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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火炎  >>  正文
    火炎:深山里的造紙匠
    火炎
    2015年10月27日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我還在上小學,走在窄窄的街道上,道路兩旁隨處可見一些店鋪門口的招牌上寫著各式各樣的“匠”字:“鐵匠”、“鞋匠”、“銀匠”、“泥瓦匠”等,這一切竟不知不覺地融進了記憶。
    我姥姥那一輩兒有個遠房親戚是“鞋匠”,門面不大的鞋店就開在市區繁華地段。我跟大人上街常會去那里,大人們坐著聊天,我就看他干活。每次見他都是胸前掛著塊皮圍裙,胳膊上戴著布袖套,嘴角上銜著幾顆鞋釘,低著頭不停地敲著、縫著,你說你的,他干他的。不管誰和他說話,他只管支應,頭卻不抬一下,眼中只有套在鐵拐砧上的鞋。姥姥常給我們說,這就是個匠人,死認真。
    隨著時代的發展,自動化生產代替了手工制作,匠人越來越少。 一絲不茍,獨具匠心的手工制作逐漸被機械復制所取代,隨之消減的是人對物珍惜的情感。過去有個成語“敝帚自珍”,那種用秸稈苗手工編成的掃帚現在幾近絕跡。制作掃帚的材料來自土地,制作它的是一雙雙長滿老繭的巧手,由此,掃帚仿佛有了根和生命。掃帚苗一根根掉光,又會爛在土壤中,孕育新的生命。今天,誰還會對手里的塑料掃把有珍惜的感情呢?社會化生產的進程導致匠人逐漸消逝,而各種名家粉墨登場,如藝術家、企業家,再后來稱家也不靈了,又開始流行起叫“大師”,其實事情還就是那些事情,叫法變了說明心態變了??蓜e小看這一叫,卻能把人心給叫亂了,名頭是越叫越大,可事情未必是越做越好。整個社會和人心都被這高調的叫法叫得浮躁起來,虛榮起來,做出來的東西也就粗糙起來。
    我總覺得一切與藝術、生產和工藝有關的活計都應植根于最樸實的生活、人性和土地。一旦脫離了這個根,就變成了浮萍,光鮮得很,但久遠不了。所謂匠人是指那些為了生存之需懷著敬畏之心,用專業的精神專心致志地把一件事做到極致的人,要做這樣的人僅僅耐得住寂寞在當今也著實不易。前不久,我在廣西大山深處的深潭村就親眼見到了一群幾乎與世隔絕的匠人并為他們的精神所震撼。
    廣西桂林的靈川縣有個蘭田瑤族自治鄉,這個鄉的深潭村就是個坐落在海拔1500米的半山腰的瑤寨,寨子不大,只有46戶人家,大多是鄧姓的瑤族山民。
    初秋的一個上午,當陽光灑滿深潭時,50多歲的瑤族大嫂鄧秀珍在自家鋪好稻草的梯田里,用插秧的姿勢迅速把一疊疊潮濕的草紙有序地鋪開晾曬。她說這幾天天氣很好,要抓緊時間晾曬。不大工夫晾曬的草紙就把整個稻田覆蓋了,遠遠看去稻田像貼上了馬賽克,空氣中也彌漫起濃濃的草紙特有的竹漿氣味。

    鄧秀珍在自家鋪好稻草的梯田里,把一疊疊潮濕的草紙有序地鋪開晾曬。
    鄧秀珍在自家鋪好稻草的梯田里,把一疊疊潮濕的草紙有序地鋪開晾曬。
    鄧秀珍曬完手中的紙,直起腰,指著不遠處山坡上的棚子說,這些紙都是老公昨天做出來的,昨天晚上分好,十張一疊。
    造紙作坊的棚子搭建在山坡上的一塊平地上,棚子中間是個約一米高的長方形紙漿池。只見一個中年漢子麻利地將手中一個網框像搖篩子一樣在水中兩下一搖,然后一個180度轉身將網上的紙漿揭了下來,整個操作熟練且有節奏,幾秒鐘完成。他身旁右側的臺階上已經碼起了一米多高的漿紙,滴著水的黃澄澄的漿紙,像塊碩大的蛋糕。

