竇融（公元前16－62年），字周公，生于扶風郡平陵縣（今陜西咸陽市）。他為人重情重義，性格耿直豪爽，喜好結交俊杰，曾擔任過王莽政權的強弩將軍司馬和波水將軍等職。王莽政權倒臺后，竇融帶領軍隊歸降劉玄更始政權，被推薦出任巨鹿（今河北平鄉縣）太守。但他經驗深厚，眼光過人，感覺劉玄能力欠缺，更始政權不穩，便申請辭去太守之職，后被改派為張掖都尉，避居河西。竇氏家族常年經營河西，在河西一帶素有影響力。后面，才有了竇融“舉足輕重”的故事。

據邊自保 治理河西

河西走廊是中原通往西域的必經之路。西漢時期十分重視對河西地區的經營開發，先后設立了武威、酒泉、張掖、敦煌和金城五郡，并移民戍邊、屯田固疆，促進了當地經濟的發展，這為竇融據河西自保提供了保障。但由于地理位置、自然條件和民族關系較為復雜等因素，與關中、關東等地區相比，河西地區的經濟發展相對滯后。

竇融避居河西后，面臨極為嚴峻的內外環境：內有五郡，郡守權均力齊、各自為政、一盤散沙；外有東邊的隗囂稱王隴右，與之對峙；北面的匈奴不斷南下，擾掠北部邊疆；南方的羌人常?？苈咏鸪堑鹊?，西域各族也時常前來騷擾。

在如此嚴峻的形勢下，竇融結交當地豪杰，與少數民族和睦相處，很快就贏得了河西地區廣大民眾的認可。更始政權敗亡后，天下紛擾不安，政權林立，竇融組織召開五郡聯合會議，共商大政。最終，在河西“州郡英俊”的擁戴下，竇融擔任河西五郡大將軍，并在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興邊富邊的措施。

政治上，他協調民族關系，“置從事監察五郡”，穩定社會秩序。河西地區漢、羌、匈奴和小月氏等多民族雜居。新莽末至東漢初，天下大亂，民族矛盾十分尖銳和復雜。為促進各少數民族和睦相處、和諧發展，竇融實行了懷柔政策，全力維護社會和諧穩定。此外，他還重用一些為官清廉的人，設置“從事”一職，用以監察五郡的官吏，使各郡之間“上下相親，晏然富殖”。

軍事上，他“修兵馬，習戰射，明烽燧之警”，加強戒備，提高軍隊戰斗力。為確保河西地區人民能夠安心生產，社會經濟發展不受破壞，竇融在平日修整軍備，擴充兵馬，加強操練；戰時則根據五郡的盟約，親自率部隊與各郡軍隊共同戰斗，屢戰屢勝。為防御周邊少數民族的擾掠，竇融加強了邊防警戒體系建設，護佑一方安寧，為河西地區的經濟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

經濟上，他設軍屯與民屯，因地制宜開展多種生產活動。在農業生產方面，為滿足軍糧及老百姓物質生活方面的需求，竇融一方面在軍隊實行軍屯，由軍事長官負責具體屯墾事務；另一方面在郡縣設置“田吏”等官職，組織人民開墾荒地。針對河西地區干旱少雨的問題，竇融不僅設置主管水利的官員負責灌溉事宜，還下令禁伐樹木，保護生態環境。在畜牧業方面，他頒布了禁屠馬牛的政令，用以保護戰馬和耕牛等役畜。在商業貿易方面，他開辟了專門供漢族和各少數民族進行商品交易的市場，促進商貿流通。

通過一系列措施，河西地區出現了“流人避兇饑者，歸之不絕”的盛況，不僅促進了當地社會、經濟的發展，也為竇融日后的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

奉書獻馬 決策歸漢

光武帝劉秀稱帝后，竇融有意歸附，但因相隔遙遠、阻礙重重，未能及時將愿望傳遞出去。此時，天水的隗囂雖然采用建武年號，名義上歸順劉秀，但“外順人望，內懷異心”。為了實現長期割據，避免腹背受敵，隗囂極力拉攏竇融，并專門派遣辯士張玄進行游說。張玄暗示竇融，可效仿西漢時期的南越王趙佗割據一方。

究竟該何去何從？竇融召集河西地區豪杰與諸郡太守共同商議。有人建議歸順劉秀，但也有人提出不同看法。經過審慎的思考后，竇融最終“決策東向”，并于建武五年（公元29年）夏，派張掖長史劉鈞前往洛陽，向劉秀奉書獻馬，聯絡歸漢之事。

說來也巧，劉鈞與劉秀的說客竟然在路上相遇了。

原來稱帝5年后，劉秀在中原的統一戰爭暫時告一段落，開始把目光投向河西地區。此時，他的對手主要是盤踞蜀中的公孫述和割據天水的隗囂。劉秀知道河西地區民富兵強，若竇融歸順公孫述與隗囂，必使割據勢力如虎添翼；若歸順自己，則建武政權的統一大業必定勢不可擋。為此，建武五年夏，劉秀派出了自己的說客。劉秀的說客遇見劉鈞后，順勢把他帶回了洛陽。

劉秀得知劉鈞的來意后，十分高興，下旨任命竇融為涼州牧，賜黃金200斤，并寫了一封親加璽印的書信讓使者帶回去。劉秀贊揚了竇融治理河西地區的功績，也表達了對他的思慕之情：“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最后，劉秀分析了當時的軍事形勢：“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奔锤]融無論偏向哪一方，都將打破均勢，使形勢發生很大變化。這便是“舉足輕重”這一典故的由來。

