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回老家，有人寫了“返鄉筆記”，慨嘆農村的蕭索，大有魯迅筆下故鄉蒼涼的味道。也有人趁過年帶城里女友回老家，沒成想不銹鋼菜盆和發黑的竹筷子嚇得女青年星夜返城。
訴諸鄉土的悲鳴最有市場，誰沒有故鄉？源自對婚姻幸福追求的“逃亡”也最煽情，誰不希望門當戶對？春節過完的輿論場中，仿佛中國農村已經無藥可救。
改革開放三十年，城鄉差別總體變小了，但農村之間的分化大了，城市之間的差距也在拉大?，F在的農村分東部中部西部，城市從一線一直劃分到四線。東部發達地區的農村比很多三四線城市都要發達。而一線城市與中西部落后農村之間的反差之大，也是不容否認的事實。這不僅是因為農村落后，更是因為一線城市發展實在太快。
東部沿海地區的農村已經城鎮化，那里的大城市通過各種現代化交通和通信渠道所能吸引的肌肉和大腦，大多來自不發達的中西部農村。經濟學意義上，這種從落后地區向發達地區的遷徙對于個體也是回報率最高的選擇。
城鎮化意味著農業人口和城鎮人口此消彼長。發達國家的城鎮化是一個十分漫長的過程，其高潮伴隨著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建立在百余年全球殖民統治積累的巨額財富基礎上，農業的現代化和工業生產的自動化、智能化與社會保障和分配制度的完善同步推進，壓縮了農業人口減少給農村社會和風貌帶來的消極影響。
而中國的城鎮化肇始于文革之后的改革開放，農民獲得了離家工作的自由。從亞洲“四小龍”轉移到中國東部沿海地區勞動密集型加工業與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為農業人口創造了大量工作崗位。相比在家務農，這些城里的工作盡管不能為第一代和第二代農民工換回城市戶籍，但前后卻為3億多農村勞動力脫貧和接受必要教育培訓積累了資本，為改善他們家人的生活創造了可能。
在短短幾十年內要解決幾億人的城鎮化帶給農村和城市的問題，這是世界歷史上不曾有過的情況。此外短時間內迅速融入全球貿易的中國處在國際產業鏈和價值鏈條底端，沒有足夠的空間和條件，像發達國家一樣同步推進高質量的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城鎮化。這就在客觀上延長了農業人口下降和現代農業崛起之間的“斷檔期”。雖然中國高速經濟增長維持了三十多年，但真正在農村普及免費義務教育，免除農業稅和讓農民領上基本的醫保和社保也只是近十年左右的事情。
相比迅速發展的城市，農村地區土地制度改革、社會基本保障制度的普及、勞動權益保護和戶籍改革滯后，進一步把原本現代農業急需的技術、資本和勞動力等生產要素與土地剝離開。這種剝離在較為落后的中西部地區農村最為明顯。換句話說，“返鄉筆記”中所竭力描繪的蕭索景象并非純粹的農村衰敗，而是農業生產要素被吸收到城市后留下的“真空”。
不論城市還是農村，它們的衰敗都伴隨著絕對意義上的勞動力人口減少，生產效率持續下降，社會治理和公共服務體系失靈，教育下滑，尤其是居民收入水平的下降。但中國農村人口自然增長率遠高于城市，農業生產效率和規范化隨著土地制度改革和國家經濟結構轉型不斷提升，社會治理及公共服務體系日臻完善，教育培訓水平提高，農民收入屢屢跑贏城鎮居民及GDP增速，農業生產也連續多年穩產豐收。中西部地區靠近城市的農村利用特色農業、生態養殖、采摘和旅游逐漸富裕起來，隨著高速公路和鐵路網的延伸，越來越多的沿線農村會從中得到實惠。
我采訪過不少在東部沿海地區打工的農民工和專門對口為他們服務的當地政府部門，這些農民工大都只愿意讓孩子來城里享受良好的教育，不愿意放棄中西部的農業戶口，因為放棄農業戶口意味著放棄了他們所有的那一份集體所有的土地。他們普遍看好現代農業發展是大勢所趨，土地所蘊含的經濟利益和商業價值是他們不愿意放棄農業戶口的重要原因。
