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使雙方發生關系的事物。傳，由一方交給另一方。關系和交接之間有鵬程萬里，也有深淵萬丈。傳媒重要，兩個字，一覽無余。

它漫無邊際，又重如泰山。千百年的以身相許，是媒妁之言敲開的心扉。它靜若處子，又動若脫兔。翻云覆雨間，可以毀百年基業于一旦，也可以挽狂瀾于既倒。

媒體是這個虛無關系場域內的有形個體。自媒體是個人的精神王國。黨媒則是一個政黨乃至一個國家語與義的疆域。自媒體競爭，博的是眼球；一國媒體與另一國媒體的競爭，奪的是人心，比的是頂層謀略。

一年前，習近平用黨性和融合串起了一篇有關國家媒體的重要講話。給觀察家們提供一個政治家看傳媒的視角，給世界展現了一個崛起大國捍衛語義主權的決心，給中國的國家媒體創造了一整套可以推演開來的方法論。

媒體在中國共產黨的誕生、發展、壯大和改革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共歷代領導集體都對媒體管理和運作有過既有理論深度，又有實踐關懷的論述。中共能夠領導中國取得國家解放和民族獨立，并走向富強，說明其媒體政策的成功。

習近平的講話不僅是這一媒介理論序列的新發展，更是中共針對傳媒領域出現的新問題的集中回應。換句話說，要保證大國崛起，實現“兩個百年”的目標，最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要有一支政治堅定、本領過硬和善于創新的“媒體國家隊”。

過去一年，很多媒體在堅持黨性和融合創新兩大領域做了不少工作。但真要紀念那次講話，談問題比談收獲更有現實意義。

黨媒的黨性直接關系到其導向作用。原則問題歸根結底是人本身的問題。人的思想覺悟有偏差，黨性原則不強，再先進的信息傳播技術都無法在效果端糾偏矯正。但影響傳媒從業者思想覺悟的諸多因素中，有些與堅持黨性原則顯得格格不入，比如教育。

當代中國的傳媒教育本質上是20世紀以來從西方引進的舶來品。新聞傳播學科訓練的更多的是術，而非道。高喊自由之前，很少關注限制；爭取權利之前，往往忽視義務。

奧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在其小說《斷頭王后》中寫：“她那時還太年輕，不知道所有命運贈送的禮物，早已在暗中標好了價格?！毙侣剬W畢業的學生，學得越好，踏出校門后向命運索要“禮物”的勁頭就越足。

這種源自教育系統本身設計的問題同樣存在于經濟學、政治學、法學和外語等專業中。媒體人中相當一部分畢業自這些先天滲透了西方意識形態傳統的學科訓練中?？茖W無國界，但社會科學范疇內的知識，本身就是歷史、宗教、政治和社會綜合作用的結果。

很多人把陳寅恪先生“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理解為學術對政治的反抗，其實學術本身何嘗不是政治？殊不知，獨立，要經歷多少桎梏；自由，要經歷多少奴役。從西方學術本身內涵的政治中解放出來，是真正做到“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開始。

教育直接影響人的價值觀。在一個自強崛起的大國，育人重在培養基于本國的文化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這場大腦中的戰斗是一個不斷“推倒-重建”的自我認識領域的革命，是一個你死我活的陣地。

19世紀以來，西方推崇的西方中心論憑借技術、軍事和商業優勢潛移默化地在世界范圍內傳播。獨立、自由、平等、博愛這些廣泛存在于不同文明體和文化類型中的價值觀，逐漸成為西方發達國家壟斷的道義制高點。仿佛誰與西方發達國家不同，誰就是異端，宗教戰爭這套三四百年了還在侵蝕非西方國家人的頭腦。

真正的獨立，不始于自決，而始于自覺。

在西方引領世界的一二百年也是東方被矮化、丑化甚至妖魔化的過程。美國學者愛德華·薩義德在其名著《東方學》中寫西方人眼里的東方人：“他們首先是東方人，然后才是人，但歸根結底還是東方人?！狈粗S的是，在過去一二百年內，也是很多東方人不斷美化、抬高和神圣化西方的過程。把奴役說成解放且不能自拔，這就是西方意識形態傳播的成功之處。

中國不同于二戰后崛起的日本、韓國、新加坡和臺灣地區。它們無不躲在美國的羽翼下，在身份認同的困境和焦慮中習慣于以同盟為掩護的依附。從體量到文化，再到民族意志，中國從來都不是一個甘愿依附誰謀求發展的國家。即使在最困難的事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依然堅持獨立自主，平等互利的國家相處之道。

中國取得了一定的發展成就，輸出的不是侵略和歧視，而是技術、資本、就業機會和發展機遇。中國有雄心，沒有野心，中國的文化基因里就沒有對外侵略和擴張的“核苷酸”序列。相比中國的雄心，中國媒體的“作戰能力”還顯稚嫩，在全球范圍內的議程設置能力還有待提升。

中國是世界上網民最多的國家。媒體融合發展的趨勢極為迫切。媒體融合發展可以有效提升國家媒體在國內的傳播力、影響力和公信力，也可以顯著提升國家媒體在國際傳播領域內的戰斗力。但不論在中國，還是西方，一個現實問題是從搜索引擎到新媒體的技術平臺主要掌握在商業公司手中。傳統媒體原本既掌握內容，又掌握渠道或平臺，現在傳統媒體能夠控制的只有內容，而且還必須迎合平臺傳播的需求。

這種窘境在國家媒體的融合發展中也是繞不過去的坎兒。簡言之，融合是技術與內容的無縫對接。但黨媒姓黨，渠道不姓黨，融合總隔著那么一層窗戶紙。失之毫厘謬以千里。

加拿大傳媒學者馬歇爾·麥克盧漢說“媒介即訊息”。新媒體時代，渠道越來越成為信息本身，內容越來越成為平臺的囚徒。

一個客觀規律是，信息技術發展，分工只會細化。社會力量、市場力量的參與技術平臺的創新是繞不過去的現實。你的內容要通過他的搜索、她的平臺或者他們的渠道發布出去。目前所謂融合得好，主要指的是內容的新媒體化，而非平臺的自主化，畢竟，另起爐灶在很大程度上是媒體一種不可承受之重。

在新媒體應用比較發達的國家，大都通過有效的新媒體管理將商業屬性的新媒體平臺最大限度地框定在國家利益的邊界之中，另一方面傳統媒體不斷向新媒體靠近。國家和媒體力量的相向而行，媒體的融合發展才能最大程度地將技術進步轉化為媒體優勢和國家紅利。

中國的崛起離不開國家媒體的崛起。一個偉大民族要有能力紀錄自己的復興。韜光養晦之后，中國更要有所作為。國家媒體不是旁觀者，而是主力軍。

習近平2·19講話發布一周年之際，多談些問題，少談些成績，才是紀念本身的應有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