豬等選種無法遷移，當時校長羅家倫隨師生一同遷徒時，囑咐留守管理牧場的同人，如果日寇逼近南京，這些牲畜可自行處理。然而就在南京淪陷的前兩天，學院牧場的員工將這些牲畜用木船過江到浦口，在從陸路經過安徽、河南轉入湖北宜昌后再用水運到重慶。這一段游牧的生活大約經過了約一年的時間，每天只能走十幾里，而且走一兩天要歇三五天，途中還要受到日寇的追擊。羅家倫校長在回憶錄中寫道："我于一天傍晚的時候，由校進城，在路上見它們到了，仿佛如亂后骨肉重逢一樣，真是有悲喜交加的情緒。領導這個牲畜長征的，是一位管牧場的王酋亭先生，他平時的月薪還不到80元。"

在時間上，從1937年開始到1944年，共進行過三次高校內遷。第一次是抗戰爆發后一年間，共遷移高校共56所，占當時高?？倲?7所的57.50%；第二次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的1941年底至1942年上半年，內遷高校21所，占21.78%;第三次是1944年2月至12月，由于國民黨戰場豫湘桂大潰敗時期，原遷移在這一地區的21所高校，倉促再次搬遷，損失極大。在這三次內遷以第一次為主，其實不少高校遷移次數遠不止一次。如浙江大學在兩年間就有5次大搬遷，途經浙、贛、湘、桂和黔五省，行程5000里。據不完全統計，遷校4次的有東吳大學、國立戲劇學校8所；5次的還有賢銘學院；6次的有河南大學等3所；7次以上的有中山大學、山西大學等5所大學；8次以上的有廣東省文理學院，而遷校2-3次的占絕大數。最終累計，抗戰期間因戰爭影響而遷移的高校約60所，搬遷次數多達300余次。一時，中國的中西部地區，其中尤以西南地區集中了許多高校，大致分布在11個省，四川37所、湖南和江西各12所、廣東和福建各11所、云南和貴州各10所、廣西9所、浙江8所、陜西7所、湖北6所、安徽5所、甘肅和河南及山西各2所。

烽火讀書、艱苦創業

由于內遷高校受到戰爭等因素影響，教學儀器和設備損失嚴重、圖書資料散失、教師學生流散，除個別學校外，許多學校已難以獨立辦學，故采取了合并辦學或聯合辦學的形式。據統計，合并辦學的約占內遷高校的25%。這主要是以某校中的某院系，合并其他高校中，如安徽大學因為許多學生失散而合并入武漢大學。而聯合辦學效果更為明顯，即由幾所高校組成聯合大學，是在抗戰時期高校開展自救、維持生存、求得發展的辦學方式。其中比較著名的有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為主的西南聯合大學，以遷往西安的北平大學、北平師范大學、北洋大學為主的西北聯合大學，以大夏大學、復旦大學為主的東南聯合大學。相對而言，在這三所聯合大學中，以西南聯大創辦最為成功和著名。

為擺脫奴役與亡國滅種的命運，中國的知識分子，團結起來、艱苦創業、烽火辦學，在作一次全民族的生死搏斗。朱自清教授說，文人至此，唯有"弦誦不絕"報國；陳省身回憶到"1937年抗戰開始，清華要我回來，在數學系做教授，所以我離開巴黎，先到美國，然后1937年8月到上海。我們那個時候都痛心于祖國的弱??！恨日本侵略啊。"張伯苓校長對南開大學學生們的警句是："中國不會亡，有我！"1937年11月1日，在長沙臨時大學正式上課，北大校長蔣夢麟說："雖然設備簡陋，學校大致還差強人意，師生精神極佳，圖書館雖然有限，閱讀室卻座無虛席。"錢穆教授說："如果我們把到后方來讀書當作是茍安，不如上前線去作戰的好。我們既然到了這里，就要用上前線的激情來讀書，才對得起國家和前方將士。"到昆明后，錢穆的《國史大綱》出版的扉頁上寫著"謹以此書獻給抗戰的百萬將士"，這部中國通史如今依舊是各大學首先選用的教材。"學生鄧稼先，當初逃出北平，來到昆明，遵照父親送別時的悲壯叮囑，"學科學能救中國"，他報考了西南聯大物理系。被譽為"中國火箭之父"的王希季回憶："我們還要跑警報，跑完警報照樣上課，照樣工作。""我們那個時候，整個的愛國熱情是很高的。學，就是為了要打贏日本人。"

