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習近平和馬英九兩位先生握手，不知兩岸有多少人心潮澎湃；聽到兩人的講話，又有多少人在努力尋找然后躲進字里行間的溫暖和友善。

為了這一刻，很多人等了66年，也有很多人沒有等到這一刻，以及它可能揭示的美好未來。

半個多世紀的分隔制造了兩種漢語，“普通話”和“國語”，其間每一個細小的差異背后回蕩的何嘗不是吶喊的回聲和歷史的沉默。

陳丹青先生曾在新加坡做過一次精彩的演講，討論“母語”與“母國”背后華人的身份認同的困境和焦慮。 66年過去了，還有多少孩子真正關心“淮海戰役”和“徐蚌會戰”是什么，更不用說它們背后指涉的差異。知識階層可以追根尋源，但民眾對未來的興趣，遠大于對過去的糾結。

語言即政治。話語的變遷是兩岸關系變化的參照。能夠找到“先生”這個雙方都可接受的內涵廣泛的“最大公約數”，說明漢語里依然有兩岸和解需要的足夠的語言空間。

我們不會忘記此刻在中緬邊境，億萬國人還在期盼著遠征軍英靈遺骸“回家”。為兩岸和解，至少大陸民眾早就準備好了他們的心理空間。雖然我們半個多世紀不曾謀面，但你們一直在我們心底。

兩位先生的會面不僅限于示好和和解，這已是歷史大勢所趨，更著眼于操作層面的未來。密切的經貿、人文和政治往來將增進互信，深層次的交流和合作會把孤立和對抗寫入歷史。

兩岸和解有利于解決貿易爭端，也會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亞太地緣政治格局。兩岸關系可以從這次握手走向密切溝通的實質，但并不會因為一次握手立刻發生質的變化。馬英九說兩岸和解，“非知之艱，行之惟艱”，也是在讓人正視他和習近平先生代表的和解力量之外的干擾和阻力。

首先，島內的政治制度決定馬英九政府做出承諾和表態未必能夠得到反對派的支持和貫徹。雖為兄弟，但分家66年后，也難保能夠實現如人所愿的真正意義上的和解。

其次，雙方從軍事到政治，從立法到經貿，有一系列建立在之前對立基礎上亟待修改的法規、制度和體系，需要應時而變。但考慮到目前島內的政治制度和立法程序，這些改變不會像握手來得那么迅捷。

此外，兩岸關系雖屬中國內政，卻從不缺少外部勢力的干預。與臺灣交好的美國和日本恐怕并不希望看到兩岸和解。難怪西方媒體的播音員在報道“習馬會晤”的時候很多都會表現出驚訝的神態，播音員的語音語調中都有好奇和懷疑的意味。

二戰以來，一些霸權國家屢屢在發展中國家制造國家和民族分裂。大陸和臺灣之間的分隔也不乏第三方勢力是始作俑者?！按驍喙穷^連著筋”，往往這骨頭不是被自己人打斷的。

但只要兩岸開啟交流和合作的大幕，就應該允許這些雜音和阻力的存在。不利因素會倒逼兩岸促進積極和解的力量不斷探索克服“行之惟艱”的有效的危機管控體系，“以中華文化蘊涵的智慧，確保兩岸互利雙贏”。 和解不是一勞永逸，而是動態的包容、開放和平衡。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言：“兩岸中國人完全有能力，有智慧解決好自己的問題?！?

兩岸經貿和技術合作早已在政治僵局打破前就已鋪開。和解給兩岸人心帶來的情感效益大于經濟效益。在放開旅游之外，希望兩岸，尤其是臺灣政府能夠放開大陸學生赴臺留學的限制。如馬英九所言，他的五點主張是為了后代子孫的幸福。兩岸沒有理由不加強年輕人之間的交流。

上世紀80年代末，葛劍雄先生寫過一本振聾發聵的歷史地理學著作《中國的分裂與統一》，通過大量的研究，指出統一與繁榮沒有必然的聯系，仿佛分裂與衰敗沒有關聯一樣。其實，中國有很多稱謂，曰華夏、曰中華，這些歷史積淀的語言稱謂背后指涉的是中國人的模糊的疆界和國家觀念。作為現代國家政黨，追求和捍衛國家統一是應盡職責，但如港澳問題的解決，現代中國的統一恐怕不再是武力征服基礎上的形式統一，而是民族復興基礎上的文化、經貿和民眾融合統一。

讓人欣慰的是，兩位先生都把“人民福祉”和民族大義放在了黨派差異之上，這種姿態在抗戰時是“民族統一戰線”的基石，今天則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有力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