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2016年1月4日《人民日報》刊登"七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文章后，引起全國人民廣泛的關注。這次全國"兩會"期間"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將是八大看點之一。這是因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在經濟新常態條件下，從提高供給質量出發，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更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需要，促進中國經濟社會持續健康和穩步發展。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提出

必須看到在經濟增速持續下行的背后，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內外部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從全球來看，世界經濟走向低迷，發達經濟體復蘇緩慢，新興經濟體分化，全球經濟調整趨于長期化，外需乏力成為常態。今后一個時期，全球供需結構失衡的深層次矛盾難以根本解決，世界經濟仍處在再平衡過程中，出口對中國經濟的拉動顯著減弱。從中國來看，支撐經濟增長的結構性因素出現了深刻轉變。主要集中體現在：一是產能過剩的矛盾突出，投資拉動效應逐漸遞減。近年來，我國產業供過于求矛盾明顯，特別是鋼鐵、有色金屬、建材、化工、船舶等傳統制造業尤為突出，一些行業處于嚴重過剩狀態。并且，產能過剩行業已從傳統行業擴展到風電、光伏等新興產業，行業利潤大幅下滑，大量企業經營困難。同時，靠大規模投資或傳統的"三駕馬車"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已經十分有限，投資效益在明顯下降；二是地方政府債務和資產泡沫加大，潛在金融風險在加大。近年來，中國金融體系中的風險逐漸累積，尤其是在地方政府債務、房地產、影子銀行等領域更為集中。在實體經濟不振的情況下，寬松性貨幣政策并未完全起到預期效果，實體經濟特別是中小企業仍存在融資難、融資利率高等問題，而更多過剩的流動性進入了房地產和股市，導致經濟泡沫加大。加之近期我國股市出現了較大幅度的震蕩，已經暴露了投資者杠桿率過高等風險隱患；三是人口紅利趨于消失，削弱了制造業的比較優勢。在過去相當長一段時期里，勞動力數量持續增長、人口撫養比穩步降低為中國經濟提供了人口紅利。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2012年起，我國勞動年齡人口首次出現絕對下降，比上年末減少345萬人，此后連續三年持續下降，同時人口撫養比逐漸提高。由此導致勞動力供應短缺，工資成本過快上漲，直接削弱我國制造業的比較優勢和國際競爭力；四是資源環境約束日益凸顯，原有的經濟增長模式難以持續。過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長，很大程度上是以資源能源大量消耗和環境污染加劇為代價的。由于土地、能源等要素價格偏低，環境污染成本未充分內部化，浪費資源、污染環境的問題日益突出。發達國家一、兩百年出現的環境污染問題，在我國30多年的快速發展里集中顯現。這些情況表明，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不僅僅是周期性問題，更多的是結構性問題，集中概括為產業結構、區域結構、要素投入結構、排放結構、經濟增長動力結構和收入分配結構等六個方面的問題。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基礎

自從2015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來，學術界熱衷于用各種經濟學流派的觀點加以解說。為此，澄清認識誤區、正確認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基礎，對于深入貫徹落實這一改革舉措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正如人民日報文章《七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權威人士所言，"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綜合分析世界經濟長周期和我國發展階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的基礎上，集中全黨和全國人民智慧，從理論到實踐不斷探索的結晶。"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基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在新時期的創新發展，具體而言就是以新常態理論為創新內容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我黨重大的理論創新。當前，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誤讀，其理論來源大致包括以下幾類：一是以薩伊定律為核心的新古典理論；二是以傳統供給經濟學為內核的新供給經濟學；三是以發展經濟學為核心的各類結構主義；四是以保守主義、貨幣主義以及供給主義為核心的里根經濟學和撒切爾主義；五是以華盛頓共識為核心的新自由主義結構性改革理論；六是以產權理論和制度創新理論為核心的新制度主義。但是，這些理論都不能成為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基礎和工具箱。如果我們深入研究這些理論，可以發現它們存在共同的問題和困境：一是簡單拆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供給側"等同于供給經濟學，"結構性"等同于結構主義，"改革"等同于制度主義。事實上，這些簡單化的政策主張都沒有抓住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任務，甚至與之南轅北轍；二是先驗假定需求管理和總量管理失靈，要求各類政策應從需求側管理全面轉向供給側管理，理論基礎應當徹底轉向各類反凱恩斯流派。中國經濟面臨的問題同樣不是"滯脹"問題。

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僅不拒絕需求側管理，而且在很多環節需要需求側管理進行配合。我們正確認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把握好以下三條原則：一是跳出西方經濟學的桎梏。必須超越各種類型的凱恩斯主義和供給經濟學的對立與爭論，在短期，應關注市場失靈帶來的供求失衡問題，以政府適度干預對沖世界經濟波動帶來的外部沖擊，以內需適度擴張彌補外需下滑帶來的需求缺口并緩解產能過剩。在近期，適度啟動供給側調整，利用"看得見的手"和整體規劃積極處置僵尸企業。在中期，全面實施結構性改革，從制度層面重構市場，釋放市場活力，推動政府主導型結構調整逐步過渡到市場主導型結構調整；二是超越左和右、市場與政府的簡單分類。必須清晰地看到，中國目前面臨的深層次問題不僅僅根源于市場失靈或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而是二者在不同層次的多元疊加，病根是體制問題，都要依靠改革創新來化解。因此，有效之策是針對不同問題采用不同工具進行綜合治理；三是既著眼本國實際，也具備國際視野。要適應現今我國和世界經濟發展要求，戰略重構以及調整相應政策和制度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同時，也不能簡單強調中國路徑的特殊性，應在全球產業鏈重塑中找準自己的目標和定位。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論述

