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35歲的中國父母們一定比25歲的父母們更預期一個新生兒可能會降臨家庭，而45歲的準"爺爺奶奶"，或許也開始盤算這樣的可能性。

十八屆五中全會透露出中國即將全面放開二胎的新政，讓生育這個幾十年來的固定話題一夜成為街談巷議。

不過，在國內搜索引擎提供的"二孩"關鍵詞熱度趨勢中，"二孩"在十月底一躍掀起關注高峰，但僅僅一周后，這個話題又重歸平靜。

二孩搜索趨勢

一個理由或許可以解釋：人們在歡呼生育解放來臨。但疑惑也隨之而來，當子嗣延續不再是必需品，人們有沒有能力再生一個孩子、撫養一個孩子，現存的代際年齡距離與關系是否一定要打破，這些都是普通百姓今天思考的。

換句話說，孩子，對于今天的中國家庭來說，經濟意義大于人口意義。

美國人口經濟學家朱利安·L·西蒙早就說過，一個國家人口增減的意義務必要按照一門地地道道的經濟學科來考量。

他認為，在國家層面，一個孩子的出生表現為人口增長對經濟條件的影響、經濟條件對生育率的影響以及人口增長的經濟決策等。

甚至可以在不同時期，可以讓一個孩子的出生，打上不同的經濟標簽。

以中國建國后出生的一代人來說，1953年到1964之間，我國出現了第一個人口生育高峰，人口從6億上升到7.2億。那個時期，這一代人被打上"嬰兒潮"的標簽。轉眼到了1982年改革開放，這一代人的標簽成了"人口紅利"；如今的2015年，步入50-60歲的這代人，標簽則可能是社會老齡化，空巢化的典型了。

有朋友此時會問，當年如果沒有計劃生育，是不是今天的中國就不會老齡化了？

事實上，國家在人口發展中始終面臨兩個艱難抉擇。其一，是放任人口自然增長導致國家資源供不應求而徹底陷入貧困，也就是俗稱的馬爾薩斯理論。其二呢，則是用政策干預人口增長，但可能出現人口代際"倒金字塔"，導致社會保障供求失衡。

在上世紀80年代的中國，已經經歷1953年-1964年、1964年-1982年兩次"嬰兒潮"，人口從6億猛增到了10個億。于是，第一個問題的處理注定優先于第二個。

但人口發展中的這兩個問題似乎是"按起葫蘆起了瓢"。日本就是一個現成的例子。上世紀50年代，日本人口激增，厚生省擔心這樣增長下去，日本會被滅，于是就不斷制訂出抑制人口增長的政策，于是在馬寅初提出馬爾薩斯論的差不多時代，日本已經開始施行計劃生育了，只不過要不中國早上30年，而日本老齡化問題也比中國早30年出現了。

由此看來，對于一個人口出現激增的國家而言，控制人口的選擇是遲早的事。而老齡化問題的隨之出現，雖然對家庭以及社會是一件遺憾而無奈的事情。但或許正是這個人口負效應的出現，才讓國家人口經濟學的考量，開始成為每個家庭思考的事，進而在人口自然發展中注入非強制的"計劃性"因素。

這種計劃性可以理解為，一個孩子的出生，不再是嬰兒潮、人口紅利以及老齡化這些經濟術語下的國家問題，而是一個家族已然在生產生活各方面習慣了幾十年的代際組成后，是否還愿意接受一個新人的出生、長大，在經濟上干預現有家庭成員的成長、成年與變老的家庭大事。

計劃性觀念影響了日本的新生兒出生率，同樣也讓新加坡的鼓勵生育政策打了水漂。有媒體分析，新加坡人強調住房、交通等成本的上升以及生活方式上的選擇（旅游等），導致新加坡生育率下滑，并致使新加坡依賴移民保持人口穩定。

對此有人解釋說，人們越富有便越不愛生孩子。但莫不如說，是因人口文化變遷和撫養成本的起落，讓每個家庭對待生育孩子有了自己的人口經濟學賬本與計劃。

一句話，未富再生，未雨綢繆。

如此看來，當我們每個家庭今天打算要一個孩子，對于社會與家庭的"大數據"影響是深遠的。那么實行全面二孩政策，豈不是第二次"干預"人口代際變遷？

坦白講，在今天的國家人口經濟學層面，人口領域的第一個難題與第二個難題現在同時找上門了。第六次人口普查顯示，中國總和生育率進一步下降到1.18，中國已經進入超低生育率時代，人口紅利出現拐點，首批"嬰兒潮"人口進入老齡化。

因此，國家既要處理老齡化難題，同時也要提高生育率，保持國家與社會的原動力。全面放開二孩便成為一種戰略抉擇。

那么，這一次國家就不擔心，放開生育是否會在人口代際關系中"按下葫蘆起了瓢"？

筆者認為，如今有了單個家庭成熟的人口經濟學樣本、生育計劃，人口的漲跌，便不再不會像股市一樣，立刻有非紅即綠的快速變化了。

以人口大省山東為例，在近10年中，農村二孩比例一直較高，從而"中和"了城市持續下降的生育率；另一方面，山東西部地區較為常見的二孩家庭，也在一直平衡東部沿海地區少子家庭中的兒童缺口。因此，單獨二孩政策在山東并未掀起"波瀾"。

像山東這樣的情況，或許也是全國人口發展形勢的縮影。而有了這樣的"大數據"背景，全面放開二孩新政，便只不過是在人口的理性發展時的一次國家微調，是給予計劃生育這項國策另一種表現的"機會"。而這種政策不僅試探著下一代生育者的民情，同時也在可控范圍內釋放著積壓已久的"獨生子女"哀怨。

對于每個家庭而言，全面放開二孩的最終結果并非一次人口生育的全面解放，而是為個體家庭提供了把握生育多少的余地，讓計劃生育這項實施了30多年的基本國策第一次以"計劃者"的身份，走進千家萬戶之中。

至于效果如何，家庭與國家都可能因這次政策提供的機遇和選擇余地，去量力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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