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瀚德金融科技研究院執行院長 中國人民大學金融科技研究所高級研究員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研究員 楊望 | 瀚德金融科技研究院研究員 趙璐菁

中國經濟宏觀調控，在應對經濟下行壓力之時，往往先以加杠桿進行逆周期調控。

多次加杠桿后，負債率勢必上升，債務壓力之下，調控空間變得極其有限。卸杠桿、減債務就成為政府必須解決的事情。如何刺激經濟再發展？供給經濟學派提出，減稅降費可以通過刺激內需、鼓勵創新，給市場注入新的活力。

這正是近十年中國經濟調控轉變的大邏輯。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宣布，將直接對全年減輕企業稅收和社保繳費約2萬億元，深入落實增值稅改革，普惠性減稅與結構性減稅并舉，重點降低制造業和小微企業稅收負擔。這些措施正是大邏輯的具體落實。本文要闡述的，正是近幾年減稅降費的內在邏輯。此外，國外稅改能帶給我們什么啟示，減稅降費是否能達到預期？我們都將一并探討。

十年起伏，我們經歷了什么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蔓延至國內，企業盈利水平下降，大量裁員?；诖?，4萬億投資計劃出臺，對經濟進行巨額刺激。

這項措施推動了企業大規模舉債投資。好景不長，2013年石油價格大幅下跌，中國經濟經歷刺激之后的堅挺，隨即陷入疲軟，政府部門開始大幅舉債，針對基礎建設進行大額的財政支出。

各地政府大額舉債引起了監管層注意，嚴厲的審計隨后跟進。2014年中國經濟又出現后勁不足之勢。

2015年起，隨著各地房市逐步松綁，已經蓄積多年購買力的居民，開始大幅舉債買房。三年累計新增約20萬億負債，助力了地產泡沫膨脹。實際上，居民負債近十年一直處于上升趨勢，只是后期明顯加速。

圖1中國居民負債率情況

資料來源：CEIC，瀚德金融科技研究院

如上圖所示，居民負債率增速在2011年為2%，到房市高潮的2016年，增速達到14.4%。居民負債率在2017年已接近50%。

2018年，全球經濟狀況不甚樂觀。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GDP增速也在放緩，經濟下行壓力卷土重來。這個時候，無論政府部門還是居民，再加杠桿基本已無空間。2018年中國的經濟增速在2015年之后再度下降，逆周期調節壓力較大。

近十年來，中國經濟每一次經濟下行，都以舉債方式刺激經濟。經過三輪加杠桿，國內企業、政府和居民部門舉債能力已達極限。中國經濟整體債務率也處于250%的歷史頂峰，相比2008年的水平翻了一倍，與美國次貸危機以前的水平相當。

舉債并不能實際地解決經濟增長問題。刺激需求、擴大生產，這只是經濟周期的一個環節。既舉債，則必還債，還債的時候便是經濟再次下行之時。從實際情況看，也可得以證實，我國三次舉債拉動經濟增長，作用周期都較短，通常只要兩三年，經濟壓力又卷土重來。

減稅負就是減債促生產

以現今國內形勢而言，減稅降費成為拉動經濟的新馬力。通過減稅激發市場活力，應從兩方面入手。一是刺激內需，實現短期經濟復蘇，二是鼓勵企業創新，從根本上實現“穩增長，穩杠桿”的長遠目標

如前文所述，目前國內負債率已達歷史新高，減稅不僅調節經濟，還能化解債務高企問題。

以居民部門為例，2018年個稅起征點提高，增大教育、醫療、住房等專項抵扣，為居民減免近3000億。新的增值稅減稅政策，能進一步間接對沖居民債務，提高居民收入。中國人口經上世紀增長，已達較大基數，拉動經濟的主角應從外需轉變為內需。刺激內需的重要途徑之一，便是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

從長遠出發，企業創新驅動促進生產，才是經濟持續增長的核心來源。要大力推動企業創新，首先要給民企，特別是小微企業減負，使其有富余資金進行創新。

小微企業作為國內市場最有活力的部門之一，不僅是拉動國民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而且是創新技術的重要來源。然而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一直困擾著小微企業，民間借貸利率通常超過20%，一些沿海地區民間短期借貸甚至達到月利率30%，讓企業生存步步維艱，需要大量資金投入的創新研發更是無從談起。

另外，房價過高，直接提高了勞動力生活成本及企業廠房、辦公用地等租金，巨大的房貸壓力也使消費需求受到制約，間接對企業利潤造成打擊。面對經濟下行壓力，想要重新煥發市場活力，就必須解決小微企業面臨的困難，使得企業有富余的資金去研發新技術。

全面降稅減費讓各個行業、企業都能實打實感受到減稅的效果，真正落實于每個企業，直接增加了企業盈利水平和投資能力。而且從長期來看，給企業減負，促進企業效益的提高，可持續激發企業創新活力。

特朗普減稅的啟示

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推進，美國出現制造業空心化與貿易結構失衡等問題，綜合競爭力有所下降。內外憂患夾擊，特朗普希望通過大幅減稅提振美國經濟，扭轉現今相對疲弱的局勢。

