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一度的德國聯邦議會選舉已然結束，中左立場的社會民主黨以25.8%的得票率成為第一大黨。默克爾的政黨——中右立場的聯盟黨，僅獲得24.1%的選票，以微弱劣勢屈居第二。它能否與社民黨聯合組閣，還要等待德國各政黨之間的組閣磋商和談判。但是無論德國新的聯邦政府如何組合，保持中德關系的穩定與建設性一直是中方對德國新政府的期待。在一個全球化時代，中國和德國各主要政黨均有相互重合的政策關注點和利益訴求，可以跨越地理障礙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在疫情過后共建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當然，毋庸諱言，中德關系和中歐關系面臨一些經濟競爭領域和價值觀層面上的棘手挑戰。2019年，正是德國工業聯合會（BDI）發布的研究報告演化成為歐盟2019年推出的《中歐戰略展望政策報告》，該報告提出了歐盟以及現在的美國拜登政府所堅持的對華定位“三分法”：在氣候變化等全球治理領域，中國是歐盟和美國的合作對象，但中國是美歐在追求技術領導地位方面的經濟競爭對手，同時也是其在擴展不同治理模式領域的制度型對手（systemic rival）。中國崛起讓一部分德國精英感覺不適，害怕未來世界按照“中國制定的規則”運行，他們也贊成炒作中國的新疆、南海和香港問題，以防止“被中國人視為軟弱”；德國媒體長期對中國的負面報道也誤導了諸多不了解中國的德國民眾，使得他們對中國產生了一些抵觸情緒。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之際，中國在德國和歐盟的政治輿論場中，也輕度充當了“替罪羊”的無辜角色。某些德國人領頭的歐洲議會議員鼓吹對華強硬，以“莫須有”的新疆人權罪名唆使歐盟對中國新疆4名個人和1個實體實施制裁，并以中方的反制裁為名凍結歐洲議會對《中歐投資協定》的批準進程，嚴重干擾了中歐關系的正常發展進程，造成了惡劣后果。

盡管中德關系和中歐關系近期出現了這樣一些不和諧的雜音，但我們仍應看到經濟全球化依舊是當今時代的“時代精神”，“合作共贏”依舊是中德關系的主基調。自2016年起，中國已經連續五年成為德國最大的貿易伙伴，中國在2020年也超過美國成為歐盟的最大貨物貿易伙伴，中國經濟以超出預期的速度走出疫情影響，間接帶動了德國經濟復蘇。比如中歐班列的開行班次在疫情期間逆勢增長，不僅保證了抗疫衛生物資及時抵達目的地發揮作用，也間接幫助了德國杜伊斯堡等城市的繁榮振興。作為出口大國，德國也離不開中國巨大的市場，奔馳、寶馬和奧迪三大德國豪華車品牌在華銷售量占其全球市場比重均超過30%，正是得益于中國市場的強勁驅動，2020年它們的業績才能好于預期。務實合作可為中德雙方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隨著中國的全方位開放和進一步深化改革，中國還會為越來越多的德國企業創造出更加有利于創新的市場和營商環境。德國總理默克爾在2019年底竭力推動《中歐投資協定》完成談判，一定程度上正是因為她看到了這一美好前景，并對此抱有足夠的信心。

???此外，作為兩個負責任的全球大國，中國和德國同在全球共同推行多邊主義、實現可持續發展、應對氣候變化和地區安全挑戰，以及進行第三方合作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伙伴。中國是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的維護者，遵守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系基本準則。但我們不認可“小集團”式思維，如果只是所謂的“民主陣營”國家才能制訂規則，那這種規則就是排外的，是合法性不足的規則，制訂這種規則的方法也同樣不符合自由主義的“開放”和“包容”哲學要素。如此建立的“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更是對二戰后創立的聯合國為核心的主權國家國際體系的一種背離，如果不是各主權國家“共商、共建、共享”，共同參與確立可令國際社會廣泛受益的國際規則，那么這種國際規則就不具有權威效力。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尚未結束，全力合作應對疫情，促進世界經濟重回正軌應是各國政府政策考量的重中之重。我相信無論德國新政府由哪些政黨組成，理性和全球化思維都會是它們天然具有的稟賦。擁有這些品性的德國政府仍會抵制德國和歐盟內部的民粹主義，堅持與中國在雙邊、歐洲和全球層次的多領域務實合作，比如在歐盟層面繼續推動中歐投資協定在歐盟的批準進程。瑞士史學家布克哈特曾有言：“熱衷于報復將淹沒對自身利害最清楚的呼聲”。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研究員、歐洲國際關系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