抗戰時期烽火連天，手無寸鐵的讀書人如何生存？大學何以繼續發展？后來的南開大學校長楊石先回憶道："當時的條件很差，但惡劣的環境磨練了大家的意志。同學們懷著中興之只刻苦讀書，許多人的論文是在茶館里完成的。校舍和教室是泥墻草頂，往往是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外面雨已停，里面還在滴。物質條件如此之差，然而精神條件并不缺乏"。正是全體師生的這種求學報國的堅定信念，才使得能在艱難困苦條件下堅持學習。美國著名漢學家費正清1942年來中國，在重慶與許多老朋友相聚，親眼目睹他們的生活狀況，極為感慨："這些曾接受過現代教育的學術界領袖人物，卻仍為他們的事業而繼續日夜辛勞。逃難到四川已使他們的生活水平進一步下降，現在他們過的日子是跟農民同一水準的生活--用木桶擔水，以米飯為主食，燃燒木炭取暖，沒有抽水馬桶。"費正清還回憶到："蔣夢麟（北大校長）近來沒做什么。他已困難到山窮水盡，靠典賣僅剩的衣物、書籍而維持生活，他的夫人現在正在設法尋找工作。而他自己則回到昆明去擔任中國最高學府的校長。跟梅貽琦（清華校長）相比，蔣夢麟的經濟境況還稍勝一籌。梅夫人化名找到一個工作，結果被發現，只得中輟。"在當時的西南聯大，就傳頌著梅貽琦校長夫人率領一群教授夫人們推磨做點心，提籃到昆明"冠生園"去賣的故事，成為"抗戰一定要勝利"的無聲楷模。"為人師表"的學者們正是在烽火歲月中磨礪和打造了自己，成為那個時代的偉岸君子。正如西南聯大校歌所唱的那樣："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杰。便一成三戶壯懷難折。多難殷憂新國運，動心忍性希前哲。待驅除仇寇復神京，還燕碣。"

弦誦不絕 英才云集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烽煙四起，包括北大、清華、南開在內的大批中國大學內遷?？箲饎倮?，這些大學的教授與學生英才輩出。這不僅意味著中國高校保存了學術實力、賡續了文化命脈，培養了國家的急需人才、也開拓內陸省份的教育空間，更為重要的是表達了一種民族精神及抗戰必勝的堅強信念。

季羨林教授沒有經歷中國的抗戰，戰火阻隔，當時他在德國的燈火管制之夜里留學，但他對中國焦土上有這樣的戰時大學感到驚訝，認為讀書需要安靜，可是西南聯大在戰爭環境里，書卻讀得那么好，出了很多人才，民主運動也轟轟烈烈，值得研究。雖然中國的象牙塔在戰火中倒塌，但象牙塔里的師生走了出來，他們堅持戰時教育，抗日與文脈始終相銜。隨著日寇的入侵，南方許多省份的大學和中學也紛紛內遷，內陸各省的教育廳，都在各地設立臨時的聯合中學，沿途收納逃難的青年。在內移的過程中，這些學校教育沒有中斷，淪陷區還有無數的青少年不愿受日本教育，紛紛逃到內遷省份，有的投靠親友，有的流落各方。國民黨政要陳立夫當時還竭力主張收容教育淪陷區青年。"當年他有一句話遍告政要："孩子進流亡學校，至少他的父母不會去當漢奸。"同時，他也一向反對將學生編進部隊當兵，又用一句話遍告政要："現在還沒到送學生上前線的時候。"他這兩句名言作用很大，成全了千萬矢志求學的下一代，功德無量。1994年，陳立夫出版的回憶錄《成敗之鑒》一文中寫道，他"不顧當時行政院政務處和財政部內部人員反對"，批準了救濟戰區（淪陷區）青年的方案，規定淪陷區青年在后方中等以上學校讀書由國庫支給貸金，"這一筆龐大的費用，在國家財務支出上僅次于軍費"。

