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芬·霍金逝世，又是一次檢驗媒體成色的絕佳機會?？上?，數十篇訃聞性質的文章看下來，如果把煽情的文字刪掉，剩下的恐怕只剩標點符號了。

這個時候讀者最需要的信息是一篇淺顯易懂的文字，總結霍金一生的科研成就。如果我們承認他的第一身份是物理學家，訃聞就應當圍繞科學成就回顧他的人生故事。在這個基礎上，交代他對普及科學的貢獻，間或提及他參與大眾娛樂的經歷作為輔料，最后佐以煽情的元素。

至于他的殘疾，如果記者認可對趙本山主流的批判意見，就不應當可以強化他在身體上的缺陷。碰巧今晚與兩個老外討論一張漫畫，輪椅空了，霍金的人形飛向群星。他倆看了第一眼就異口同聲地認為，輪椅是多余的。

這個信息供給側的金字塔結構，主次分明。但以上提到的幾十篇文章如出一轍地把這個金字塔倒了過來，首先突出的是他的身殘志堅，文中渲染的也是他如何克服身體殘疾帶來的不變堅持科研的，至于他的研究為何重要，重要到何種程度，他在當代物理學界到底地位幾何，沒有一篇講清楚的。

對公眾人物題材的寫作依然停留在要么英雄勞模范式，這與媒體技術的進步形成了強烈的反差。我們的記者擅長突出身殘志堅，上來就給人扣一個殘疾人的帽子，然后要突出他或她如何在逆境中取得了可喜的成績。這種臉譜化的苦難敘事在社交媒體時代依然大行其道，整齊劃一。

這次閱兵露怯了。

更有甚者，為了制造一種玄幻和神化的效果，竟然可以強調他和誰是一天生的，他和誰一天死的，冥冥中，好像他和歷史上的那些大家有著命運的關聯。這是媒體該做的事情嗎？把科學家神化本質上是反科學的。但這恰恰是目前所見的這些文章所能做到極致的了。

國際化的故事，經過我們就變成了高度中國化的敘事。要在世界上講好中國本土的故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講故事的最高境界是把假的講真了，一個普遍的原則就是要贏得讀者的信任，讓他們卸掉偽裝和戒備，最簡單的辦法就是照實說。再有名的人，放在故事里都應當是讀者的朋友，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圣人。千萬別封神。解放以后，任何東西東不能成精。

所謂寫作，并非展現不可見的事物，而是要洞悉可見中的不可見度。

霍金的人生有很多可以切入的角度。如何還原一個科學家的嚴謹和才智，如何寫出一個人的溫情和真實，如何再現一個傳奇科學家的成長和變化，如何相對全面和客觀地反映他對科學和社會貢獻，都應當有個邊界。當然這些都要有準備和投入。有量才有度。

幾年前曾有朋友到幾家國際大報參觀學習，印象最深的就是它們專門負責訃聞的部門，大都有上百年的歷史。不客氣的講那里就是一個名人資料庫，專門有人負責搜集和整理，實時更新。而我們的訃聞寫作大都是粘貼復制的編輯過程，圖片精致一些，排版精道一些，文字考究一些，就算高質量的了。至于采訪，以及對海量資料的整理、搜集和使用，都被快捷鍵取代了。

這樣的媒介生態就造成了一種奇葩的現象?；艚鹨谎蕷?，朋友圈里就出現了集體性的哀悼和煽情，千百萬人仿佛都是舊相識，唯獨用的都是同樣低質量的禱文。版本不一，但都如出一轍。

愛因斯坦說：“所謂精神錯亂，就是一遍一遍重復做同一件事，而期待會有不同的結果?！睌狄匀f計地奮戰在各類媒體一線的戰友們，與你們共勉：你們開始思考，社會才能好起來。

好故事，不容辜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