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爆發后 ,特別是1937年的"八一三"事變，我國東部沿海地區的工業企業遭到日本侵略軍的全面破壞。為了持久抗戰 ,國民政府決定西遷重慶并定重慶為戰時陪都，同時國民政府策劃和組織了規模巨大的沿江沿海國有企業和部分民營企業遷往西南等內地的計劃。中國工業的大遷徙,是為了躲避日本侵略者對中國工業的摧殘, 在西部地區建立新的國防工業基礎。這次工業內遷是在特殊的歷史背景下的戰時政治經濟的產物,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戰爭的進程和時局的轉換,意義尋常。工業內遷在客觀上起到了中國西部地區的工業在戰時短短的數年，便走完了平時需要數幾十年乃至百余年才能走完的歷程,有力地支持了抗日戰爭,也為中國抗戰勝利奠定了物質基礎。

一、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與工業內遷

中國現代工業主要通過洋務運動，由外國資本所初建，沿海五個條約港口開放后，外資企業逐漸在中國沿海沿江一帶興辦，由于依賴外國資本的官僚資產階級主要也在沿海沿江一帶的條約口岸與通商城市興辦企業。民族資產階級更為弱小，既受外資和官僚資本的壓迫，又不得不依附他們，因資金、交通等原因，他們的企業也主要分布在沿海沿江一帶的少數大城市，導致中國工業布局極不平衡。同時，國民政府的經濟來源與財政收入，也正是建立在沿海沿江一帶城市的工業基礎之上，據統計，上世紀30年代國民政府的財政收入主要依靠城市稅收（包括關稅、鹽稅和統稅），在1931年，中國城市稅收在財政總收入中的比重已達到51%。

抗戰爆發后，由于國民黨"以空間換時間"的戰略方針，致使東南沿海沿江一帶迅速陷落，全國工業遭到毀滅性的打擊和破壞。據不完全統計：紡織業損失了70%、面粉業損失了60%、機器造紙業損失了84%、制堿業損失了82%、火柴業損失了53%、鹽酸業損失了80%。在全國6344家工廠中，損失達到60%。其中對上海的工業遭到一場空前浩劫，在上海工業集中的地區，也是戰火最為猛烈的地區，閘北損失100%，虹口與楊樹浦損失70%。有專家學者研究的結果，認為由于日本的侵略，至少使中國工業化、現代化延誤了20年時間。這是中國現代史上空前的災難，也是中國工業史上的災難。

"九·一八"以后,國民政府針對日本侵略威脅,開始有計劃的為長期抗戰做出準備,其中資源委員會的設立便是該準備的一個具體的措施。資源委員會原由國民政府的國防設計委員會改組于1935年成立，作為抗戰時期一個較為特殊的主辦工業的政府機構，并在當年就擬定了一個以湖南、湖北、江西為基地的"重工業五年計劃"，分為冶金、燃料、化學、機械和電氣五部，這表明國民政府已有了將西部地區尤其是西南地區作為戰略大后方的計劃，抗戰全面爆發后，國民政府不久決定將西南地區作為抵抗侵略的大后方基地。

雖然由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實施組織了沿海沿江的工廠內遷，成立了內遷技術委員會，下設機械、電機、化工、土木工程、公用事業、金融、經濟、法律等12個組。由于受戰時條件的限制，特別是以宋子文為首的官僚資本為謀取本財團利益（時任中國銀行董事長、上海的大批交通工具全部被宋子文所控制）而拒不提供掌管的船運交通工具，使得工業企業內遷工作困難重重。更令人唏噓的是，在歷史上如此著名的工廠內遷事件，竟是首先由上海一批愛國資本家呼吁后，國民政府才為采納。1937年"七七事變"后，上海的形勢日趨緊張，對于集中了全國工業76%以上的沿海沿江工業，應該如何處置？上海的民族資本家強烈要求國民政府盡快拆遷上海各工廠，其中以愛國實業家顏耀秋、胡厥文為代表的上海機械業的廠家，表示自愿將各廠遷移內地大后方，"以應軍需制造之需，增厚長期抗戰之抵抗力量"，也使自己的企業免遭日本破壞。直到1937年8月22日，由上海順昌鐵工廠首批機件在炮聲隆隆中啟運武漢，才為上海工廠內遷開了先河。

二、"敦刻爾克"大撤退

敦刻爾克大撤退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的軍事撤退行動。1940年5月25日，英法聯軍防線在德國機械化部隊快速攻勢下崩潰之后，英軍在敦刻爾克這個位于法國東北部靠近比利時邊境的港口城市進行的當時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軍事撤退行動，以3萬人的代價，掩護了被圍困的40余萬部隊。這項代號為"發電機計劃"的行動使英國最終得以利用各種船只撤出了大量的部隊。雖然這次大規模的撤退行動成功的挽救大量的人力，可是此次撤離，意味著歐洲大陸落入法西斯勢力之手。從此，敦刻爾克就成了在敵不寡眾情況下成功撤退的代名詞。有抗戰研究的專家和學者將1937年中國東部沿海沿江工廠的大遷徙也與之相比，認為這兩者之間有著驚人相似之處，故稱為中國實業界的敦刻爾克。