特朗普對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和跨境所得稅都進行了一定整改。我國今年稅改并未涉及跨境所得稅，因此本文只談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以便于比較闡述。

圖2 特朗普稅改的主要內容

美國稅改主要內容是：企業所得稅力度較個人所得稅強；企業所得稅率從35%下降到21%，幅度較大；企業資本性投資費用化，間接降低了企業繳稅額；對小微企業減征20%的優惠政策，以促進其發展與創新。

在企業所得稅上濃墨重筆，與重振制造業、提升美國經濟的目標契合。此安排與美國自身稅源結構有關，美國企業所得稅占聯邦財政比重較小，而個稅向占比重大。大幅下調個稅稅率，將導致財政收入急劇下滑。

美國稅改在企業領域力度較大，有利于企業增加利潤、鼓勵固定資產投資，擴大就業；美國個稅改革力度與我國相似，一定程度地增加居民部門可支配收入，進而刺激消費支出。

特朗普稅改更像短期紅利，季度內明顯提振了美國經濟，但后期驅力不足。美國國內外消費投資增長普遍在2018年第二季度到頂。如圖4所示，2018年第二、三季度GDP增速分為達4.2%、3.4%，相比2018年第一季度與2017年各季度有較大提升。海外投資收入呈現同樣趨勢。如圖5所示，2018第二季度，美國海外投資收入為1987億美元，增速達4.2%,而后第三、四季度增速放緩，分別為1.05%、2.73%，逐季減少。

圖3美國GDP增速

圖4美國海外投資收入情況

來源：美國經濟分析局，瀚德金融科技研究院

特朗普稅改運用的，正是供給學派有名的“涓滴理論”：減稅讓富人更富，當富人手里的錢多起來，就會進行投資，從而增加就業，促進經濟增長。

業界有觀點認為，特朗普稅改后財富先流向富人，然后才使中產和平民收入增加。因此，如果減稅實踐力度不大，或者最終落實受阻時，會影響財富“涓滴”給平民。政府最后動用養老社保資金，以彌補減稅導致的財政收入——這相當于“劫貧濟富”，增大貧富差距。因此，減稅政策最忌半途而廢。

減稅降費 效果如何

我國減稅措施持續推行，力度不斷加強，范圍不斷增大，為企業部門減輕負擔；降費進一步將普惠落到實處，兼顧了中低收入群體利益。

減稅為企業部門注入活力

對于企業，主要從企業所得稅與增值稅兩方向為其減負。2017年5月之前，中國增值稅率分別為17%、13%、11%、6%四檔，當年簡至17%、11%、6%三檔。

2018年5月，增值稅稅率經歷了一次較大調整，17%和11%的兩檔稅率分別下調為16%和10%。此外，2018年企業所得稅方面亦有調整，如下圖所顯示。2018年對小微企業發展、企業創新研發以及高新技術企業進行大力減負，意在激發高新企業、小微企業活力。

圖5減稅具體內容

來源：公開資料，瀚德金融科技研究院

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的財政政策，從2018年“取向不變”變為 “加力提效”。

據統計，2018年政府預計為企業和個人部門減稅降費1.1萬億元，實際完成規模約1.3萬億元。在此基礎上，2019年減稅強度更上一層樓，再降稅率，著重于為企業部門減負，預計為企業減輕稅收和社保負擔近2萬億。

減稅力度加大，與18年的經濟下行壓力有關系。拉動經濟需要較大強度刺激，這也是此次減稅從我國第一大稅種增值稅下手的原因。

去年減稅實施進行，我國各行業有不同程度受惠，下文具體以制造業為代表進行闡述。針對制造業中的應繳增值稅稅額，制造業上游下降約597.24億元，中游下降約303.94億元，下游下降約418.56億元。

下降絕對值最大的行業分別為化工、采掘、建筑裝飾、汽車制造、生物醫藥，分別下降209.21億元、196.38億元、135.64億元、107.41億元、105.44億元。此次降稅共有望推動制造業企業利潤總額增厚幅度8.01％，受利潤基數影響，上、中、下游分別回升12.47％、7.41％、5.68％，采掘、商貿、化工、國防軍工利潤增厚幅度最大，分別達到13.99％、11.16％、10.95％、9.85％。

降費兼顧社會福利保障

與特朗普稅改不同，我國是減稅與降費雙管齊下，如下圖所示，養老、失業、工傷都有相應降低負擔，兼顧到中低收入群體社保福利。

圖6降費具體內容

來源：公開資料，瀚德金融科技研究院

各項繳費率下降直接降低了單位繳費比例。如圖所示，全國平均繳費基數下降幅度為22.4%，上海下降程度達32%。據估算，全國平均繳費負擔約下降38%，整體企業人力成本降低約0.97%，對人力成本平均占總成本七到八成的互聯網等創新性企業而言，近1%的人力成降低，可大幅減少企業成本壓力。

在全球經濟普遍增速放緩的大環境下，符合中國國情的減稅降費刺激居民內需、鼓勵企業創新，提振了市場信心，從供需兩側為中國經濟注入了活力，不僅是短期紅利的下放，更有利于長遠的經濟高質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