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世界杯賽場上，日本2:2逼平塞內加爾，很多媒體稱日本是面鏡子，告訴中國隊“黃種人”該怎么踢球。

無獨有偶，上周，中國短跑運動員謝震業和蘇炳添分別在得梅因和馬德里跑出了9秒97和9秒91的好成績，很多媒體稱呼他們是跑得最快的“黃種人”。

記得馬家軍和劉翔當年拿世界冠軍時，很多媒體不約而同地把他們的勝利說成是“黃種人”的驕傲。

嗚呼！種族主義在中國找到了它久違的家園？

我們的傳播和教育敘事中，“種族主義”是貶義詞。最常見的解釋是，種族主義是一種以自我為中心的態度，認為種族差異決定人類社會歷史和文化發展。

其實這只說對了一半，另一類種族主義是自動地給自己的族群貼上“先天不足”的標簽，以至于競技場上的每一次失敗都可以方便地拿“黃種人”不行來解釋，而每一次勝利都可以讓人情不自禁地鎮臂高呼“這是黃種人的驕傲”。

這是什么？這是深到骨子里的種族自卑！

有意思的是一種國際社會公認地應該被批判和唾棄的思潮，一種我們自己也明確否定的心態緣何至今都能在公共傳播渠道中大行其道，堂而皇之地演化成一種集體無意識？

“東亞病夫”這名號有洋人封的，也有國人的自嘲，源頭已不可確考，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鴉片戰爭前，大清是看不上外國人的，那是一種典型的自我為中心的種族主義。在幾千年的天理世界觀中，老外被認為是尚未開化的野蠻人。即便是開明的唐，也未有超越。

鴉片戰爭和甲午戰爭的失敗，預告了滿清的覆亡，也標志著天理世界觀的崩塌，取而代之的是公理世界觀。

強權即公理。

這種巨大的轉變在西方經歷了幾百年的時間，伴隨著宗教革命、啟蒙運動、文藝復興，最后到工業革命，伴隨著航海時代和殖民時代的展開。

這個思維范式的演變中有精神和物質的雙重轉變，有國內國際的平衡參照，更重要的是這幾百年不僅實現了世界觀的轉變，還為鞏固西方的國力和地位奠定了堅實的，至今難以逾越的基礎，進而反向加強了公理世界觀的支配地位。

反觀中國，這種天理世界觀向公理世界觀的轉變，來得如此劇烈和短暫，中國人不是自己萌發的轉變能動性，而是在清末被打醒了，打怕了，打服了，才有了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

可以說，從1911年滿清崩塌到今天100多年的時間內，中國人基于種族、族群和文化上的自信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

盡管如此，中國人追求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覺的腳步卻從未停歇。這百余年間，不同的黨派和權利集團都曾主導過這方面的嘗試，但歷史證明，發展有其內在規律。在經濟基礎尚未堅實之前，追求上層建筑的挺拔本身就是一種烏托邦。我們為此曾付出沉重的代價。

現代國家發展的歷史無不證明，先要有國家獨立，才能談人民富裕，才有條件追求青山綠水，再后來才是文化自信和更高層面的民族自覺。但這絕不意味著經濟相對落后的國家就是文化荒漠，是種族主義的樂園。

反諷的是，發達國家的自我中心的種族主義與發展中國的自我貶低的種族主義茍合，形成了一種施虐狂和受虐狂般的絕配。這才是今天國際關系格局的基石。

回歸到體育上，足球這樣的團體項目更把個體在身高、力量、柔韌性和協調程度上差異影響降到極低的水平。如果單從結果看，所有的競技體育都是力量、速度、智慧與技巧的結合的平衡，是綜合國力、賭場、資本、興奮劑、科技、商業乃至政治的角力場。

你們以為世界杯比的只是足球嗎？那2002年的意大利上哪說理去？

其實，看看中國人在足球和田徑這兩項所謂“黃種人”最不行的項目上的投入，就應該對中國足球和田徑的成績感到滿意了。中國人玩足球和田徑的投入、參與和專業化程度決定了，中國在這兩項上出成績是個體偶然事件，遠達不到群體必然層面。

但國人的期待卻與經濟大國的地位暗合。落差之間，必是謬論的舞臺。

誰說14億人就要一定要出11個足球健將？沒有土壤，沒有溫度，沒有空氣，沒有水源，沒有種子，你富有四海，看能否種出哪怕一個土豆？

不同地理、氣候、飲食和生存環境造成的種族間在生理差異是顯而易見的，但一個非種族主義者絕不會給這種差異貼上標簽，用皮膚的顏色品評一個種族在某項運動中的表現。

但在最近幾天，浸淫著種族主義的體育新聞卻充斥著各類媒體空間。本應人人喊打的東西，總能夠粉墨登場。不得不說，我們這些球迷和媒體距離世界水平的差距也許比國足的差距還要大。

人與人，差別在膚色，差距在頭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