    53歲的鄧定良邊干著手中的活兒邊說,做草紙已經有三十多年了。
    53歲的鄧定良邊干著手中的活兒邊說,做草紙已經有三十多年了。

    鄧定良說,我也就是個匠人吧,只能干好這個了,別的也做不了個啥。
    鄧定良說,我也就是個匠人吧,只能干好這個了,別的也做不了個啥。
    53歲的鄧定良邊干著手中的活兒邊說,做草紙已經有三十多年了。他是鄧秀珍的丈夫,進入造紙季節以來,他每天早上6點多就開始做紙,一直要到下午兩三點,撈完一池紙漿就收工。他說,今年草紙的收購價下降了許多,就像這樣干,去年還能掙個萬把來塊錢,可今年這個數兒是掙不到了,所以村里的好多人家也就不做這個,去外面打工去了。
    我看他做工的神情專注,動作嫻熟,揭下的漿紙看上去均勻平展,就夸了他做紙的手藝好。他笑著說,我也就是個匠人吧,只能干好這個了,別的也做不了個啥。
    村干部鄧義珠說,深潭村是一百多年前從廣東潮州一帶遷徙過來的,祖輩們帶來了手工造紙的技能,在還沒有竹子的時候,就用草來造紙,后來家家種起了竹子,就改用竹子作造紙的材料,手藝代代相傳直到現在,從沒有中斷過,生產出的草紙在附近一帶很有名氣。以前用草紙做包裝紙的時候,周邊地區大多都用這里的手工草紙,后來草紙被塑料袋取代了,草紙就只能用在祭祀、祭奠的時候做冥紙。
    與鄧定良不同的是本家兄弟鄧定貴。把造紙作坊搭建在家門口的鄧定貴16歲因為沒錢上學,就開始跟著父親學習造紙手藝。他也是每天早上6點多就開始做紙,差不多到中午12點就剛好能撈完一池紙漿,“也就一擔多的紙吧”鄧定貴說,“中午休息兩個小時,再接著干到晚上8點收工,一天下來可撈兩池紙漿?!币粋€人兩班12個小時大約能做一萬多張草紙。

    鄧定貴一天兩班,12個小時大約能做一萬多張草紙。
    鄧定貴一天兩班,12個小時大約能做一萬多張草紙。

    鄧漢富說攪拌是為剔除紙漿中的粗片、竹節和雜物。
    鄧漢富說攪拌是為剔除紙漿中的粗片、竹節和雜物。
    我粗粗一算,平均每分鐘將近14張紙,4秒多就是一張,而且還要確保質量,簡直就是一架造紙的機器。我問他為何要做兩池紙?他說自己年輕,這樣做下來去年的收入達到三四萬元。
    我問道,是你家種植竹子的產量多吧?他說,恰恰因為我家的竹子產量少,我只好在周邊的山村以每根17元的價格買上一千多塊錢作原料的竹子才行。他說,一天能做兩擔,每擔大約在3200多張,現在的收購價一擔才500元。2013年賣價最高可以賣到720元一擔,去年就降到640元一擔。鄧定貴與我交談時始終沒有停下被水浸泡的發白的雙手,如紙一般平展的臉上沒有太多表情,眼睛里流露出十分簡單的目光,我理解這種簡單其實就是內心的執著,我深信他每天做第一張紙和最后一張紙的標準完全相同。同樣的動作整整做了十六年,從表情到動作他已經算得上是地道的匠人了。
    鄧定貴的父親叫鄧漢富,今年58歲,年紀大了,做紙的活兒干不動了,就幫著兒子打打下手。鄧漢福說他十幾歲就跟著父親開始學做紙,這是他們家一直以來的副業,除了種些稻谷和竹子就剩下做草紙了。

    鄧漢福說這是他們家一直以來的副業,除了種些稻谷和竹子就剩下做草紙了。
    鄧漢福說這是他們家一直以來的副業,除了種些稻谷和竹子就剩下做草紙了。
    鄧定貴說,現在造紙的主要原料就是竹子,從頭到尾共有30多道工序。每年四月份的時候,趁竹筍還沒長成竹子和葉子的時候,砍回嫩竹,剝了青皮,用刀破成片放進池子里,用石灰浸泡漚爛,用行內的話說就是泡竹麻,洗竹麻,腌竹麻,踩竹麻,碾成紙漿后,倒進紙漿槽,再在槽里加入可以使紙分開的潤滑藥物,攪拌,放水。紙漿就制成了,然后開始撈漿,撈完紙漿,接著就要壓干。將木板平整放在貼好的紙堆上,壓上石頭,再踩上壓凳的“杠桿”將紙里的水一點點擠出,直到擠不出為止。
    正常情況下,制漿、拌漿、撈紙和壓紙這些工序,我們都是要趕在白天完成,晚上,一家人就坐下來一張張有層次地分紙。分好紙第二天搬出屋外晾曬,再重新將紙分開、疊齊,然后用鋸齒將捆紙的三面磨光,扎成擔,就可以挑到市場上去賣或者等老板們上門來收購。