伴隨中國城鎮化的深入，不僅城市近郊的一批農村會實現本地城鎮化，一大批處在偏遠山區、生態環境惡劣的小山村也將逐漸消亡。這是經濟發展的必然過程，而非農村整體衰敗的客觀表征。我在甘肅臨夏、陜西延安、廣西防城、四川阿壩、山西大同和貴州畢節都曾采訪過這樣的荒村，原本生態環境較為惡劣，大多是幾百年前逃難來的移民，選擇最偏僻的地方安身立命，生產效率極為低下，水電通訊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覆蓋成本也極高。如果那些“返鄉筆記”的作者恰好來自這些山村，我不知道他們是否會把整個山村的消失寫成歷史悲歌？君不見歷史上城鄉更迭就如同人生的迎來送往，消逝的名城古鎮遠比現存的多。
相反，中國政府正在迫切推進的與“三農”有關的各項制度改革和大幅增加的農業基礎設施投入，都是在為填補農村“真空”贏得時間。農村的歷史欠賬可以變成后發優勢，中西部農村為中國經濟轉型提供了廣闊的回旋空間。
農業人口有序落戶城鎮，提高新市民的教育培訓水平，就是在提高人口素質。中國經濟的轉型說到底是從享受人口紅利到享受人口素質的轉變，而幾億新市民的轉變才是經濟轉型的必要條件。
中國城鎮化一個理想的方向是農民具有充分選擇的自由，在一個工業和服務業充分發育的城市和一個現代農業蓬勃發展的農村之間做出職業選擇。不論從事怎樣的職業，都享受均等的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享受應有的職業保障和職業尊嚴。
新制度經濟學學者道格拉斯·諾斯把開始于70年代末的中國改革的成功歸結為對產權的保護和對自由的保障。新一輪改革就是要把對產權和自由的尊重擴展到城市和工業之外更為廣闊的農村去。中國從農業國家到經濟大國，靠的是城市和工業的發展，要從大國走向強國，實現民族的復興，必定少不了農民、農村和農業的現代化。農民的市民化也要經過一個先工作，后定居，再融入的過程，針對不同級別的城鎮有序推進，不可能一蹴而就。
享受擇業自由和職業尊嚴，享受土地財產權的農民才能從根本上有更高的文化和精神追求。農民的尊嚴不是靠城市的傾斜，而是靠農村自身的發展。倉廩實，才能知禮節。招待上海女青年的農家飯完全可以變一個模樣，不銹鋼菜盆換成粗瓷餐具，實木餐桌鋪上手工桌布，昏暗燈泡變成明亮的節能燈，端上桌的可能還是那只土雞，那條池塘里自然長大的鯽魚和那些自家院子里的蔬菜。談話的主題不再是詢問對方家產和成員，而是十分照顧對方感受有分寸的話題。
三十多年前我們還在把“樓上樓下，電燈電話”作為對現代生活的憧憬。按照現在中國發展和進步的勢頭，要在中部地區的農村逐步實現上面描述的鄉村景象只是時間問題。
返鄉筆記的作者大都活躍在北上廣三大一線都市圈，而“落跑女友”恰是從江西老區跑回最發達的“大上?！?。他們都在短時間內目睹了中國繁華和落后的兩端。一天不到的交通時間，跨越的是幾個層級的地域發展差異，幾十年的技術和制度效率差距。
前一批人掙扎在返鄉和離鄉之間，可以通過奮斗擠進繁華的都市，卻發現一旦如此，就永遠回不到那個田園詩般的故鄉。故鄉沒變，變的是人心。人心思變，四海為家成了無處為家的托詞。但如果他們能夠少一些碎片化的感慨，多一份深入的思考和全面的觀察，或許不僅可以找到自己的故鄉，還可以讓它變得更美麗。如果他們深愛著自己的家鄉，那么就應該摒棄隔岸觀火式的悲憫，多些建設性的觀察和參與，用專業的報道剖析家鄉落后的原因，盡到一個新聞人應有的公共責任，才不枉家鄉父老的期待和養育。
后一批人畏懼的不是餐具的簡陋，而是牽手的勇氣，缺少的是理解和包容。把自己不滿的男方家待客之道公諸于眾，也就等于打破了私域和公域的界限，損人不利己。世界是自己的，真正的幸福感只來自心底的安定和寬容，而不是賭博式的選擇。刀叉切下的也許是垃圾食品，黑筷子夾起的也可以是“舌尖上的中國”。

關于作者：李洋，中國日報駐四川記者站站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