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雨村是一個大渣男，每個讀者都痛恨，但是這個大渣男角色在《紅樓夢》宏大敘事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賈雨村在第一回就出現了，并貫穿全書。受人恩惠卻不回報，小英蓮被人拐賣遭遇劫難，他當官審理這個案子，為保自己的烏紗帽，“葫蘆僧亂判葫蘆案”；他攀附賈家的權貴，卻在賈家瓦解時，又“落井下石”，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精致利己主義者”，而且更是危害社會的蠹蟲。細讀程乙本，結合清代大文豪陳其泰這位桐花鳳閣主對賈雨村的批注，從中領悟到這一人物的多重隱喻與社會批判意義。

一、“渣男”形象的合理性：封建制度異化的必然產物

一切存在都是合理的，賈雨村這個“渣男”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現實社會的典型。陳其泰在批注中尖銳指出：“雨村之負士隱，非獨忘恩，直是賣友求榮，士隱泉下當為齒冷”，將其行為定義為“士人墮落的標本”，“雨村之敗，非一人之敗，乃整個世道‘以貪為?！當　?，此《紅樓夢》之所以為悲劇也”。

首先賈雨村直接反映了科舉制度下的畸形人格。寒門士子通過科舉改變命運的唯一通道，造就了功利至上的價值觀。賈雨村中進士后立即休棄資助他的嬌杏（后因無子嗣又接回），展現士大夫階層對女性的工具化態度，這種“陳世美式”選擇在當時具有普遍性。陳其泰評此情節時感嘆：“非雨村欲惡，實世逼之惡，讀之令人心寒”，揭示了個體在體制壓力下的道德困境。
其次他不得不遵從護官符體系的生存法則。門子出示的“護官符”徹底摧毀其道德底線，揭示官場潛規則：不同流合污則無法立足。他在“清官理想”與“現實利益”間的掙扎（如判案前“正氣凜然”到“低頭尋思”的轉變），凸顯制度性腐敗對個體的吞噬。他是封建官僚的典型標本。賈雨村周旋于四大家族間，參與抄檢大觀園、構陷石呆子等惡行，成為統治機器中的齒輪。其行為邏輯完美詮釋“官場厚黑學”：利用賈府上位，卻在賈府敗落時落井下石。這種實用主義的生存哲學，恰是封建官場生態的縮影。

再次權力對人性的腐蝕。賈雨村雖然是道德虛偽的集大成者，但是他初為清貧書生時，尚存“讀書人”的體面與理想（如資助甄士隱、教導黛玉）。但步入官場后迅速墮落。賈雨村的口頭禪“玉在櫝中求善價，釵于奩內待時飛”，既暗示其野心，也預示了權力對他的反噬。他在任期間貪贓枉法（如抄沒石呆子家產）、黨同伐異，最終因“婪索屬員”被參革，甚至在第一百二十回中與甄士隱重逢時已淪為階下囚。這種“因權得禍”的循環，印證了曹雪芹對封建官僚體系“以貪始，以敗終”的批判。陳其泰評其結局時說：“雨村之敗，非獨個人之咎，實乃官場潛規則之必然”，將個體墮落上升為制度性悲劇。

二、貫穿全書的敘事功能：命運齒輪的推動者

首先是結構性的穿針引線。陳其泰認為，賈雨村的敘事功能在于“穿針引線”。作為開篇第一個出場的男性角色（與甄士隱對飲），他串聯起黛玉進賈府（受其推薦）、薛蟠命案（審案推動寶釵入京）、賈府抄家（作為執行者）等關鍵情節。其仕途浮沉與賈府興衰形成鏡像，構成“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敘事閉環。賈雨村的每一次出場，都伴隨著情節的推進——從葫蘆案掩蓋英蓮身世，到抄檢大觀園時構陷石呆子，再到賈府敗落時落井下石，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串聯起宏大敘事的“命運齒輪推動者”。

