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曼禮

1997 年 9 月 28 日, 一個溫暖的星期天下午，我的父親何鳳山博士在美國舊金山離開了我們。18天前，他剛剛度過96歲生日。父親走的很安詳，但確是含冤去世。他被不公的對待：被臺灣當局誣告，被彈劾，杰出的外交生涯名聲遭受污蔑。40年勤勤懇懇的工作，走時候身無分文，連養老金也被剝奪。

二十五年過去了，但是父親去世以及之后的發生的事都記憶猶新。正如大自然中萬物生生相息，父親的去世也孕育出一個新的生命來。那不再是肉體的生命，而是表征著人道主義和正義的精神。

父親離開那年，作為一名報社記者，我為父親寫了訃聞，并將其寄給了《舊金山紀事報》和我的前雇主《波士頓環球報》。訃聞里我簡單提到父親在 1938 年擔任中國駐奧地利維也納總領事期間幫助猶太難民并營救了他的朋友羅森伯格先生，不久便因此接到一位猶太經理打來的電話。對方在電話中急切地表示想把父親加入他的巡回圖片展中，展覽內容是關于營救猶太人的外交人士。 我告訴他，關于這段歷史我知道的不多，但他的詢問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我的想法是如果我能追查這個懸案，不僅能了解故事的經過，也許還可以為我父親平反，為他的名聲戰斗，還他一個公道。

在父親去世一個月后，我就開始長達25年的探索，試圖尋找這段已經消失了六十年的歷史，還原出父親是在二戰前怎么協助營救猶太人，如何成功將中國上海打造成一個猶太人最終的避難所的故事。

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特別是60多年后嘗試還原當時的故事，需要全面掌握跨越不同大陸歷史背景和東西方不同的政治和文化，還需全面了解抗日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和之后的中國內戰的全過程。我只能在不斷的自學中完成這些知識的補充。

我搜索了維也納、華盛頓特區、以色列、南京和臺北的檔案。內戰期間許多檔案文件很難找到或已在戰爭期間丟失。那時大多數大屠殺文獻都集中在納粹在集中營中滅絕 600 萬猶太人這一內容上，關于納粹早期將猶太人驅逐出他們的領土、以及允許猶太人逃離的短暫窗口的記錄很少。 當時只有兩本書講述逃往上海的猶太難民，但是內容都有缺憾且不完整。

此外，大多數人，包括學者，都不熟悉外交程序的復雜性，所以不了解外交官如何利用資源參與營救猶太人，也很難知曉我父親在當時的特殊背景和情形下，如何把上海避難所變為現實。作為外交官的女兒，還原這些史實我是有優勢的。

從一開始我認為最關鍵的問題就是中國上海是如何成為猶太人的避難所的？ 這意味著需要找到當時的幸存者。但是沒有人聽說過上海簽證，更沒有人知道誰簽發過上海簽證或者上海簽證有何用處，因為當時的上海并不需要任何入境證件就可以進入。

只有找到幸存者才可能回答這些問題。已過了六十多年，從哪里尋找幸存者呢？這無疑是大海撈針。在我尋找幸存者的過程中，還遇到了懷疑者和反對者，他們不相信中國外交官營救過猶太人，還認為即使有曾經幫助發放上海簽證，也毫無意義。終于，通過不懈的堅持，在父親去世一個月后，我陸續找到第一批接受過簽證的幸存者。

漸漸地，故事的全貌開始浮現。父親在其回憶錄《外交生涯四十年》中寫道：“自德奧合并后（1938年3月奧地利和德國合并），希魔逼迫猶太人的氣焰日益高漲......（我）可盡力之處無不盡力，不知救活了多少猶太人?！?/p>

父親是怎么盡力的，使用了什么手段？ 1938 年 3 月德奧合并引發了一場猶太難民危機，大多數西方國家及其外交代表都選擇了置之不理。 納粹當局制定了一項嚴厲的政策，將經濟征用和強制驅逐相結合，開始在他們的領土上清除猶太人。

與其外交同行不同，父親當時作為外交官面對兩個障礙。一是祖國大部分地區在前一年被日本占領，日本占領者不承認中國外交官簽發的入境文件，使入境中國變得困難；二是在重慶的國民政府不想危及與德國的關系，令父親停止幫助猶太人。他為了營救猶太人違抗了這一命令。

父親當時想出了一個巧妙的策略, 利用當時的一個漏洞來幫助猶太人。他使用標準入境簽證，只發給了一個地方——中國上海。1937 年 8 月日本占領上海后，上海市其他外國租界不希望日本人接管港口，為他們帶來“不便”。因此，這座城市的港口變得完全無人看管，任何人都可以不出示證件或護照進入。

父親的“上海簽證策略”為猶太難民提供了納粹要求其離開其領土的“移民證明”，使被監禁的人可以從集中營中被解救出來，并為他們過境其他無法進入的國家提供了便利。 最重要的是，上海作為“最終目的地”創造了一個無障礙的避難所，1938 年和 1939 年約有 18,000 名歐洲猶太人逃往上海。

