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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失敗“有路可退”,讓創新“敢為人先”——構建寬容失敗的制度生態,釋放科技創新的源頭活水
    王 鵬
    2025年08月04日

    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科技創新的重要性日益凸顯。無論是推動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還是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原創性、突破性的成果都具有關鍵意義。然而,創新伴隨試錯,探索常常意味著面對不確定性,失敗往往是難以回避的過程。尤其在“從0到1”的科技攻關中,失敗并非偶發,而是探索中的常態。這也引發了一個現實問題:如何通過制度設計,鼓勵科研人員大膽探索、理性試錯?又如何在評價和監管中,避免“唯結果論”的傾向,給予失敗應有的理解與空間?

    在這一背景下,深圳近日出臺《科技創新領域寬容失敗履職盡責認定工作指引(試行)》,探索對“合理失敗”情形建立制度化認定標準。這份文件被視為在地方治理層面推動“寬容失敗”理念落地的一次實踐嘗試,也為構建更加理性、友好的科技創新環境提供了可供觀察的樣本。

    一、科技創新為何需要“寬容失敗”

    1.科技創新天然具有高風險和高度不確定性

    科技創新往往不是線性推進的過程,而是充滿探索和反復試驗的路徑。從新材料研發到人工智能模型訓練,再到產品驗證落地,每個環節都存在失敗的可能性。如果單一強調結果導向,可能會導致科研人員對高風險探索產生顧慮,從而不利于原始創新的發生。深圳出臺的《指引》試圖在制度上減少“唯結果論”帶來的約束,引導科研人員更加注重探索性工作本身的價值。

    2.失敗常常是成功的中間過程

    全球科技發展歷史顯示,許多具有突破性的成果都是在反復失敗中積累經驗、不斷調整路徑之后實現的。例如,SpaceX經歷多次失敗才成功完成軌道發射。國內不少高校和科研機構也面臨類似情況,一次失敗項目往往會影響團隊后續申報與資源獲取,不利于形成穩定持續的創新機制。深圳在《指引》中提出,失敗項目在符合條件下不影響后續財政資助申請,體現了對失敗過程合理性的制度認可,為科研活動提供了更具韌性的支持環境。

    3.建立容錯政策機制,有助于服務國家戰略目標

    當前國家正著力強化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完善科技成果轉化機制。在這一背景下,寬容失敗、鼓勵試錯,已成為不少地方政策逐步考慮的重要方向。尤其在面向“卡脖子”技術的自主攻關中,適度的制度彈性可能有助于支持長周期、高不確定性的科技探索。深圳的探索,可視為地方響應國家戰略的一種積極嘗試,也為其他城市提供了有益的政策樣本。

    二、城市如何系統構建“寬容失敗”的制度體系

    1.深圳樣本:從全流程容錯到政策閉環

    《指引》對財政科技項目中“勤勉盡責”的五類行為和“可免責”的九種情形進行了分類認定,例如因技術前沿性導致目標未達成、因外部政策變化而中止項目等情況均被視為合理。與此同時,文件也明確了不可免責的情形,例如數據造假、利益輸送等,確保制度在寬容失敗的同時具備必要的邊界控制。在支持機制上,《指引》允許項目失敗后繼續申請財政資助,并鼓勵團隊在復盤基礎上調整技術方向或重新設計項目路徑。這種制度安排有助于構建試錯—迭代—再出發的政策閉環,從而為科技項目提供更長周期的成長空間。

    2.廣州、揚州、海南探索多樣化路徑

    廣州在國資創投領域嘗試設定早期項目“可接受失敗”范圍,激勵投資機構更多關注早期科技成果的孵化潛力。揚州聚焦科技招商環節,對因信息不對稱或市場變化導致的引資失敗提供容錯考量,從干部管理角度釋放試錯空間。海南則面向青年科研人員設立“首次失敗免責”機制,引導其在探索初期能夠相對放手嘗試、逐步積累經驗。這些實踐從不同制度側面出發,體現了“寬容失敗”理念在本地化治理中的多元化路徑,也為構建差異化創新生態提供了實踐參照。

    3.上海、北京、杭州注重構建柔性監管機制

    北京通過設立科技創新容錯備忘錄、調整績效考核權重等措施,引導科研活動向更加注重過程管理的方向演化。上海推動無感監管與柔性執法,試圖減少行政干預對企業創新活動的影響。杭州則通過數字平臺實現數據驅動的精準監管,建立起從預警到提醒再到改進的清單式執法模式,以降低監管不確定性帶來的制度風險。這些城市在提升科研友好型治理環境方面積累了較多經驗,其共同特點是強化了監管與支持之間的平衡,體現了在鼓勵探索基礎上的邊界清晰和責任明確。???

    三、從“容錯政策”走向“容錯生態”:未來如何進一步拓維

    1.從結果導向邁向過程賦能

    科技項目的評價體系有必要從過度關注最終產出轉向更綜合的過程性評估。例如,可考慮將項目的技術路線創新性、跨學科融合能力、迭代調整效率等作為評估維度之一。同時,通過構建失敗數據資源庫,將科研過程中的失敗轉化為有組織的經驗積累,從而提升行業整體的學習效率和資源使用效率。

    2.從事后免責邁向事前減壓

    更加成熟的容錯機制應具備前置性特征。例如,為高風險項目設立試錯預警機制、科研責任備忘錄或引入失敗保險機制,能夠在項目前期降低參與者的心理負擔。此外,推動預算彈性管理,讓項目根據實際推進靈活調整目標和資源,也有助于避免形式化執行對項目成效的影響。

    3.從城市試點邁向區域協同

    隨著科研資源和人才的跨區域流動加快,區域間容錯機制的協調也日益重要??商剿鹘ㄔO跨區域失敗項目數據共享平臺,逐步統一容錯認定標準與信用修復機制,避免政策斷層對人才和項目流動造成制度障礙。在粵港澳大灣區等一體化區域內,相關城市之間的互認互補將有助于整體創新效率的提升。

    4.從政策設計邁向文化沉淀

    寬容失敗不僅是制度安排,更是科技文化建設的一部分。通過加強公眾科普、舉辦失敗復盤公開課或設立創新失敗故事獎項,可以鼓勵科研人員分享經驗,形成以問題意識和探索精神為核心的文化導向。這樣的文化土壤將為科研人員提供更穩定的心理預期和長期動能。

    在科技創新過程中,失敗是常見現象,也是積累與突破的重要環節。制度上的寬容,不等同于不設責任,而是強調合理邊界之內的探索自由,是對長期價值而非短期結果的關注。深圳出臺《指引》,是在地方層面對科技治理方式的一次制度化嘗試。從鼓勵“敢試”到建立“可試”的制度基礎,它體現出城市在支持科技創新方面的治理能力與政策成熟度。在全球競爭不斷加劇的背景下,能夠提供科學容錯機制的創新環境,將更有可能吸引高質量科研資源聚集、激發前沿技術突破。真正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科技城市,必然是在探索中建立規則,在失敗中孕育突破的地方。只有在那里,失敗不再被視為恥辱,成功才更具說服力,創新才有真正的發生場。

    【責任編輯:嚴玉潔】
    北京社科院研究員,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數據資產化研究院執行院長,南昌理工學院數字經濟研究院院長、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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