其次是“假語村言”的敘事哲學隱喻。陳其泰在第一回批語中強調：“作者以‘賈雨村’起，以‘甄士隱’結，非僅為姓名諧音，實乃以‘假語’寫‘真事’，以‘浮世’喻‘幻境’?！泵种C音“假語存”，與“甄士隱”（真事隱）形成對照。作為“假語”載體，他的言行常是真相的遮蔽者：判案時用冠冕堂皇的判詞掩蓋私心，升遷時用道德文章粉飾鉆營。這種敘事設計暗合全書“真事隱去，假語存焉”的創作宣言，是“假作真時真亦假”的具象詮釋。

再其次是賈雨村的窺視視角，讓《紅樓夢》小說有了三大敘事空間：他因甄士隱資助進入仕途，通過林如海引薦攀附賈府，又以應天府尹身份介入四大家族的利益網絡（葫蘆案），最終在賈府敗落時扮演“推波助瀾”的角色（第一百零三回查抄夏金桂家產時株連賈府）。這種“草灰蛇線伏脈千里”的功能，使他成為觀察封建貴族與官僚體系勾結的最佳視角。陳其泰曾指出：“雨村如一條暗線，穿起甄家之衰、林家之敗、賈家之亡，看似旁支，實為綱骨”。

三、人性對照的鏡像：與賈寶玉的精神二元對立

陳其泰評賈雨村和賈寶玉的對比時批注：“雨村之‘俗’愈顯寶玉之‘真’，作者蓋以二人寫世道人心之兩極?！?/p>

賈寶玉的人設，《紅樓夢》有兩首《西江月》形容他。其一：“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v然生得好皮囊，腹內原來草莽。潦倒不通世務，愚頑怕讀文章。行為偏僻性乖張，那管世人誹謗！”其二：“富貴不知樂業，貧窮難耐凄涼?？蓱z辜負好韶光，于國于家無望。天下無能第一，古今不肖無雙。寄言紈绔與膏粱：莫效此兒形狀！”賈寶玉對經濟之道和經史子集不感興趣，又無科舉的上進之心，會被讀者認為是一個不值得同情的于世無用的廢物。但是，曹雪芹擅于用對比，把賈寶玉與賈雨村兩個相互對立的人物“捏鼓”在一起，“擦出火花”，從而讓讀者揣摩出其中的深意。賈雨村的人設，“才學雖高品劣，野心勃勃心貪。趨炎附勢意何堪，恩義全然不念。亂判葫蘆冤案，攀附權貴如犬。到頭鎖枷扛身畔，空余罵名一段?！辟Z雨村代表世俗社會的“成功學”典范，而賈寶玉則是反叛者的象征。當賈雨村向寶玉灌輸“留意于孔孟之間，委身于經濟之道”時，寶玉斥其為“祿蠹”；當賈雨村為權力不擇手段時，寶玉卻拒絕與官場同流合污。這種對照在第三回“賈雨村夤緣復舊職”與“林黛玉拋父進京都”的并置敘事中尤為明顯：前者是功利主義的勝利，后者是詩意生命的遷徙。試想如果賈寶玉讀了書考取了功名，卻像賈雨村一樣壞，唯利己是圖，甚至危害社會，他的形象還可愛嗎？與其像賈雨村一樣墮落，那么不如當一個與世無害的人！對比之下，賈寶玉的品行則顯得高貴，即使“于家于國無望”，也強似一個危害社會的“祿蠹”。

綜上所述，賈雨村的形象之所以穿越數百年仍具震撼力，正因他是封建末世知識分子的“病理切片”——既承載著科舉制度下士人的集體困境，也暴露了權力結構對人性的異化機制。曹雪芹將其貫穿全書，本質上是以文學敘事完成對一個時代的診斷：當“假語”成為社會主流話語，“真事”便只能在“滿紙荒唐言”中泣血而存。陳其泰在評賈雨村結局時曾說：“看他起時如何英雄，敗時如何狼狽，方知世上功名，原是一場春夢”。陳其泰的評價不僅影響了后世對賈雨村形象的理解，更成為連接傳統評點與現代學術的關鍵樞紐，為《紅樓夢》研究提供了深刻的社會批判視角。此外，這種對世俗成功的解構，恰是程乙本《紅樓夢》留給現代人最珍貴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