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有家格斗俱樂部，收留大涼山的孤兒，提供基本的教育，管吃管住，訓練他們成為格斗選手，全免費。媒體報了，這項業務辦不下去了，所有大涼山的孤兒必須跟著親屬回老家。

一個男孩，八九歲的樣子，被爺爺拖著在一張紙上按手印，哭成淚人。這段視頻再次觸動了我，就像幾周前我第一次看到他們揮汗如雨地擂臺上搏斗時一樣。當時一個孩子說：在這訓練有雞蛋和牛肉吃，回家只能吃土豆。

新聞背后的淚水總有情和理的糾結。這次也不例外。

在很多方面，俱樂部做得不錯，至少讓孤兒有了生活保障，接受了基本的文化課教育。要在成都找比大涼山更差的生活和教育條件，恐怕很難。

唯獨不應忽視的是，這些孩子年齡太小。

俱樂部法人要收養他們，必須具備無子女，有撫養教育他們的能力等條件。俱樂部說孤兒訓練達不到要求就不收養，對“收養”的兒童進行商業目的的格斗培訓，開展商演活動，這些都觸犯了《未成年人保護法》。此外，這些孤兒老家的監護人顯然沒有盡到自己的職責，地方政府監管也有明顯缺位。

牟利是生意的天職。俱樂部本身是商業實體。在俱樂部，不論這些孩子如何滿足于自己境遇和眼界的提高，我們都不應忽視俱樂部在他們身上榨取的剩余價值遠多于孩子的所得。否則俱樂部也不會把那些不合格的孩子送回去。而過早從事格斗這種與年紀不符的專業訓練給孩子身心造成的不良影響，則不像雞蛋和牛肉那么顯而易見。

但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在各種爭議中，讓俱樂部仿佛站上道義制高點的，不是俱樂部做了多少慈善，而在于大涼山地區的極度貧困和落后，也在于地方上在處理孤兒問題時的局限和無奈。

換句話說，如果俱樂部的法人代表自己沒有孩子，又有足夠的財力，給孩子提供較好的生活學習條件。同時，從孩子自己的興趣愛好出發鍛煉身體，從事一些符合其年齡段身心要求的體育運動，那就沒毛病。

現在爭論的焦點不應是成都和大涼山之間的二元選擇，而是在符合法律的前提下，如何為孩子找到更好的歸宿。

顯而易見，大涼山的生活條件短時間內無法有效改善。當地發展有其特殊性，用大涼山居民自己的話說，叫做“一步跨千年”，短短數年從近乎奴隸社會的生產力水平，直接進入現代社會。從另一個角度講，縱向對比，大涼山的發展非但不慢，而且應該是全國最快的地區。但橫向比較一下，就會發現大涼山的起點太低了，短時間內要解決的問題太多。

任何國家都有發展的盲點和死角，大涼山應是全國脫貧的攻堅戰戰場。

如果要孤兒們留在成都，成都方面是否有符合法律規定條件的收養人，讓孩子們能夠以合法的方式留下呢？如果成都或者其他地方沒有能力消化這些大涼山的孤兒，那么回到原籍他們法定監護人那里恐怕是唯一的選擇。政府再予以幫扶，那是后話。如果老家也無監護人，那么政府就必須起到托底的作用，保證不能落下一個孩子。

表面上看，讓孩子離開牛肉和雞蛋，回去吃洋芋，很不人道。治理，某種意義上就是在諸惡中選擇最善的一種。再無他途。希望此事能夠引起全社會對大涼山貧困問題的關注。城里的牛肉和雞蛋有很多吃法，但總必須合法；大涼山的洋芋雖然合法，但要更加合情，則要政府和社會的共同參與。

某種意義上，大涼山這塊扶貧戰場上的“硬骨頭”不只屬于四川的，更屬于全國。地理、歷史、文化、社會、宗教、民族、教育、衛生、治理……大涼山的致貧原因十分復雜，單純照搬其他的地方的扶貧模式行不通。

政府輸血式扶貧可以解一時之困，大投入之下，如期完成2020年脫貧不是問題，但是如何避免再次返貧，就要從根本上解決大涼山的貧困問題。必須以人為本，從人的生存的發展需求出發。解決延續千年的貧困，可能需要幾代人的努力。大涼山的扶貧檢驗的不僅是扶貧能力，更是國家治理和發展能力。大涼山的扶貧如果能夠走上可持續發展之路，將是對世界消除貧困和可持續發展事業的重大貢獻，具有國際意義。

在成都工作時，我在地鐵上曾見到大涼山孩子，席地而坐甚至躺在地鐵車廂里，讓座他們也不坐，覺得自己太臟，帶著他們的父母就說：地上已經很干凈了，非常好。

去年有一位名叫木苦依五木的四川涼山彝族女孩用不到300字的篇幅寫下了父母相繼死去，自己想念母親的故事，被稱為讀者“世界上最悲傷的作文”。去年涼山州昭覺縣支爾莫鄉“懸崖村”的孩子們艱辛的求學路，被稱為“世界上最危險的上學路”。

大涼山帶給我們太多的眼淚和嘆息。

特蕾莎修女說：“我們以為貧窮就是饑餓、衣不蔽體和沒有房屋；然而最大的貧窮卻是不被需要、沒有愛和不被關心?！?

大涼山不相信眼淚，不要讓她成為被遺忘的角落。我們可以有耐心用半個世紀把庫布齊900萬畝浩瀚沙漠變成綠洲，同樣應該有勇氣讓大涼山最后50萬貧困人口過上現代文明的生活。

每一條生命，都不應被辜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