艱難困苦，磨練了一代學人，聯大出現了一個輝煌時期，科學人才與革命志士同時涌現，給中國教育歷史帶來了殊榮。一批由著名建筑家梁思成夫婦設計的土坯鐵皮屋出現在昆明城西，這就是西南聯大的"新校舍"。從這些鐵皮或草頂的土屋里，走出了使中華民族崛起的一代精英，以西南聯大為例，到1945年抗戰勝利，西南聯大已從原先的4個學院、17個系、982名學生，發展成為具有5個學院、26個系、2個專修科、350多名教師（其中教授和副教授占一半）、3277名學生的全國最大的一所大學。辦學之所以成功，與擁有一大批著名教授是分不開的。如文學院有馮友蘭、朱自清、聞一多、陳寅恪、游國恩、雷海宗、傅斯年、錢穆、湯用彤、金岳霖、賀麟、吳晗、邵循正、鄭天挺、吳宓和朱光潛等；理學院有吳有訓、葉企孫、陳省身、姜立夫、華羅庚、吳大猷、朱物華、王竹溪、張文裕等；法商學院有陳序經、陳岱孫、張奚若、錢端升、羅隆基、羅文干、潘光旦等；工學院有李模灸、莊前鼎、劉仙洲、馬大猷等。均為一時之選，許多是學術界的權威。尤其是物理系的教授群均為著名學者，在當時是空前的，培養出了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李政道，新中國"兩彈"元勛鄧稼先、工程熱物理學家吳仲華等，顯赫一時。

梅貽琦校長的名言道出了中華獨有的大學理念。"所謂大學，非有'大樓'之謂也，乃有'大師'之謂也。"它與《陋室銘》的優秀傳統遙相呼應，在這個學術與教育流亡的戰爭年代里，更顯示出一個民族的文化自信力。在中國被戰爭封鎖的年代里，梅校長托人從歐美購來大學教科書的樣本，由上海的商務印書館成批復印，再輾轉香港運到昆明，使得西南聯大的教學一直與國際一流大學接軌。當時，百家爭鳴的學風在西南聯大盛行。羅庸講《唐詩》，第二年聞一多也開《唐詩》，兩人的風格、內容各異，同學受益很多。沈有鼎為哲學系開《周易》課，只有三五個學生來聽講，聞一多也坐在學生中聽講。鄭昕開"康德哲學課"，數學系程毓淮也來聽課。陳寅恪講"佛典翻譯文學"，中文系、歷史系、哲學系的助教、講師多來聽課，本科生不多，遂有"教授的教授'的稱號"。學生中跨系聽課蔚然成風，聯大工學院的學生有的走好幾里路到校本部聽文科的課。聯大老師講課也是絕對自由，講什么，怎么講，全由教師自己掌握。連大學入學考試的標準也沒有標準一說。加之戰時的條件限制了研究的進行，大師們轉向投入"本科"的教學，這使得西南聯大的學生一入門就受到"研究生"規格的啟蒙，使學生受益無窮，當楊振寧等人在1945年后"留美"時，他們發現自己掌握的知識并不比別人差。

近代以來，中國的大學基本上集中在東部沿江、沿海的京津與首都北平附近地區，高校資源嚴重失衡。經過此次大遷移，高校在區域分布上有了很大的改變，使得高校的分布在一定程度上趨于平衡。誠如后人所說的那樣，抗戰高校內遷"保存了中華民族最精要的資本，促進了抗戰事業的進步和勝利，有助于后方經濟建設和中國現代化事業，促進了貧瘠落后地區教育的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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