    鄧定貴母親身上背著鄧定貴的孩子,用腳攪勻細料。
    鄧定貴母親身上背著鄧定貴的孩子,用腳攪勻細料。
    眼看著鄧定貴將一池紙漿撈完,下一步就進入了壓紙工序。鄧漢富老兩口趁兒子壓紙的功夫,開始用粉碎機碎料,鄧定貴母親身上背著鄧定貴的孩子,用腳攪勻細料,再把細料倒進紙漿池,用長棍進行攪拌,鄧漢富說,攪拌是為剔除漿中的粗片、竹節子。鄧漢富做好了兒子下午造紙的一池紙漿,就回到木樓上開始完成最后一道工序,用竹板把做好的紙捆扎成一擔。
    木樓總共有一百多平方米,大廳占了有60多平米,除了供桌和一些堆在地上的稻谷外,一捆捆等著收購的成品草紙碼放在角落,我順手抽出一張準備打包的草紙細細打量了一下,紙質比過去那種在商店里用于包裝糖果和點心的包裝紙要粗糙一些。
    照亮木樓大廳的是從兩扇小窗戶射進來的光線,大廳角落里坐著一個抽煙的老人,鄧漢富說那是他的父親叫鄧雄紹,今年87歲了,做紙的手藝就是父親教會的。鄧漢富用事先打磨好的竹板將曬干的紙夾好捆緊,再用打磨機將紙的側面毛邊進行三面拋光。坐在一旁的老人吸著煙,用滿意的目光看著鄧漢富手腳麻利地干活,不時地點點頭,自始至終沒有說一句話。
    被打磨光的草紙捆看上去,活像個長方形的紙箱子,若不是從頭到尾看了制作的工序,真不敢想相信眼前這個“紙箱子”就是由造紙匠一張張從水里撈出來摞起來的,也很難想象眼前這些普普通通的瑤族山民就是造紙的匠人。

    坐在一旁吸煙的鄧雄紹老人用一種滿意的目光看著兒子鄧漢富手腳麻利地干活。
    坐在一旁吸煙的鄧雄紹老人用一種滿意的目光看著兒子鄧漢富手腳麻利地干活。
    午飯后,村干部鄧義珠站在自家的窗前,望著還在田里翻曬紙張的鄧秀珍說:“做紙手藝的確很辛苦,前些年還算是不錯的副業,雖說辛苦吧,起碼還能賺到錢,如今,一些沿海城市都用機械造紙,價格便宜許多,把我們的紙價壓了下來,再這樣下去,連本錢都不夠,誰還敢做啊。要是沒人做,怎能把這個手藝繼續傳承下去?!笨跉庵辛髀冻鰬n慮和無奈。
    從一進村寨看到鄧秀珍插秧式地曬紙到鄧氏三代做紙張的態度和技藝,某種意義上他們的行為似乎已經超出了滿足生存需求的范疇,而是把一種手藝做到專業,做到完美。他們仿佛就像一部造紙的機器,質量標準都印在心里握在手上。盡管紙張價格的起伏是由市場決定的,但他們在做活的時候,似乎已經超出了僅僅是生產商品的目的,完全就是為了做好每一張紙,做好這一件事,我感受到的是真正的匠人的魅力,一種堅守鍥而不舍,兢兢業業的職業操守的精神。
    我想,如果有關機構在搜集、整理非物質文化遺產時更主動一些,更深入一些,而不是守株待兔式地等待著地方前來申報,相信像這樣散落在山寨里的具有特定歷史和文化價值的老手藝就不至于以“來不及登記”的速度消亡,因為它們理應得到保護和傳承。
    市場經濟和現代化的進程把標準化生產推向極致,我們得到的是同質化的商品,丟掉的卻是植根于土地和雙手的精品。國外一些名牌汽車和相機可以通過資本游戲駕馭市場,把他們匠人手工打造的商品標出天價,而廣西深山里幾百年歷史的手工造紙術卻難以擺脫被淘汰的厄運,這就是資本的殘忍和強大。若不是地理的偏僻和瑤族匠人的堅守,像他們那樣的手藝恐怕早已經銷聲匿跡了。
    紙是傳播知識的載體,但信息技術的發達和普及導致用紙寫字的人越來越少,書刊逐漸被電子書取代,紙張成為打印機的附屬品。
    鄧定貴造的草紙只是為了燒掉以祭奠死者。如果紙有生命,這何嘗不是紙張最后的堅守,以自己的獻身充當溝通生死兩界的信使,寄托人們發自內心深處的哀思。 有人曾開玩笑說,以后掃墓會變成掃掃墓碑上的二維碼。我們生在人類歷史巨變的這一百年,不知道是幸運,還是悲哀。
    現在想想,我這趟深入山寨的采訪仿佛有了《桃花源記》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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