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指出，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既強調供給又關注需求，既突出發展社會生產力又注重完善生產關系，既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既著眼當前又立足長遠。"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闡釋有助于澄清社會中一些錯誤的和片面的解讀，有助于社會各界更加全面準確地認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豐富內涵。

2015年11月10日，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到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總書記將這項改革形容為"十三五"時期的一個發展戰略重點，直到習近平總書記在江西考察之際再次圍繞這一概念提出要"加法、減法一起做"，使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路線圖"日漸清晰。

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目的是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在2015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要求，抓好"三去一降一補"五大任務，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這次會議將"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2016年和今后一段時期中國經濟工作的總體思路和基本遵循。2016年1月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視察重慶時，強調加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力度，重點是促進產能過剩有效化解，促進產業優化重組，降低企業成本，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增加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益，更好滿足人民需要，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2016年1月26日，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二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特別提出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是工作重點，關系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開局、關系到"十三五"的開局。并指出"制定好方案是做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基礎"，提出供給側改革方案需要五個"搞清楚"。這五個"搞清楚"各有側重，體現了我們在經濟工作方面實事求是的態度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其中，"情況要摸清"，這是改革發展最基礎的工程，是中國共產黨的看家本領，是實事求是的體現，我們要發揮這個優勢；"目的要明確"，這是改革發展的關健，強調的是方向的重要，我們要緊緊圍繞前進方向做努力，不能南轅北轍；"任務要具體"，這是改革發展的期待，強調的是辦事情要靠譜，要接地氣，我們不能紙上談兵，大而化之；"責任要落實"，強調的是踏雪有痕，職責明確，我們的工作不能浮在空中，落不了地；"措施要有力"，這是改革發展的保證，強調的是怎么辦怎么干，我們要讓廣大干部和人民群眾心中有數，投身實踐，這是以人民為中心發展思想的體現。我們從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論述中，可以看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基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基于中國實踐的理論綜合性集成創新，也是中國經濟和中國模式在新時期的一次探索性改革和調整。我們要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偉大實踐與中國發展新階段的實際相結合，在提煉和總結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規律性認識、借鑒現代經濟學最新成果的基礎上，不斷豐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范疇和理論內涵，持續為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理論指導和思想引領。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有新突破

進入新常態后的中國經濟，正在從粗放向集約、從簡單分工向復雜分工的高級形態演進。這是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面對中國經濟當下的困局，僅從需求側著手已經很難有所突破，供給側與需求側雙側入手改革，增加有效供給的中長期視野的宏觀調控，才是結構性改革。中國供需關系正面臨著不可忽視的結構性失衡。"供需錯位"已成為阻擋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最大路障：一方面，過剩產能已成為制約中國經濟轉型的一大包袱。另一方面，中國的供給體系，總體上是中低端產品過剩，高端產品供給不足。因此，強調供給側改革，就是要從生產、供給端入手，調整供給結構，為真正啟動內需，打造經濟發展新動力尋求路徑。傳統的先增長后治理、追求增長忽視公平等發展方式失去了可持續性，必然走到盡頭。新常態下，結構調整是一種大邏輯、大格局、大趨勢，是當今中國無法回避、必須進行的一場偉大變革。

供給側改革實質上就是改革政府公共政策的供給方式，也就是改革公共政策的產生、輸出、執行以及修正和調整方式，更好地與市場導向相協調，充分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決定性作用。從中國中央政府"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改善供給體系的供給效率和質量"等明確表示看，供給側改革就是以市場化為導向、以市場所需供給約束為標準的政府改革。從供給側改革的階段性任務看，無論是削平市場準入門檻、真正實現國民待遇均等化。從中國政府改革的角度看，供給側改革可謂中國改革開放近40年時間里最深刻的一次政府功能轉變。經濟結構調整，產業結構調整，要求政府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上，多方面降低對中國經濟的供給約束，使產業、企業的自然活力非受限于作為公共政策供給方的政府約束。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本質上是一次重大的創新實踐，只有進行頂層設計創新、體制機制創新，不失時機地進行技術創新，才可能有效推動、實現突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重頭戲，也是硬骨頭，更是我國經濟能不能保持中高速增長、邁向中高端的關鍵，我們要牢固樹立和貫徹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直面重點難題，著力在關鍵領域、重點環節，推出有針對性的舉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一項系統工程，離不開穩定的經濟環境、良好的社會環境以及健全的法治環境。我們既要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為經濟結構性改革營造有利的宏觀經濟環境，也要實現社會保障托底，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守住民生底線，讓就業保持在合理區間，切實做好社會保障工作。與此同時，還要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為改革提供強有力的法治保障。

需要指出的，也正如人民日報文章《七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權威人士要強調的那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一個窗口期，但窗口期不是無休止的，問題不會等我們，機遇更不會等我們。今天不以"壯士斷腕"的改革促發展，明天就可能面臨更大的痛苦。所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不得不邁過的坎，是不得不闖過的關，這項改革拖不得、等不起，必須加快步伐、加緊推進，避免"病情"越來越嚴重。"時不我待，我們要抓住機遇、知難而上、迎接挑戰，學好用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把各方面的力量凝聚起來，形成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整體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