事實也充分證明，竇融在劉秀建立大一統政權的過程中確實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竇融收到劉秀的璽書后，再次派遣劉鈞上書，陳述歸順之意，同時讓弟弟竇友赴洛陽代己坦陳心跡，也有讓弟弟作為人質，表忠誠之意。竇友與劉鈞一行走到安定郡高平（今寧夏固原市）附近時，正遇上隗囂起兵叛漢，道路被堵，于是竇友等人返回河西地區，改派司馬席封走小道到洛陽呈上書信。

竇融見隗囂公然叛亂，就給他送了一封書信。在信中，竇融首先稱贊隗囂當年忠于漢室，嚴守節操，效力朝廷；接著批評他如今聽信讒言，企圖割據，令人惋惜；最后希望他深思逆順之道，不要執迷不悟，而要懸崖勒馬。但此時，隗囂已經鐵了心要叛亂，對竇融的勸降不予理睬。于是，竇融召集河西五郡太守，商議做好戰斗準備，同時上書劉秀，請示出師日期。

劉秀對竇融的態度和表現頗為贊賞，特以外屬圖及司馬遷《史記》中的《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傳》相賜，這幾卷書中都有與竇太后相關的人事，表明劉秀續其與竇融七世遠親的關系，也彰顯竇融先祖對漢朝的忠誠，并在詔書中強調現在關東盜賊已平定，漢軍即將西征，希望他整頓兵馬，配合漢軍，一起建功立業。竇融接到詔書，隨即與諸郡守率兵入駐金城，打敗了投降隗囂后盤踞在此的先零羌，斬首級千余，得牛馬羊萬頭，谷數萬斛，只待劉秀的到來。后因漢軍大部隊沒有進發，竇融便率軍退還。

建武七年（公元31年）秋，隗囂發兵侵犯安定，劉秀準備親自西征，并告訴竇融自己的出兵日期。不巧的是，那幾天下起大雨，道路阻塞，且隗囂已經退兵，所以作戰行動被迫終止。竇融擔心大軍延久不出，必生變，便趕緊上書劉秀，分析利害：只要我們抓住隗囂士兵騷動不安的時機，東西配合夾擊，一定能夠消滅他們。如果不從速發兵，無疑是外長敵人志氣，內示我方困弱，敵人定會乘虛而入。劉秀深以為然，于第二年夏，親自西征隗囂。竇融根據約定，帶五郡太守及羌、小月氏等，步騎數萬，輜重五千余輛前來助戰，并與劉秀大軍會師。劉秀為此舉行盛大宴會，待竇融以特殊禮節，任竇友為奉車都尉。最終，隗囂部眾潰敗，城邑全部歸降。劉秀以竇融功高，封其為安豐侯，同時對竇友以及五郡太守予以加封。封賞完畢后，劉秀率眾東歸，竇融等西還故地。

謀后舉足 功成名就

隴、蜀均已徹底平定后，竇融入朝，位列三公，執掌重權，得以繪像于南宮云臺。竇融在世時，竇氏一族先后有“一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顯赫一時。竇融去世后，竇氏一族和東漢王朝始終交好，活躍于政治舞臺上。竇氏一族之所以能夠延續數百年的權勢與榮耀，既得益于竇融“舉足輕重”的地位，更得益于他“謀后舉足”的遠見卓識。

謀機遇，治河西。竇融被舉薦出任巨鹿太守后，并沒有倉促上任，而是審時度勢，三番五次請求辭去巨鹿太守，并最終抓住了這個稍縱即逝的機遇，避開了戰火紛飛、危機四伏的是非之地。同時，竇融也意識到避居河西地區的不利之處：政治上民族關系復雜，隨時有激化矛盾的危險；軍事上面臨匈奴、羌虜以及西域各族入侵的威脅；經濟上因孤懸西北導致發展相對滯后。為此，竇融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治理措施，既保證了河西地區的社會穩定、經濟發展和絲綢之路的暢通，也造就了自己舉足輕重的地位。

謀大勢，促統一。經過竇融的苦心經營，河西各郡的實力逐步強大起來，河西地區逐漸具備了割據稱王的基礎。但竇融心中向往的并不是自立為王，而是據邊保護宗族后裔，發展實力以待全國統一。劉秀登基后，竇融分析天下大勢，“洛陽土地最廣，甲兵最強，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察人事，它姓殆未能當”，確定劉秀政權統一天下乃大勢所趨，因而啟用建武年號，承認東漢政權。當隗囂對東漢政權三心二意，甚至威逼利誘竇融時，竇融依然保持自己的初心，絲毫不為所動，堅定地支持中央政權，反對分裂。他一邊主動聯絡劉秀，一邊協助漢軍夾擊隗囂，順應了歷史潮流，促進了天下一統。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隗囂不謀大勢，企圖割據，只能是螳臂當車，自取滅亡。

謀進退，不貪權。更始政權建立后，竇融深知劉玄難成大事，并未草率行事，而是采取以退為進的策略，設法去了偏僻的河西地區以求自保，并密切關注動亂的發展，以期尋找能夠一統天下的明主。劉秀稱帝后，竇融不受權欲誘惑，順應統一大勢，主動放棄自己在河西地區的一切權位，歸順劉秀。東漢政權鞏固后，竇融雖位極人臣，但對權勢并不貪戀。他多次上書，誠懇地請求退回封賞和官爵，贏得朝廷內外廣泛的尊重和認同，最終成為名垂青史的一代名臣。

（本文原載于《前線》雜志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