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鳥時代的日本尚未形成特定的皇位繼承制度，這一時期的皇位繼承方式具有多樣性和復雜性的特點。所謂“大兄”，只是用于一部分天皇及其他家族中的長子的名字中，用以表示對其尊敬。在大陸文化的影響下，飛鳥時代的日本社會已經存在長子相繼的觀念，因此“大兄”作為天皇諸皇子之中的長子，是皇位繼承的最有力競爭者。隨著大陸先進文化的不斷傳入，人們的思想開始發生變化，對國家的觀念增強，天皇為加強中央集權，廢除由大兄作為皇位繼承有力競爭者的繼承方式，逐漸形成嫡長子直系繼承制。特別是持統女帝，她通過巧妙地利用稱制、任命高市皇子為太政大臣、讓位給輕皇子以及頻繁地行幸吉野等先例與獨特方式，有效地抵制了兄弟繼承的舊習，維持了天武天皇→草壁皇子→輕皇子的直系繼承皇統。由于天皇的相繼早逝，天武天皇→草壁皇子→文武天皇→圣武天皇這一男子直系繼承受到威脅，為此元明女帝與元正女帝作為過渡的女帝先后即位，從而有效地抵制兄弟繼承的舊習，守護了天武系皇統的父子直系繼承。特別是元明女帝，她為了將父子繼承的正統性合法化，捏造出“不改常典”。至孝謙女帝統治時期，發生了看似是一場皇位繼承危機的“宇佐神托事件”。關于該事件，有許多不同看法，筆者認為很可能是藤原氏策劃的一場陰謀。單身的稱德女帝（重祚后的孝謙女帝）的出現，使天武系皇統走向了衰亡。稱德女帝去世后，天智系的光仁天皇即位，皇統從天武系轉向天智系。天智系的桓武天皇即位后，為了擺脫平城京以天武系為主體的勢力，重新構筑自己的政治勢力，制造了“冰上川繼之變”，并決定遷都長岡京，從而為天智系皇統的順利傳承奠定了基礎。從嵯峨天皇開始建立的嵯峨天皇系、淳和天皇系血統輪流即位的皇權繼承體系維持了近三十年的穩定，在此期間沒有發生有關皇權的紛爭。經過“承和之變”后，藤原良房不僅得以讓自己的外甥道康親王立為皇太子（承和九年八月），而且也給予伴氏和橘氏等其他氏族以重大打擊。同時，也終止了嵯峨天皇系與淳和天皇系兩血統輪流繼承皇位的迭立制度，皇位繼承統一到了嵯峨天皇→仁明天皇的系統。

進入平安時代中期以后，日本經歷了由外戚和上皇通過攝關與院政的方式，代行天皇的權力的時期。攝關政治出現的前提是幼帝的出現。事實上，幼帝即位并非古代日本皇位繼承的傳統。按照此前的皇位繼承傳統，前任天皇去世后，如果皇太子年幼，則由天皇的祖母即位作為過渡，等待皇太子成年后再讓位。但是，由于文德天皇去世后，當時沒有其他具備女帝資格的皇位繼承人，因此由年僅9歲的惟仁太子即位。幼帝即位同出現“藤原光明子立后”“人臣攝政”一樣，逐漸成為一種慣例，使得此后幼帝不斷，進而導致了皇位繼承無法由皇室決定，而是由以外戚藤原氏為首的貴族層共同合議決定。宇多天皇即位后，希望通過盡早讓位的辦法，來防止以藤原氏為首的貴族干預皇位繼承，進而否定陽成天皇的直系權威，確立自己的正統性。但是，此后發生的兩件事，使宇多天皇的構想難以實現。其一是藤原時平的同母妹藤原穩子入醍醐天皇后宮成為女御，導致宇多天皇與醍醐天皇從父子一體的關系變為父子對立的關系。其二是“昌泰之變”，導致“時平、道真二頭體制”瓦解，藤原時平獨攬政權。

經歷了近200年的攝關政治以后，經過后三條天皇和白河天皇的努力，開創了以“院政”取代“攝關”政治體制，實現還政于皇室的愿望。不過，政權重新歸皇室，權力卻不屬于天皇，而屬于上皇，從而促使皇位繼承矛盾更加尖銳化，并引發貴族之間相互對立的連鎖反應。特別是在近衛天皇去世后，皇室內部因為皇位繼承的問題，發生強烈的斗爭。這時兩位太上皇即近衛天皇的父親鳥羽法皇和近衛天皇的兄長崇德上皇都在人世。結果圍繞皇位繼承人問題，導致陸續發生“保元之亂”與“平治之亂”兩次大混戰。這兩次戰亂標志著武士階層走上日本政治舞臺，成為日本武家政治的開端。此后，由于無論是皇親與貴族之間的斗爭，還是皇親內部之間的斗爭，以及王權的維系等都離不開武士的力量，結果幕府的將軍取代朝廷的天皇成為日本的實際統治者。

（作者系北京聯合大學副教授章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