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英國《經濟學人》報道，“沃爾瑪什么時候有了良知?”《波士頓環球報》(Boston Globe)在2019年以贊許的口吻在其頭條文章標題里提出的這個問題，也許會讓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墳墓里翻身?！都~約時報雜志》——9月13日是其50周年紀念日——上曾刊登一篇里程碑意義的文章里，這位獲得過諾貝爾獎經濟學家試圖從文章的第一段將任何有關企業應承擔社會責任的觀點撕得粉碎。就業?歧視?污染?他宣稱，這不過是一句“口頭禪”。只有商人才要承擔責任。在他看來，作為管理人員，他們唯一的目標是為企業的所有者服務，而后者一般都希望在遵守社會基本規則的情況下盡可能多地賺錢。在商業編年史上，很難找到比之更有力的開篇段落。

很難找到一個比沃爾瑪更好的例子來體現它們。在弗里德曼的文章發表的那一年，沃爾瑪在證券市場上市，從山姆?沃爾頓家鄉的雜貨店變成了“本頓維爾的野獸”，以低價、壓榨供應商和粗暴的員工管理而聞名。它的股東們像強盜一樣橫行霸道;自20世紀70年代初以來，它的股價膨脹了2000多倍，相比之下，大公司的標準普爾500指數漲了31倍。但近年來，該公司變得成熟起來?，F在它在綠色能源和同性戀權利方面出類拔萃。前不久，首席執行官董明倫(Doug McMillon)停止一些部分槍支彈藥的銷售，并游說政府加強槍支管控，并很快得到了《波士頓環球報》的致敬。今年，他成為了商業圓桌會議(Business Roundtable)的主席——該會議由美國商界領袖組成，宣稱要放棄弗里德曼的股東至上主義，轉而以客戶、員工等為優先。

因各黨派對性別、種族和收入不平等等不一致而導致美國四分五裂的情況下，這種“利益相關者主義”大行其道。但也受到阻力。為了慶祝弗里德曼的論文發表50周年，他的母校芝加哥大學在布斯商學院舉辦了一個在線論壇，弗里德曼信仰人在論壇上辯稱，給企業負責人太多的自由可能會讓利益相關者的事變得更糟，而不是更好。他們指出，問題的癥結在于，在不賦予高管神一般權力的情況下，幾乎不可能平衡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利益沖突(弗里德曼稱之為集“立法者、執行人和法學家”于一身)。有用的是，一些人提供了數據來支持他們的觀點。

從沃爾瑪的禁售槍支彈藥開始——這是讓美國分歧最大的一個問題。沃爾瑪將禁售行為描述為純粹的安全措施，但游說團體美國步槍協會(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表示，這些措施是為了迎合“反槍支精英”，并預計消費者會抵制沃爾瑪。事實上，一些人確實這么做了。圣路易斯大學(Saint Louis University)的馬庫斯·佩因特(Marcus Painter)利用智能手機上的數據計算禁售前后的客流量。他發現，與競爭對手相比，在共和黨勢力強大的地區，沃爾瑪門店的平均月客流量下降了10%；在民主黨勢力強大的地區，漲幅高達3.4%。此外，共和黨的抵制行為似乎持續了數月。

沃爾瑪的立場有助于贏得了新的(或許更富有的)消費者，甚至可能使他們的利潤以及股東受益。然而，這也表明，在日益兩極分化的政治環境下，對某一利益相關者有利的東西，可能對另一利益相關者不利。無論是俄克拉何馬州的基督教工藝品連鎖店Hobby Lobby以宗教理由拒絕為員工提供避孕保險，還是耐克支持一名美國足球運動員抗議警察暴行的決定，利益相關者總是會以代表他們來反對既成事實的事。還有更多司空見慣的權衡。通用汽車的股東兼雇員可能想要更高的薪水，而不是更高的利潤；在控制污染上花一美元，在工人再培訓上可能會少花一美元。不過，衡量不同群體的成本和收益充滿了困難。

一些企業負責人聲稱他們可以做到這一點，并渴望贏得公眾的贊揚，以及安撫政客。但哈佛法學院的盧西安?貝布查克(Lucian Bebchuk)、考比?卡斯蒂爾(Kobi Kastiel)和羅伯托?塔拉里塔(Roberto Tallarita)認為，他們都是虛偽的管理者。他們分析了30多個州的所謂選區法規，這些法規給予企業負責人在考慮出售公司時考慮利益相關者利益的權利，發人深省。該分析發現，2000年至2019年間，在95%的上市公司出售給私募股權集團時，企業負責人沒有就買方解雇員工的自由權利進行任何談判。高管們為股東和他們自己牟利。

光說沒有用

這種虛偽普遍存在。倫敦經濟學院的Aneesh Raghunandan和哥倫比亞商學院的Shiva Rajgopal在今年早些時候指出，在簽署商業圓桌會議聲明的183家企業中，有許多企業在過去的4年里沒有履行承諾。例如，他們違反環境和勞工法規的情況比同行要多，在游說方面花的錢也更多。Bebchuk和其他人認為，如果這能鼓勵政府輕松地給予高管監管自己活動的自由的話，利益相關者主義的虛幻希望會阻礙稅收改革、反壟斷監管和碳排放稅等政策的實施，從而使利益相關者的情況變得更糟。

誠然，權衡也是股東資本主義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例如，在短期和長期投資者之間進行權衡。但是，利益相關者的數量超過了股東，使得更多不同的利益需要平衡。此外，通過投資于與企業價值相關的基金，或直接影響董事會，股東可以表明，他們的目標日益超越利潤最大化，轉向更廣泛的社會福利。股東們保持了他們應有的主導地位，但如果他們愿意，他們可以自由地推動不同的權衡取舍。

（編譯：宋瑛晗 編輯：王旭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