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巴以沖突事件持續不斷。特別是5月10日，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加沙地帶武裝爆發嚴重沖突后，將巴以緊張局勢推向一個新的高點。此次沖突是自2014年7月以色列對加沙地區武裝實施“護刃行動”以來，巴以之間最大規模的武裝交火。目前，沖突已造成上百人死亡。事實上，巴以之間在齋月前后爆發激烈沖突已經“常態化”，雖然雙邊摩擦不斷，但基本上能夠保持適度理性和克制，盡可能地避免局勢失控。但與以往相比，此次沖突雙方攻勢之凌厲、戰況之慘烈卻有些出乎預料。綜合來看，巴以沖突的起因并無“新意”，但后續進程卻呈現了一些有別于慣例之處。這是由于巴以面臨的內外環境都已發生重大變化，再加上兩國分別處于臨近大選和正在組閣的關鍵節點，沖突兩派各懷心思、各有盤算，迫使雙方都需要在沖突中有所“斬獲”，從而為己方贏得更多的博弈砝碼，由此導致巴以緊張局勢再次處于歷史高位。

一方面，以哈馬斯為首的加沙地區武裝派別需要通過對以色列強硬發聲，來標示存在的合法性以及對巴以局勢的話語權和影響力，防止出現在巴以事務上發言權被邊緣化的狀況。同時，它還可以通過展示對以斗爭來轉移內部視線、博取各方同情，為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即將舉行十五年來的首次大選聚攏人氣選票和積攢政治資本。近些年，由于地區局勢變化哈馬斯獲得的外部“輸血”有所減少，加上國際活動空間的顯著萎縮，使其對巴以局勢和巴內部政局的影響都趨于下降。哈馬斯此時展示一貫堅定的反以立場，為因美國偏袒政策而憋屈許久的巴勒斯坦百姓出口“惡氣”，擺出為民“請命”的姿態，自然會給哈馬斯在未來巴勒斯坦大選中加分，也有利于鞏固和強化其在巴以問題上的發言權。

另一方面，自敘利亞內戰后，以色列將戰略精力置于北部方向，以打擊伊朗在敘利亞不斷增強的軍事存在為主要目標，對南邊巴勒斯坦方向沒有投入過多關注。并且，以色列先后部署“鐵穹”、“箭式-3”、“大衛彈弓”和“愛國者”等多個反導攔截系統，建立起高、中、低搭配的多層警戒設施和綜合防御體系，具備在不同高度和范圍內攔截來襲攻擊目標的能力，進而認為哈馬斯武裝火箭彈襲擊的威脅已經大幅降低。再加上2014年7月“護刃行動”又給哈馬斯以重擊，短期內無法恢復元氣，導致以色列低估哈馬斯的既戰能力。從實戰情況看，本次沖突中加沙地帶武裝向以色列發射了1000多枚火箭彈，其中90%被以色列防御系統成功攔截，但仍有為數不少的火箭彈“漏網”，造成以方至少8人死亡、100多人受傷，這讓以色列意識到需要再對哈馬斯進行一次深度打擊。如今既然戰事已開，以軍索性甩開膀子大干一場，沖突一起多名哈馬斯負責網絡、情報、安全和火箭工程的高級指揮官便被以色列“一鍋端”了。

此外，美國拜登政府相比特朗普時期，在巴以問題、中東地區政策上顯露出對許多以色列不利的征兆。拜登就任總統后，很快便與多個盟國領導人通過電話，提出美國要修復特朗普在任時與盟國破損的關系。但拜登卻遲遲不見同中東盟友聯系，直到上任近四周后才完成與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的首次通話，他還曾批評以色列定居點政策，又揚言要重返伊核協議，這無疑令以色列既感到不滿、又產生不安。以色列此番對哈馬斯大打出手，也有施壓美國重新審視對以政策的成分。同時，日前內塔尼亞胡組閣失敗，這給其競爭對手“擁有未來”黨領導人拉皮德提供了問鼎總理寶座的機會。但巴以沖突的爆發，有可能使部分主張強硬路線的勢力放棄同拉皮德合作，給內塔尼亞胡執政之路帶來轉機。

不難看出，巴以局勢之所以再起波瀾，盡管是歷史與現實、偶然與必然等多種因素相互影響、疊加作用的產物，但歸根結底是美國政府長期偏袒以色列造成的不良后果。尤其是，特朗普執政時期美國在搬遷駐以使館至耶路撒冷、關閉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駐華盛頓辦事處、停止資助聯合國巴勒斯坦難民救濟機構以及猶太人擴建定居點等問題上，罔顧巴勒斯坦人民利益，完全站在以色列立場上，極大地激起巴方民眾的憤怒。正是美國“欺壓”巴方的做法，讓巴方感到失落甚至絕望，誘使巴方民眾不滿情緒在敏感場所和時點的宣泄，成為引爆巴以爭端再起的導火索和助燃劑。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丁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