沿海、沿江工廠的內遷主要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遷往武漢。以武漢為遷廠目的地，主要是因為國民政府先期遷至武漢，故欲與政府同步，以策安全。從1937年下半年到1938年初，沿海、沿江共內遷140余家企業，其中上海最多，共計121家，其余是山東、河南、江蘇、湖北和江西的企業，累計安全運送機器設備共計14600噸，隨行技術工人2500余名。在內遷的運輸工具主要是船運的木船，途中天上有敵機追擊，水面上還需要通行證通過封鎖防線，一路歷經艱辛，航程達數月之久，其困難重重，苦不堪言。結果工廠的機器設備內遷武漢后，發現這里辦廠并不合適，主要原因是武漢戰爭局勢日漸緊張，日軍接踵而來；國民政府在武漢只設辦事處，未有安排大批工廠復工的計劃；作為五省通衢的交通樞紐城市武漢地價高，辦廠的巨額資金難以承受。第二階段是從武漢遷往后方各省。時間上是從1938年10月武漢失守前，當時在漢口養病的國民黨第7戰區司令、四川省主席劉湘聞此消息，為爭取滯留武漢的內地工廠轉移到四川，以四川省政府名義，出臺六項措施，給予優惠和方便，鼓勵當時的武漢516家企業，內遷的304家企業前往四川，結果有60%的企業在武漢危殆，日軍兵臨城下前的10月才基本內遷完畢。第二次內遷，由于過于倉促，損失極大。據國民政府工礦調查處1939年7月1日的統計，共遷出各類物資五萬多噸，實際上運到后方的不到三萬噸。據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在《為亞洲而戰》一書中的統計，在工業大遷移中，約有40萬噸的機器拋棄在長江中，損失十分慘重。

據國民政府經濟部統計處編印的《后方工業概括統計》提供的數據：從1937年下半年至1940年6月歷時3年中，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工業大遷移結果，總計遷出廠礦448家、物資12萬噸、技工1.2萬人，其中上海與長三角的企業占60%以上。這些工廠大部分遷入了四川，達到254家，湖南121家，陜西27家、

廣西25家，其他各省16家。此外，加上一些自動遷移的工廠，整個抗戰時期遷入后方的工廠，總計600余家。

盡管戰時工廠大遷移進行不夠理想，但在中國近代經濟史上，抗戰工廠內遷仍然具有重要而深遠的意義?？箲鹎?，國民政府有一數據令人信服，當時全國符合工廠法規（即有機械動力和30名工人以上的工廠）共有3935家，而上海和沿海城市集中了3298家，占全國的81%，主要集中在上海。相比之下，西部地區相形見絀，抗戰前，西南7?。ù?、康、云、貴、湘、黔、桂）的工廠總共不到300家，僅占全國總數的6.03%。毫無疑問，戰時工廠內遷在相當程度上促進了西部地區的工業發展，對促進大后方的開拓與建設、支援前方與增加軍需、民用產品的供應、發展軍事工業和民用經濟等，都有積極的作用。其歷史意義可以概括為：一是保存了抗戰的經濟力量，奠定了大后方工礦業建設的物資基礎，起到了決定性作用；二是向大后方移植若干現代工業，形成了若干個新的工業中心，改變了全國工礦企業布局不平衡的問題；三是培養和造就了一批工業企業的技術人員；四是工廠內遷帶來的設備機器生產了各種母機，為其他工業的發展提供了物質條件?？梢哉f，全面抗戰爆發的前后，資源委員會致力于中國的工業化建設并組織沿海及工業較發達地區的工業企業布局和內遷，通過工業企業內遷得以保存了國家力量,直接保證了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也為促進中國現代工業的發展特別是內陸工業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三、沈鴻--"陜甘寧邊區工業之父"

在沿海沿江工廠內遷中，不能不提從上海前往延安的利用五金廠老板沈鴻先生，由于他對陜甘寧邊區工業發展所做的貢獻，三次被評為邊區特等勞動模范，毛澤東和林伯渠將沈鴻稱為"陜甘寧邊區工業之父"。

1931年冬，沈鴻在上海從布店同事和親友中集資5000元開辦了"利用五金廠"，制造彈子鎖。當時，這種"洋鎖"是少數洋行，尤其是美國耶勒公司壟斷的產品。耶勒公司曾想花錢收買該鎖廠，遭到沈鴻的拒絕。通過這場商戰，沈鴻一方面痛感民族工業深受外國勢力的壓迫，另一方面又增加了中國貨能與洋貨競爭的信心。于是他開始萌生了制造汽車的雄心，他利用代友人管理汽車隊的機會參加修理、拆裝汽車，同時夜以繼日地鉆研《汽車發動機構造》、《材料學》等書籍。1936年他設計制造了一套制造氣門的機器，得到成功。不久抗日戰爭爆發，沈鴻制造汽車的夢想未能實現。1937年8月13日日軍進攻上海，沈鴻不愿淪為亡國奴，緊接著在9月帶領利用鎖廠的7名技工、10部機床，分乘兩條小木船，隨以胡厥文為首的愛國工商界內遷委員會向大后方遷移。在歷經萬苦抵達武漢之后，沈鴻聞知八路軍平型關抗日大捷，他毅然決定帶全部工人和機器，投奔共產黨，經西安奔赴延安。

