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4日，日本自民黨新總裁岸田文雄順利當選日本第100任首相，由此日本開始進入“岸田時代”。岸田的當選實際上是自民黨派閥政治邏輯和民意邏輯雙重復雜互動的產物。

通過透視新內閣的成員結構，并結合10月8日岸田首相首次發表的施政演說，可以看出岸田內閣與以往相比具有以下三個方面新的變化。

其一，啟用“新生代”。岸田內閣成員包括21名（岸田首相、20名內閣大臣），其中有13人是第一次當選大臣，如此大規模地安排“新人”入閣，是最近20年來日本內閣更替和改造中少有的現象。新內閣成員中60歲以下的有9人，特別是的小林鷹之（新設立的經濟安全保障大臣）、牧島花蓮（數字化大臣）、堀內詔子（疫苗大臣）等均為僅當選3次眾議員的新生代。岸田吸納年輕人進入內閣的原因：一是其為兌現競選總裁時的承諾，進而展示自己是“守信者”；二是旨在刷新國民對于自民黨暮氣沉沉的既有印象；三是顯示岸田有意培植新生力量的積極姿態。

其二，增設新職務?！敖洕脖敶蟪肌笔侨毡練v屆內閣中，第一次設立的專職大臣職位，主要負責涉及國家經濟安全的重大項目、技術的審批，負責互聯網安全問題，審核技術出口，管控外資企業在日本的投資與合資，其管理權限可以涉及到其他中央省廳。今年46歲的小林鷹之被任命為“經濟安保擔當大臣”，此前，小林曾在安倍第三次內閣中出任防衛大臣政務官。日本增設的目的實際上是要研究日本如何獲得“經濟與安全”這兩個方面的利益最大化問題。其實，輿論界也普遍認為該部門就是一個專門與美國一起對付中國的日本中央政府機構，甚至可以簡稱“綜合對華部”，這對中日關系或將產生沖擊。

其三，提出新理念。10月8日，岸田在首次施政演說中，提出要實現“新資本主義”的理念，重申提倡保護中產階層。新理念的提出不僅意味著他要告別近年來盛行的安倍經濟學。事實上，安倍經濟學盡管把日本經濟從谷底拉上了增長的道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日本國民并沒有感受到安倍經濟學帶來的好處，造成貧富差距拉大、整個社會出現撕裂的狀態。岸田提出實現“新資本主義”的理念也是對安倍經濟學的修正甚至替代。

當然，岸田內閣中的“新變化”最終目標實質上也是要解決“老問題”。當前，從內政而言，岸田內閣面臨著諸多亟需決的諸如“作為國難的少子化問題”、“新冠疫情管控問題”、“增長模式與利益分配問題”、“社會分化加劇問題”以及“11月份的眾議院選舉”與“明年7月的參議院選舉”等。從外交層面而言，岸田內閣也面臨著諸多難題，特別是其對華政策選擇上亟需要尋求一種能契合新時代要求的外交路線。

一般情況下，人們往往認為“外交是內政的延續”，但外交在某種程度上與內政還具有互補關系與互動關系，“內政失分”可以用“外交得分”來彌補。岸田內閣如何在中美對立激化的背景下處理中日關系，不僅影響到亞洲乃至世界的和平、穩定、繁榮，也關涉到岸田內閣的在內政上能否達到施政目標。理論上，目前岸田內閣在對華政策上具有三個行為選項：選項一是改善對華關系，構建“友好型的中日關系”；選項二是全方位制衡中國，構建“對抗型的中日關系”；選項三是繼承和發展安倍路線，構建“穩定型的中日關系”。

從岸田的性格偏好、派閥政治、同盟約束等邏輯條件而言，岸田內閣未來的對華政策的行為選擇上不會出現“選項一”與“選項二”，而應該是“選項三”。

其一，從性格偏好角度而言，岸田具有長期的從政經驗，是自民黨內的穩健派。岸田曾任日本外務大臣、政務調查會長等職務，9次當選眾議院廣島1區議員。在外交方面，岸田曾于第二次安倍內閣時期，擔任4年半外務大臣，對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訪問廣島、日韓慰安婦協議達成起到了推動作用。岸田也是“宏池會”的現任領導人，具有“注重經濟”的 “宏池基因”?！昂瓿貢钡某錾頉Q定了岸田不可能完全顛覆“鴿派”理念。不過，在對華態度上，岸田曾稱，臺灣地區已經成為“中美對峙”的前線，臺海問題將成為接下來的大問題。另一方面，岸田文雄也強調同中國的對話十分重要，應該構建“穩定的中日關系”?？梢?，從性格偏好及其政治主張而言，岸田在未來的對華政策中將會選擇“選項三”。

其二，從派閥政治角度而言，岸田當選自民黨總裁是派閥力學運行的結果。自民黨政治的重要特點是“派閥政治”、“黨中有派”。而且，國會議員不是根據政策理念、政治主張來組合彼此的關系，而是根據現實利益、比如說選舉資源的獲取來建立彼此的關系。岸田如果沒有細田派、麻生派、竹下派等派閥的支持，是不可能順利當選總裁的。人事安排上，新任自民黨干事長的甘利明、政調會長的高市早苗，擔任內閣官房長官的松野博一，都是屬于安倍主導的細田派。此外，防衛大臣岸信夫為安倍的胞弟，經濟產業大臣萩生田光一為安倍親信。顯然，上述安排一方面體現了岸田平衡派閥的意圖，另一方面也意味著仍未擺脫安倍晉三和麻生太郎的影響。

換言之，岸田內閣在內政外交上都會受到派閥政治以及保守勢力的牽制。同樣，在對華政策選擇上，岸田內閣不可能完全簪越安倍內閣時期具有“政冷經熱”特點的對華政策，同時也不能采用零和博弈的方式全面抗衡中國。岸田在繼承安倍對華外交政策之余，也將會體現自身的特色，即連續性和變革性的平衡與協調。岸田本人恐怕也不想讓被民眾認為自己是“長著岸田面孔的安倍內閣”。

其二，從同盟角度而言，日美同盟的框架在一定程度上約束了日本的外交空間。美國政府試圖通過強化同盟戰略在中國東部打造一個包圍圈，進而制衡中國。在此背景下，日本對華政策的自主性空間相對矮窄，而且作為同盟國，有配合美國對華戰略的需要。然而，對日本而言，中國是日本的第一大貿易國，中日經濟相互依存度很高，如果選擇與中國徹底脫鉤不僅會損害自身利益，也是不明智之舉。其實，戰后日本外交是由聯合國外交、日美同盟和亞洲外交等三大支柱構成的。如果僅僅強化日美同盟，則意味著岸田外交只有繼承而沒有創新。岸田在其執政期間，如果能夠構建出“穩定型的中日關系”，則就會在黨內和民意上都加分。

綜上，上述三個要素是左右岸田對華政策選擇的邏輯條件。囿于三個邏輯條件的互動與媾和，“選項一”不可能是岸田內閣的選擇，因此短期內中日關系也難以回到2012年前的狀態。當然，從目前而言，日本也不具備與中國進行全方位對抗的邏輯條件，因此岸田內閣在對華政策上也不會是“選項二”。事實上，日本與中國共同構建契合新時達要求的、穩定的中日關系，才是岸田內閣對華政策的應然選項、也是現實選項。

（作者尹曉亮為南開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