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爾濱“天價魚”事件發酵多日，至今無從知曉哈爾濱北岸漁村飯店賣的鰉魚是不是黑龍江里野化環境中長大的真鰉魚，這種信息不對稱才是商家涉嫌價格欺詐的核心問題，再就是給魚稱重時是否做到準確無誤。

在一個不講誠信的市場中，價格欺詐是牟取暴利的常用手段。一般來說，食品衛生部門不會鑒定飯店售賣的食材是否是真鰉魚，但飯店顯然是按照黑龍江產真鰉魚標準標的價格，并且進行宣傳。對于偶爾來一次哈爾濱的南方游客，并不熟悉真鰉魚與其他雜交的池塘鰉魚的口感和觀感區別，坐在餐桌前一般也不會有條件自己再給魚肉稱重。

但是，鰉魚是真是假，稱重準還是不準背后利潤差別極大。不論管理部門還是消費者都把信任留給了飯店。他們都有一個預設：市場競爭會導致優勝劣汰，能夠長期經營和有著相當規模的飯店不會有欺詐。但他們忘了，那些具有壟斷色彩的飯店，或者說有非市場化渠道，如通過高額回扣綁定旅行社或出租車公司輸送顧客的飯店本身就是市場秩序的破壞者，可以獨身于市場規律之外。

假如這家飯店賣的是真正黑龍江鰉魚，完全可以在第一時間向社會公布其進貨渠道、時間，甚至價格，以解除公眾的疑惑，但遺憾的是店家至今沒有提供有說服力的解釋為自己解套。

至于買賣雙方爭論的另一個焦點是魚肉的稱重問題，應該可以通過檢測稱重器具的準確性提供一個側面的佐證。遺憾的是，那些奔赴魚市調查的眾多記者中沒有一人在其停業整頓前的七天里以食客的角色自己稱一下買下的魚肉，與店家的稱重數據進行比較。

這次價格糾紛的劇情能夠數次翻轉就是因為這兩個關鍵問題始終沒有答案。退一步講，拋開假發票和經營許可證過期的問題，如果店家賣的是真野生鰉魚，稱重也是準確的，而且做到了明碼標價，沒有強買強賣，那么消費者為自己選擇和飯菜買單無可厚非。

黑龍江鰉魚在飯店里到底多少錢一斤，商家有權自主定價，高了賣不出，低了劃不來。商品價格是由供求關系決定的，就如同機票酒店在淡旺季的浮動一樣，有時差價達到數倍。況且，這家飯店除了“天價魚”，還有很多其他家常菜，平均每人幾十元吃一頓飯的消費并不夸張。

此事之所以引人關注，不是因為飯店，而是因為遇到價格糾紛時，工商、價格、食品、稅務和公安等部門所能做的都十分有限。這家飯店周三下午停業接受調查。從年初二發生糾紛算起，當地主管部門等了七天才啟動實質性的調查，這還是在巨大的公眾輿論壓力之下的反應速度。拖延執法給社會帶來一種整體的“無助感”。

其實，市場規律和誠信法則是維護經營秩序的根本，而法律規定的作用在于威懾，而非懲戒。如果與消費、食品、價格和公共秩序有關的問題最終總要追究到監管部門，那說明市場規律和誠信法則在這個市場中是失靈的。

這樣的市場運行成本非常高。這也就是為什么路邊的店面總是在不斷更換，消費者維權事件層出不窮。經營主體更加關注短期利潤，忽視長期受益和社會效益。在一個劣幣驅逐良幣的市場中，買賣雙方缺乏互信，很難誕生百年老店，倒是可以經常出現個別“暴發戶”商家。

消費市場比較成熟的發達國家和地區有些共同的特點，比如商家違法成本極高。嚴格的法律和高效的執法就像“達摩克利斯之劍”始終懸在商家頭上。相反，中國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盡管幾經修改，但還有很多明顯的不足，且執法松散。一個明顯的標志是，商家違法成本低，消費者維權成本高，《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有時甚至成了不法商家有恃無恐的保護法。

消費決策有幾個重要影響因素，首先是商品或服務的性價比，其次是購物體驗，再就是消費環境。中國人去年在海外消費了1.2萬億，買走了全世界46%的奢侈品。這就是在用腳投票。日本、中國臺灣和韓國這些二戰后發展起來的國家和地區在70年代到90年代都曾先后經歷海外消費熱，但這一熱潮的逐漸消退伴隨了其本地消費品質量、創新和設計的進步，以及消費環境的改善。

目前中國大陸正處在這樣一個關鍵的節點，制造業加大研發，追求創新，但是消費環境的改善卻不明顯。最近幾次消費維權事件中，旅游旺季外地來的消費者更像是被“坐地戶”商家盤剝的對象，買方不信任賣方，賣方有強烈的投機沖動。在這樣的消費環境中，消費體驗不會好。

另一個直接影響國內消費環境的因素是稅費、物流成本、人力成本和房租過高，這些成本在商品價格結構中所占比例太高，壓縮了企業的利潤空間和研發投入。造成商品流通和銷售環節層層加價。比如，中國成品油油價中稅費比重占四成多，因此企業為了維持基本的生產成本，降價空間有限。

換句話說，如果稅負和相關成本能夠適度下調，那么就會促進消費回流和刺激消費意愿，有利于促進企業創新，形成積極的正向循環，政府收益不會減少，反而會增加，是一種多贏的局面。

消費環境不佳表面原因是監管失職，其實是整個經濟結構性問題的表征。解剖消費者花出去的每一分錢，看看它分別流向了哪里，各方又是否為其所得的那一份做出相應的回報，就能找到影響中國人消費意愿的癥結。

中國人口基數大，經濟多年增長，社會消費潛力巨大，這些應該是中國發展的果實，也是下一步發展的引擎。但如果這些果實和動力源源不斷地落在了別國的院子里，或者助推了他國的經濟復蘇，同時國內消費品和制造業又積累了大量的庫存和過剩產能，那么政府是否應該抓緊考慮多用用“工具箱”里不同的工具，下活這一盤棋？

那個計劃經濟時代，餐館大都是國營的，食客花的錢大部分用在了食物本身，因此“打牙祭”是一件十分簡單的事情。廚師和服務員的工資，房租及燃料費用都在國家統籌統分的大盤子里，由不同的單位拆補騰挪。但那是一種缺少創新和附加值的制度模式。爺爺解饞吃餃子，孫子解饞的目標還是餃子，而且可能在同一家餐館。難怪，“天天能吃餃子”是莫言寫作的最初動力。反諷的是，他最終在新時代釋放了積累已久的創造力和想象力，憑借與“計劃”格格不入的魔幻現實主義文學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相比之下，我們應該欣喜地擁抱這個新時代，但需要擺脫老思路，拿出新辦法。市場里其實沒有“天價”，如果它不只是標的物本身的價值，那么就是各種成本疊加的總和。某種意義上，大年初二那天，哈爾濱北岸漁村飯店的鐵鍋里燉的可能不是真正的黑龍江鰉魚，但卻是黑龍江經濟“原生態”的真實產物，名字就叫“天價魚”。如果信任標上了天價，每一條魚都可能成為“天價魚”。

關于作者：李洋，中國日報駐四川記者站站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