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臺在港大演講，題目是《一首歌，一個時代》。她說：“一首歌能夠經歷數十年依然不被忘記，是因為它是時代、是歷史，更是每一個人的回憶與安慰”，接著提問臺下聽眾：“你們的啟蒙歌是哪一首？”香港浸會大學副校長周偉立發言說：“我想起進大學的時候，很多師兄帶我們唱的《我的祖國》?！?

龍反問道：“真的？《我的祖國》怎么唱，頭一句是什么？”她話音剛落，觀眾席上先是一陣笑聲，然后有零散聲音歌唱“一條大河波浪寬，風吹稻花香兩岸”，隨后越來越多的人加入進來，最后變為全場合唱。龍以微笑，然后大笑回應。

這事挺溫馨的。有些媒體非要冠以“被打臉”之類的題目，何必呢？

龍應臺后來回應說：“身為大學副校長的周偉立在一千個師生面前不避諱地說自己的啟蒙歌曲是一首‘紅歌’需要勇氣，但我欣賞他的誠實。他的啟蒙來自那個年代對理想最熱切、最激情的追求，由一首歌來代表?！?

她還說，因為沒有聽過《我的祖國》，所以當場邀請大家一起合唱；聽眾開始唱時有點害羞，零零落落的，但在優美旋律的感染下很快唱開了，“讓我驚訝的是，原以為大陸人之間會有代溝——也許年輕人不太會唱，但是發現年輕人一樣純熟地唱；原以為港人可能不太會，發現港人能唱的也很多”。

交互是演講的靈魂。龍和她的聽眾都有收獲。這多好！在高水平的演講中，出現激烈碰撞的尷尬，這種可遇不可求的小插曲，是聽眾的“小確幸”，更是讓演講出彩的地方，何必上綱上線？換句話說，沒有那幾十秒的尷尬，這次演講能刷屏嗎？

龍應臺是一位頗有建樹的學者和作家。反抗是文學的宿命，也是很多文人與世界交往的方式。能夠向觀眾發問“你們的啟蒙歌是哪一首？”這發問夠響亮，也夠狡猾。一旦開口回答，聽眾也就進入了演講者設計的規則中。

龍說的啟蒙絕非孩童向成年的過渡，而是具有強烈政治指涉的啟蒙。這一點在她的演講和后來對此事的回應中得到了驗證。她提到了《綠島小夜曲》，當時這首傾訴愛情思念的歌因為被認為暗藏政治暗示與影射遭禁，還有《四郎探母》，它反映的是當時從大陸到臺灣的幾百萬“失去根的人”的內心矛盾。

所以，龍最初拋出這個問題，其中包含了諸多的預設和埋伏?！皢⒚伞边@個詞，放在一個臺灣作家在香港大學演講的語境中，其內涵和外延都變得愈加具像，仿佛臺灣和香港都已經是“被啟蒙”過的。我們這些經歷過啟蒙的人坐在一起談談啟蒙。

只不過，大合唱《我的祖國》打亂了她的套路。龍女士后來的回應可以看出：她堅定地認為校長是不能唱“紅歌”的。演講中，騎虎難下，大度成了唯一的選擇，她認為周校長很誠實，解釋說“他的啟蒙來自那個年代對理想最熱切、最激情的追求，由一首歌來代表”。

按照她的提問方式，自己應該把自己歸為已經被啟蒙的一類人，但她沒有聽過《我的祖國》，而且這類歌在她看來是不應被歸為啟蒙歌曲的，但她的回應說明，“紅歌”照樣可以是一個人的啟蒙歌曲，而且被啟蒙的人可以是與她同樣“誠實”的人。這應該是龍女士此次演講接受的一次“啟蒙”。

《我的祖國》歌唱的是愛國主義、民族自豪感，歌頌的是捍衛和平的勇毅。不論哪個國家，這些都是永恒的價值觀。這樣的經典，承認它是人生記憶還需要勇氣嗎？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啟蒙歌曲，沒有標準答案。龍女士何必覺得尷尬和驚訝？

能流傳下來的歌曲是歷史和記憶，都值得尊重。?《尚書·堯典》云：“詩言志，歌詠言，聲依詠，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闭f的就是這個道理。但龍女士不懂。她先天把歌分為“紅歌”和“歌”，把人分為“啟蒙過的”和“沒啟蒙過的”，把自己置于道義高地。

在我的新聞采訪工作中，遇到這樣居高臨下，來給中國人上課的“講師”曾有很多，但近年來中國的發展和變化讓這類人逐漸從說教轉為交流。相比龍應臺六年前在北大那次《我不在乎大國崛起，我只在乎小民尊嚴》的演講，這次她在港大的演講算是謙虛了很多，但依然還沒放下架子。那次演講她想說的太多，但一樣都沒說好。

可以理解，生長在眷村的少年，大都有一顆“中國心”，可惜他們很多人看不上大陸，但又融入不了臺灣，成了時代的遺孤。難怪龍應臺的啟蒙歌曲是《四郎探母》，她也承認自己是沒有根的人。她在北大的演講也在發問何為中國？我算哪國人？

拜托，這是你獨有的身份焦慮，但未必是你聽眾的人生困惑。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大家都是炎黃子孫。這不是臺灣的政客和文人可以改變的客觀事實。

龍女士的書在大陸賣得很好，我個人也非常喜歡她的情懷和筆觸?？上院赖谋粏⒚蛇^的臺灣當局還沒有勇氣，讓同樣優秀的大陸文學作品進入島內，也沒有魄力讓大陸學者和作家到臺灣做幾次認認真真的演講。既然被啟蒙過，何必擔心來自落后一方的言說？

在文學上加點政治，你是個好作家；在政治上加點文學，你是個好政客。奉勸龍女士，不要顧此失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