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與朋友閑聊，談及有人熱衷于盲目趕時髦追逐國外名牌產品、美化神化西方體制文化等奇葩現象。大家都認為，這些奇葩現象與經濟文化發展相對滯后等客觀條件有關，也與長期在這種客觀條件下形成的一些人精神上缺乏自信有直接關系。仔細想來，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國民，往往在不知不覺地向發達國家及其企業繳納三種“稅”：

一是“科技稅”。發達國家在科技經濟領域占據領先地位，在產業鏈、價值鏈上處于高端，可以靠其先進技術和產品獲取高額利潤。從前的抗生素、化工產品是這樣，之后的家用電器、計算機是這樣，現在的大飛機、蘋果手機、生物技術藥等產品也是這樣。對欠發達國家的企業和國民付出的這些昂貴費用，我們可以視之為不得不繳納的“科技稅”。只有當經濟發展滯后國家及其企業掌握相關技術能夠生產相關產品后，發達國家企業才會大幅降價，經濟發展滯后國家的企業和老百姓才不用再以昂貴的價格去購買相關產品。應該說，這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常態，在一定程度上有其必然性與合理性。

二是“造幣稅”。發達國家經濟科技貿易實力強，其貨幣往往會成為國際貿易中的硬通貨，甚至成為各國及其企業、國民的重要財富儲備。在一定規模范圍內和一定條件下，這種對外國貨幣的信任是有其物質基礎的，這種財富儲備可以實現其價值和現實購買力。但是，如果主要發達國家經濟過度脫實向虛、產業空心化嚴重，其貨幣的物質基礎會逐步虛化，而如果該發達國家利用國際社會對其國力和貨幣的信任濫發貨幣，并以其貨幣換取其他國家企業和國民創造的財富，則會給國際社會帶來巨大風險。其他國家付出寶貴資源和勞動創造的財富源源不斷地流入某發達國家，換取其發行的貨幣，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視為向該發達國家繳納“造幣稅”。這是一種畸形的國際經濟秩序，是發達國家對國際社會對其國力信任的濫用，是把其國內風險向國際社會的轉嫁，或者說，是對國際社會財富的一種掠奪。

三是“智商稅”。由于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文化上的領先地位，其國民的生活方式甚至文化風俗等往往會被其他國家的國民所羨慕和效仿。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對各民族交流交往也是有意義的。但是，盲目的、過度的效仿則可能成為荒謬的。明明是在自己國家代工生產的產品，貼上外國名牌的標簽，便搖身一變，身價百倍，就有人趨之若鶩，為了虛榮心去花天價購買。明明是適應外國不值錢的廉價產品，在欠發達國家卻往往被一些人視為高大上而盲目追捧并花費不菲的開支。明明是發達國家特定的宗教文化風俗消費，也去東施效顰，跟風趕潮，并樂此不疲。這類完全不必要的花費，可稱之為“智商稅”。

在這“三稅”之外，還有一種花費需要予以剖析。本文稱之為“報名費”。由于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文化等領域占據優勢地位，國際上的話語權、話題設定權往往掌握在少數發達國家手中。在文化領域，發達國家通過舉辦電影節、文化節以及學術論壇等有影響力的重要活動和各種文化產品，廣泛傳播其價值觀和理念與制度，引導、影響其他國家效仿。發展中國家文化界為了得到發達國家同行的認可，要千方百計去潛心揣摩甚至迎合評委的價值取向和評價標準，制作符合其標準的文化作品。在這方面，國人付出了不少代價，可以說，交了不少入群“報名費”。當然收獲也不菲，一旦獲獎得到認可，便如同鯉魚跳上龍門，各種榮譽紛至沓來，功成名就。好像鄉下人剛剛進城，總是很不自信，只有得到城里夸獎幾次，才稍微增加點底氣。前些年很多領域忙于各種“國際接軌”，也付出了昂貴代價。最近幾年國際上的新變化卻跟我們開了個“國際玩笑”，我們去“接軌”，國外卻有人在“拆軌”。這恰恰也說明，國際經濟政治文化大秩序正在經歷空前的大變革。

應該說，這“三稅一費”，在一定階段有一定的客觀必然性。當前，國家正大力推動為實體經濟減稅降費，對上文分析的這些“稅費”，也應該下力氣去減少或降低。我相信，隨著國家經濟科技持續發展，隨著國際經濟秩序的不斷演進，隨著民族自信心逐步提升和民智不斷發展，當然，還要加上強有力的斗爭，不再存在“三稅一費”的時代一定會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