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出口出現井噴式增長。出口占GDP的比重從1978年的不到5%一路增長到2006年的超過35%。出口向來被認為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也一度成為政策制定者和企業非常關注的目標。

其實，在2001年中國加入WTO之前，中國的國際貿易基本上保持著平衡，貿易順差占GDP的比重一直在-3%到3%之間波動。這意味著全球化促進了中國強勁出口的同時，也帶來了中國強勁增長的進口。中國加入WTO以后，受益于貿易便利和關稅下降，中國的出口增速顯著超過了進口增速，也為中國積累了大量的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至2008年全球爆發金融危機之前，中國的貿易順差占GDP比重接近10%，外匯儲備達到1.95萬億美元。

2008年是一個分水嶺。金融危機以后，逆全球化思潮涌現，中美兩國也出現了明顯的貿易摩擦。長期處于貿易逆差的美國突然發難，提高部分中國出口產品的關稅，打擊中國的制造業和科技產業。的確，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以廉價勞動力作為稟賦優勢，出口多為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產品。然而，被稱為“世界工廠”的中國，出口的產品其實并不都是所有生產環節都在中國完成的。相反，中國很大一部分出口是其他國家的外包生產，也有一部分是外國企業來華直接投資生產后運向世界各地。雖然有聲音質疑中國這家“世界工廠”搶奪了其他國家的工作機會，但從理論上講，勞動力的垂直分工和國際分工可以促進整體生產效率。而如果中國不斷提高自身勞動力的效率，這對全球其他國家，特別是享受中國外包服務的國家而言是更有利的。

美國之所以仍然堅持各種手段的貿易摩擦，其真正擔心的并不是中國在傳統制造業生產效率的提高，而是擔心所謂的“薩繆爾森爭論”（Samuelson Argument）提到的現象：如果中國在原本自身具有比較優勢的領域提高生產效率，這對美國而言是有利的，因為美國可以通過更低的成本在中國采購或者享受中國的外包服務；然而如果中國在原本美國具有比較優勢的領域生產效率提高，那將因為和美國形成競爭而對美國構成持久性的傷害。

其實，中國在擔當“世界工廠”的幾十年里，雖然出口有了顯著的增長，但中國得到的附加值卻很低。拿美國的蘋果公司做個例子，雖然蘋果公司的采購和生產高度集中于中國，但由于在中國采購的部件并非核心零部件，生產也主要是組裝，中國在蘋果公司的價值鏈中只占很小一部分（不超過5%）。高附加值的部分仍然被美國境內的核心芯片和集成電路等部件，以及日本的一些光學設備等瓜分。中國迫切希望自己能夠在一件商品的國際分工價值鏈中站上頭部，因此近年來中國更加看重研發和科技行業，推出中國制造2025等規劃。

全球化發展至今，國際貿易早已不是過去的簡單的最終商品交易。它包含著產業鏈和供應鏈的全球分工。一件從中國出口的產品，可能包含著來自各個國家的增加值。中國進口的產品，也可能曾經在生產的某一個環節從中國出口過。世界就像一個大型的工廠，每個國家都在某幾條生產線上的某幾個位置。這正是全球化的效率和生命力。自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很多國家的生產反反復復停擺，不少行業的供應鏈被迫中斷。如何能夠發揮全球供應鏈的效率，同時減少因為過度依賴全球供應鏈而可能出現的風險，這是中國需要思考和權衡的課題。供應鏈像一張網，全球化讓這張網越來越密。無論是一些國際貿易政策，還是疫情，都不會阻止全球化的進程。

（張家瑞 寧波諾丁漢大學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