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浩大的“黃背心”抗議活動是50年來該國最大的游行示威運動；近百萬難民涌入德國造就了該國二戰以來最大的難民潮；英國脫歐堪稱半個世紀以來對“歐洲一體化”的最大打擊；而2016年美國大選撼動的則是普選作為民主基石的合法性。

一個好不容易爭取來的世界，好像突然變得岌岌可危。許多原本被奉為和平、繁榮與穩定圭臬的價值、原則和體系都面臨著現實的挑戰，或者說進入了一個漫長的衰退周期。

德國蘇爾坎普出版社的編輯海因里希·蓋瑟爾伯格（Heinrich Geiselberger）編著的新書《我們時代的精神狀況》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出版的。該書集結了15位撰稿人對當今西方困境的評述。其中不乏齊格蒙·鮑曼（Zygmunt Bauman）和斯拉沃熱·齊澤克（Slavoj Zizek）這樣的名家，也包含數位來自亞洲、東歐和北美的中青年學者。

不論作者來自何方，他們的文字都浸透著一種強烈的憂患意識，通過對當今西方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制度弊病的批判，分析當下種種危機的根源，并展望未來世界的發展趨勢。

他們大都對開篇提到的場景并不感到意外，抑或惋惜。其實，包括德國自由主義哲學家拉爾夫·達倫多夫（Ralf Dahrendorf）和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理查德·羅蒂（Richard Rorty）在內的數位思想家在蘇東巨變后就預料到21世紀可能會變為“威權主義的世紀”。正如他們預言的那樣，全球化可能正走向它憎恨的反面 —社會和經濟不平等加劇，粗俗的煽動者上臺，一個“奧威爾式的世界”的降臨已然不可逆轉。

按照匈牙利經濟史學家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的論述，19世紀末資本主義經歷了第一次轉型。工業從那個由農業塑造的，且在政治和文化制度上實現初步一體化的小型封建社會中獨立出來，并由此引發一系列伴生后果和反抗運動，直到經濟被再度潛入福利國家的層面。而目前這一切正在進入第二次轉型期 — 資本主義開始把民族國家的邊界拋在后面，要求得到解放的經濟再度嵌入全球化的各個層面，通過跨國機構的建立，政治本應尋求全球方案來解決全球問題，但第二次轉型出現的各種伴生后果和反抗運動也隨之更新，出現跨國界的特點，讓種種政治層面的努力陷入分裂的局面。

在這種語境下，看重國家治理，又強調自由競爭的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共同進入動蕩期，人開始退回到自我，發散的民族國家中自我邊界意識復蘇，人的社會和國家的社會都受到來自內部的挑戰。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抬頭，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交織也就成為時代必然。由于對全球化中形成的經濟層面的相互依賴關系缺乏政治調解和社會準備，作為全球化中心的美、英、法、德今天面臨的困境開始集中爆發，并顯現出明顯的外溢效應。

民粹主義領導人在這個節骨眼上粉墨登場，就顯得順理成章。他們渴望在國家主權陷入危機之時成為國家領袖。他們通常有著排外、父權制和專制的執政風格。他們的追隨者也擁有類似的傾向，但無論是統治者還是追隨者也都會對社會具有潛在恐懼和試探心理。

他們能夠得勢一個重要原因是當今世界對民主本身的厭倦具有充分的邏輯和語境：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普及造成了一種錯覺，仿佛無論我們是誰，我們總是共同體的中的重要一員；任何民族國家對為維系經濟獨立和主權完整所做的努力都必須承認時代的局限，即它們必須讓渡出一部分權利，才能享受所謂的獨立和主權。個人幻覺與國家的困境直接導致西方民主精神與實踐在18世紀末的基礎和水平上裹足不前：投票即民主。

誠然，投票是政治的化石燃料：它曾促進民主，而現在卻衍生出了一系列新的危險。參與投票的公民被邀請來對他們的未來做出決定，參與公投的人可以獲得傳統代議制民主制度中他們被迫放棄的一些實質性的權力。但無論是英國退歐，還是美國大選，投票顯然沒有彌合備選出來方案或領袖與投票者之間的鴻溝，相反，新的更深層面的撕裂正一步步變為社會和政治現實。社會中越來越多的群體感到他們在制度設計中的發言權和代表性越來越弱，制度本身被日益看做政治與經濟精英維護既得利益的工具。

簡言之，如果公眾本應有的辯論和協商在投票站都被簡化為“是”或者“否”，那么公投就不會促成團結，反而會促進分裂。數量上的民主化，不會換來民主化質的提升。

一些主要西方國家的政治機器已經放棄了充當民主考量和辯論中介的使命，退化為政治話語野蠻化的固化劑，通過將政治討論壓縮為安全問題，剝脫了政治辯論的合法性。

很多人原本把社交媒體和互聯網的普及看成民主化的契機，但目前看來由于諸如幾家互聯網巨頭公司的把控，我們距離讓意見相左的公民可以用統治性話語體系之外的符號來交談的目標越來越遠了。不論投票還是技術，就像建筑，我們塑造了它們，剩下的就是等待它們塑造我們。人們乘坐18世紀的馬車，在21世紀聒噪擁堵的高速公路上躑躅前行。這就當代政治與經濟脫節的真實表征。

90年代初，資本主義不戰而勝，有些人鼓噪“歷史終結”的時候，他們應該不會想到短短二三十年，就在資本主義戰勝了它外部所有的敵人后進而把整個世界都納入其中的時候，它自身和內部的分裂和危機才剛剛開始。壓倒性的勝利，永遠是災難性的前兆。換句話說，在自由、人權、法治、民主種種限制性力量的雕刻下，資本主義曾一度實現其原本憧憬的繁榮、福利和穩定，但這確實建立在對大多數非西方國家的經濟盤剝和文化宰治之上的。那些普世的好詞兒，更像溫室里的花朵，或者架子上的盆景。一旦堅固的東西煙消云散，它們無不走向丑陋的反面。

展望西方走出困境的方式，或許可以引用毛澤東同志的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敝徊贿^，原本天下就從未大治。觀人可以正己，相信這也是許多中國讀者讀這本集子的一個出發點。如是，推薦這本《我們時代的精神狀況》，希望你們能夠越過專業的術語和行文結構，走進15位撰稿人的內心，體會到為學者應有的良知和責任。

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Ulrich Beck）曾說：“當一個世界秩序瓦解時，對它的反思便開始了?！逼鋵嵁斠环N秩序壯大時，何嘗沒有發育其瓦解的必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