沈鴻在安塞縣的山溝里辦起了紅軍唯一的兵工廠--延安兵工廠，擔任了總工程師。在這抗戰八年里，為挽救民族危亡，沈鴻和他的工友接受和解決了一項接一項的技術與生產難題。據統計，在這八年中，沈鴻與延安兵工廠的技術人員和工人共設計制造了供子彈廠、迫擊炮廠、槍廠、火藥廠和前方游動修械廠用的成套機器設備134種型號、數百臺套。還為民用工業，包括制藥、醫療器械、造紙、印刷、造幣、化工、煉鐵、煉焦、玻璃、石油等工廠設計制造了成套機器設備、單機和重要部件400多臺件。研究抗戰史的專家孫果達認為，沈鴻利用他的技術人員和生產設備，作為一家母機生產廠家，遷入陜甘寧邊區后，對邊區的工業經濟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設計生產了200多臺各行各業急需的機器，發展了邊區的工業；二是試煉灰鐵成功，結束了邊區無鐵的歷史，解決了邊區缺乏鐵料的大問題；三是傳授技術，為邊區工業培養了一支專業骨干隊伍。

1942年，發給沈鴻的特等勞動模范獎狀是由毛澤東主席親筆題寫的"無限忠誠"四個大字，還曾同沈鴻談話交流，當毛澤東主席詢問沈鴻，"你是從什么學校出來的？"沈鴻回答"我沒上過學，小時候，從浙江的老家跑到上海協太興布店當學徒，后來同朋友們一起，辦了一家鎖廠。"毛澤東聽后，詼諧地說"有意思，有意思！你這個人搞工業同我學軍事一樣，不是從軍事學校出來的，是要打仗才學起來的。"毛澤東主席在陜甘寧邊區高級干部會議上對他的貢獻給予高度評價："有工業家沈鴻先生自愿以其私有的10部機器遷來邊區，為八路軍服務，沈先生亦來邊區工作。從這時起，又有許多科學技術人員先后來邊區工作，使得邊區聚集了一批科學技術人員，作為建立工業的指導力量。"

1947年4月沈鴻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49年9月，他光榮地出席了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新中國成立后，沈鴻調任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計劃局重工業處處長。他曾陪同周恩來總理赴蘇聯商談支援我國156個項目等工作。1953年起，沈鴻先后任三機部部長助理，電機部副部長，煤炭部副部長，農機部副部長，一機部副部長。1979年任國家機械工業委員會副主任，1982年任機械工業部顧問。1958年5月，在出席中共八屆二中全會期間，他寫信給毛主席建議制造萬噸水壓機，得到批準。當年秋天便開始萬噸水壓機的設計研制工作，沈鴻采用了前所未有的拼焊結構，到1961年底完成了萬噸水壓機的制造、安裝和投入生產，獲得成功。同時期，沈鴻奉周恩來總理之命，協助水電部解決了三門峽水電站15萬千瓦大型水輪機轉子焊接的難題。他還主持中國國防尖端工業所需九大設備的設計制造工作，前后歷時9年，直到1969年才最后完成。在這20年期間，沈鴻還主持了馬鞍山鐵路車輪輪箍軋機、本溪輥寬1700毫米薄鋼板連續式熱軋機、攀枝花鋼鐵公司成套生產設備、舞陽寬4200毫米特厚鋼板軋機的設計制造工程；積極參予了汽車工業技術改造、葛洲壩閘門等工程；主持或參予了從儀器儀表到發電設備，從農業機械到軍工配套的大量工程項目的研究和決策。沈鴻對與人民群眾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輕工等行業也十分關心，他對照相機、高壓鍋的結構改造以及抽水馬桶節水閥的設計，甚至對一瓶繪圖墨水、一根縫衣針的質量提高都曾提出過建設性的技術改進方案，被譽為是多方面的、終生的工程師。

沈鴻還是中國科學院院士，上世紀70年代中期，為了匯總國內外機電工程的知識和經驗，他主持編輯了總共25卷，計3000萬字的《機械工程手冊》和《電機工程手冊》，在80年代，又主持編輯了250萬字的《中國大百科全書o機械工程》卷。1988年6月，沈鴻以82歲高齡離休，享年93歲。

沈鴻--一位冒著抗日烽火攜帶工廠的全部設備和技術工人，從上海奔赴延安而開始其革命生涯，設計生產過從延安第一臺造幣機到新中國第一臺萬噸水壓機的機械工程專家。他只上過小學四年，但一生酷愛學習，在自學和實踐中積累了淵博的知識和極高的工程實踐能力，并有多項發明和創造，曾獲得我國首屆"中國工程科技獎"。沈鴻的一生是為祖國抗戰勝利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做出巨大貢獻的一生，也是其充滿傳奇色彩的一生。在今天紀念中國抗戰勝利70周年時，我們更加緬懷這位共和國的這位傳奇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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