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強調“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2024年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的意見》，指出“將綠色轉型的要求融入經濟社會發展全局，全方位、全領域、全地域推進綠色轉型”。

全面綠色轉型意義重大、使命光榮、任務艱巨。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已進入加快綠色化的高質量發展階段，產生了可感知成就，形成了政府主導型、市場利導型、社會引導型等實踐模式。綠色轉型是不同實踐模式協同配合的結果，主導性模式隨著經濟社會發展發生變化。

一、我國經濟社會綠色轉型成就

（一）生態環境穩健向好。一是水體、空氣質量顯著改善?？諝鈨灹继鞌嫡急扔?012年40.9%提升至2023年85.5%，Ⅲ類及以上水質斷面占比由2012年61.4％增加至2023年89.4%。二是森林覆蓋率、林木蓄積量穩步增長。森林覆蓋率由2012年21.63%上升為2023年24.02%，林木蓄積量由2012年151.37億立方米增加為2023年194.93億立方米。三是生物多樣性取得突破。瀕危珍稀野生動植物種群總體上穩中有升。截至2023年，65%高等植物群落、74%重點保護野生動植物物種得到有效保護，300余種珍稀瀕危野生動植物種群得到恢復性增長。

（二）生態經濟蓬勃發展。一是生態經濟總量持續遞增。綠色貿易進出口總額由2013年8144.3億美元增至2022年10792.8億美元，全球占比由2013年9.9%升至2022年12.2%。二是生態經濟結構持續優化。建成全球最大、最完整新能源產業鏈，為全球提供70%光伏組件和60%風電裝備，助力“全球南方”國家綠色轉型，如中企承建的肯尼亞加里薩光伏電站每年減少6.4萬噸二氧化碳排放。三是資源消耗、環境污染排放強度顯著下降。與2012年相比，2023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碳排放強度分別下降超26%、超35%，單位國內生產總值水資源消耗量、化學需氧量分別下降57.94%、54.89%，主要資源產出率提升60%以上。四是生態環境滿意度持續提升。以浙江為例，2012~2023年生態環境公眾滿意度總得分由57.26增至87.76。

（三）生態文化欣欣向榮。一是宣傳輿論形成氛圍。2021年印發《“美麗中國，我是行動者”提升公民生態文明意識行動計劃（2021-2025年）》。二是科教興國齊頭并進。成立中國高校生態文明教育聯盟，實施生態環境科研領軍人才工程，以綠色低碳技術推動“中國制造”邁向“中國智造”。三是綠色社團精彩紛呈。據《中國志愿服務發展報告（2022—2023）》，我國注冊環保志愿者近320萬人，環境保護類志愿服務項目超130萬個。四是生態節日聚力推進。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將8月15日設立為全國生態日，開展多形式生態文明宣傳教育活動。

二、我國推進綠色轉型的實踐模式

（一）政府主導型模式。以政府機制為基礎，構建形成世界上最豐富多彩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一是系統部署美麗中國建設。美麗中國建設不是權宜之計，而是謀長遠、顧大局的戰略安排。筑牢生態文明體系的“四梁八柱”，堅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體化保護和系統治理，強化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協調機制，深入推進生態文明示范建設，推動“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實踐創新基地建設。二是實施生態修復、污染防治、應對氣候變化重大工程。頒布（修訂）30余部法律法規，建立碳達峰、碳中和“1+N”政策體系，落實以排污許可制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監管制度，規范環境失信披露、監管、懲戒和修復機制，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三是完善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領導干部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環境污染罪入刑制度。設立專職環境督察機構，“查督并舉”，獎優罰劣?！靶袨椤迸c“后果”結合，開展領導干部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及追責。強化各級生態環境保護議事協調機制作用，解決政策供給、平臺建設、部門協調等方面難題。政府主導型模式實現綠色轉型從“人治”到“法治”轉變，構建“運動員”與“裁判員”分離的實施機制，健全系統完備的標準體系、監測體系和現代治理體系。

（二）市場利導型模式。以市場機制為基礎，將資源環境要素一體納入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總盤子，統籌考慮環境要素復雜性、生態系統完整性、自然地理單元連續性、經濟社會發展可持續性。一是綠色財稅制度。實施支持綠色低碳發展的財稅政策，促進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建設。加快規劃建設新型能源體系，完善新能源消納和調控政策措施。建立以環境保護稅為主體，以資源稅為重點，以環保稅收優惠為補充的綠色稅收制度。創設國家綠色發展基金，完善多元生態環境保護投入機制。二是生態產權制度。綠色財稅制度屬于市場失靈的矯正性制度，生態產權制度屬于市場創設的創新性制度。通過委托代理制度實現自然資源資產使用權的市場交易，完善碳市場交易、溫室氣體自愿減排交易制度，積極穩妥推進碳達峰碳中和。截至2023年底，全國已有28個省區市開展排污權有償使用和交易試點。三是綠色金融制度。實施支持綠色轉型的金融政策體系，健全綠色消費激勵機制，支持出讓、轉讓、抵押、入股等交易行為，提升生態資源、要素配置效率。四是生態產業。實施農業節水工程，建立綠色制造體系，促進環境服務業發展，推動“綠水青山”轉化為“金山銀山”。市場利導型模式實現綠色轉型從“短效”到“長效”轉變，節省制度設計成本，激勵主體激發活力。

（三）社會引導型模式。以社會機制為基礎，通過輿論引導達到“良心發現”效果，重視多元主體互動，人人是綠色轉型參與者，也是綠色轉型監督者。一是以村規民約為代表的俱樂部物品。突出地域特色，挖掘村規民約功能，普及生態環境意識。如苗族“榔規”制、壯族“都老”制、侗族“款約”、藏族環境習慣法等。二是以綠色社團為典型的生態公益力量。支持環境公益組織發展，推動依法披露環境信息、促進綠色技術創新、監督環境違法行為、開展環境公益訴訟、倡導綠色生活方式。三是圍繞綠色轉型的宣傳教育。以綠色社區、生態社區創建為契機，壯大環境志愿服務力量，發揮行業協會商會的橋梁紐帶作用，完善環境監督、反饋機制，及時總結、提煉和推廣綠色轉型經驗，增強社會環境意識、生態意識和誠信意識。社會引導型模式實現綠色轉型從“被動”到“主動”、從“單干”到“協同”轉變，構建形成政府主導、部門協同、企業履責、社會參與、公眾監督的生態文明共建格局。

（作者：陳海盛，浙江農林大學生態文明研究院研究員；沈滿洪，浙江農林大學生態文明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