作為一名記者，經過二十多年的搜尋和查證，我終于能把父親幫助營救猶太人的英勇事跡全面呈現在世人眼前。期間也經歷了很多痛苦，主要來自于很多不準確、歪曲，捏造的信息與野史；爭先恐后利用父親的義舉為自己牟利和抄襲我作品與材料的人。正如美國總統約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曾經說過的：勝利有一千個父親，失敗是一個孤兒?！?/p>

在我父親逝世 25 周年之際，我想借此機會澄清一些事實：

1. 當時的國民政府官方政策是要幫助猶太難民，發了命令給所有在國外的使團， 所以何鳳山的行動只是從命， 不是義舉。

至今沒有看到該政策的文件證據。推動這敘述的學者將1938 年和 1939 年迅速變化的事件混為一談， 并精心挑選了消息來源來附和臆測。 事實是1938年德奧合并后，父親開始營救猶太人，當時中德關系已經急轉直下而希特勒親日。國民政府派了陳介副部長去柏林當大使挽救中德關系。陳大使怕反對希特勒反猶太人的政策，命令在維也納的父親停止幫助猶太人。父親因抗命于1939年四月被記過。那時，國民政府看到中德關系沒有好轉的希望，于是在別處尋找盟友。當時立法院長孫科曾提議把云南變成一個猶太區，可是因為缺乏資金，沒有實現， 猶太人還是逃亡上海避難。

2. 由于蓋世太保包圍了中國領事館大樓，何鳳山在附近的一家咖啡館向猶太人發放簽證。

任何做過適當的歷史研究都知道，納粹搶奪猶太人的第一個地方是維也納的咖啡館。 在其中一次搜查中，父親本人被槍指著。另一方面，領事館大樓受到日內瓦外交公約的保護，是獲得簽證最安全的地方。

3. 根據報紙采訪，何風山在去世前就被一位學者“發現”了，這位學者在維也納遇到的猶太幸存者時對方告訴他的。

后來我向這位學者追問消息來源時，他告訴我他已經“忘記了”。 事實上二戰后，很少有猶太幸存者返回維也納或歐洲。連拿到父親發放簽證的人都不知道他是誰，更不知道他的中文名字。

4. 2000 年，何鳳山被聯合國指定為“中國辛德勒”。

這個名號是媒體稱呼的。 自從電影《辛德勒的名單》上映以來，所有營救過猶太人的都被這樣稱呼。 我認為不合適。 我心中具備能力和才華的父親更像是20 世紀的諸葛亮（公元 181-234 年）。

5. 何鳳山的事件是從中國傳播到西方的。

情況正好相反。 從1998 年起，通過出版物和展覽，父親的故事最開始是在西方傳播。2000 年 2 月，《人民日報》記者章念生在斯德哥爾摩國際大屠殺論壇上采訪了我，之后在《環球日報》發表一篇文章，父親的故事才在中國廣為人知。那年的下半年，父親被以色列指定為“國際正義人士”后，這個故事傳遍了全世界。

6.何風山2000年被以色列政府指定為“國際正義人士”是由于上海一位學者的催促之下和提供的有關材料。

以色列的大屠殺紀念館 （Yad Vashem）對指定正義人士的每個案件進行嚴格的法律調查，不受任何外部影響。 我父親的案子用了三年，根據我找到的許多幸存者的見證和其他官方文件加以調查核實。這些文件都不是由任何上海學者提供的。

7. 據報道，一位以色列總理稱何風山“不僅是英雄，也不僅僅是天使，他是上帝”。

在猶太宗教傳統中， 猶太人甚至不敢稱“神”，更不會這樣稱呼一個人。

8. 以色列的一座石碑稱何鳳山為“不可忘的中國人”。

并沒有這樣的紀念碑。 迄今為止，以我父親的名字命名的紀念碑是位于以色列耶路撒冷大屠殺紀念館的正義花園； 以色列外交部紀念正義外交官的墻；中國駐維也納兩棟原中國總領事館大樓的紀念牌匾； 意大利米蘭以父親命名的小廣場； 意大利米蘭義人花園； 美國伊利諾伊州大屠殺紀念館；以色列耶路撒冷男孩鎮學校。

我是一名記者，一直實事求是?？吹揭陨襄e誤、夸大和捏造的報道，感到震驚。例如我堅持不愿給出父親簽發的簽證總數，是因為無法計算。 這個確切的數字就連父親自己也沒有詳細計算過。然而各種各樣的猜測隨機產生。在這段歷史被全面還原后，簽證的數目在我看來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父親的行為成功幫助了成千上萬的猶太人。

我深感自己真實還原和保護這段歷史，是對父親、對猶太幸存者，對父親熱愛的的祖國, 對歷史的責任。渲染不實和不準確的報導只會有辱這一動人的故事和我父親為中國歷史留下的珍貴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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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曼禮沒有跟隨父親的腳步選擇外交生涯，而是選擇了新聞業。 她曾就職《波士頓環球報》，是報道波士頓學校廢除種族隔離危機而獲得1975年普利策獎的記者組成員。1981年，她參與了《中國日報》創刊工作，是報社聘請的首批外籍專家之一，并繼續與 2008 年北京奧運會和《中國日報》美國版的推出等特殊活動期間的報紙工作。 二十年來，她一直在揭露和記錄她父親戰時的歷史，并正在寫一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