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末，中國抗日戰爭爆發的第二年，歐洲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大批歐洲猶太難民突然涌入中國上海。不到兩年時間，約有1.8萬名猶太人在上海尋求庇護。在那段時期，上海作為避難地，為成千上萬的猶太人提供了逃離納粹屠殺的途徑。

一座飽受戰爭蹂躪的中國港口城市是如何成為納粹大屠殺最后避難所的？

直到最近二十多年，也就是事情發生六十多年后，這段歷史才逐漸浮出水面，并被廣泛知曉。當時，一些年長的上海猶太幸存者開始撰寫回憶錄，而我也開始了長達二十多年的調查，探究先父中國外交官何鳳山博士在拯救猶太人方面所發揮的重要作用。

早在1941年納粹政策轉向種族滅絕之前，1938年3月的德奧合并（Anschluss，即奧地利和德國的政治聯盟）就對猶太人發動了恐怖統治，并引發了難民危機。

在此之前，納粹試圖在德國“清除猶太人”（Judenrein）的努力并未取得太大進展。但隨著德奧合并，反猶太暴力和對猶太人的迫害呈指數級增長。納粹為驅逐猶太人移民制定了嚴苛的官僚措施，將經濟征用和強制驅逐相結合。這一“模式”由阿道夫·艾希曼于1938年在維也納完善，他后來成為“最終解決方案”的制定者之一。隨后，這一“模式”在所有納粹占領區推行。

父親是1937 年被派到奧地利維也納的中國公使館上任。1938 年 3 月，他驚恐地看到阿道夫·希特勒進入維也納，受到奧地利人的熱烈歡迎。父親在其回憶錄《外交生涯四十年》中寫道：“自德奧合并后，希魔逼迫猶太人的氣焰日益高漲?！?/p>

德奧合并后，所有駐維也納的外國外交使團都降級為領事館。一個月后，父親被任命為總領事。

同一時期，第一批奧地利猶太人被送往達豪和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納粹當局告訴他們，如果他們能出示到其他國家的“移居證明”，他們就會被釋放。許多猶太人想移民到美國，但美國不僅要求提供經濟擔保的宣誓書，而且早已用完了奧地利的配額。那些希望前往巴勒斯坦的人發現，迫于阿拉伯人的壓力，英國大幅削減了猶太移民的配額。

猶太人日復一日地圍著維也納的外國領事館。獲取納粹當局要求的“移民證明”成了一場絕望而痛苦的生存之戰。一位難民如此描述當時的感受：“簽證！我們開始日夜為簽證而活。醒著的時候，我們被簽證迷住了。我們整天都在談論它們。出境簽證。過境簽證。入境簽證。我們能去哪里？白天，我們努力辦理相關文件、批準和蓋章。晚上，躺在床上，我們輾轉反側，夢見排長隊、官員、簽證。簽證?！?/p>

那時，如父親這樣的外國外交官可以在幫助猶太人方面發揮關鍵作用，但卻無人這樣做。許多國家，包括幾乎所有參加1938年7月埃維昂會議的32個西方國家，都奉行反移民政策，不愿向猶太難民敞開大門。

11歲小女孩洛特·盧斯蒂格的父親弄到了一份美國電話簿，洛特寫信給所有與她同姓盧斯蒂格的人，請求他們擔保她一家去美國。但無人答應。1938年10月18日，盧斯蒂格一家從我父親工作的總領館獲得了前往上海的簽證——當天至少簽發了106份這樣的簽證——并逃到了上海。

父親是深切感受到中國在外國帝國主義統治下遭受百年屈辱的那一代愛國者，因此看到任何人被迫害，不能袖手旁觀。

他說：“看到猶太人的厄運，深感同情是很自然的，從人道方面，幫助他們也是應當的?！庇谑撬翱杀M力之處無不盡力，不知救活了多少猶太人?！?/p>

父親在1938年擔任中國代表與其他的外交同行不同，他面臨著一些艱巨的障礙。第一個問題就是如何入進祖國。自1937年以來，祖國部分地區，包括所有入境口岸，一直處于日本的占領之下。中國外交官簽發的任何入境簽證肯定不會被日本占領者承認。

然而，有一個漏洞：上海港。1840年鴉片戰爭后，上海的部分地區被外國帝國主義列強瓜分，成為治外法權的“租界”。1937年，日本入侵占領了上海的中國部分地區，但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仍然保持原樣。

一直到1937年7月，入境上海的管制都是國民政府實行。國民政府撤退至戰時首都重慶后，上海港便無人值守。由于上海的其他外國勢力的原因，上海港成了日本占領者唯一未受控制的中國入境口岸。直到1941年底日軍占領全城之前，上海港一直沒有港務局負責檢查護照或其他入境文件。任何人都可以無護照無證地登陸。

父親充分利用了這種情況，制定了一個巧妙的策略：只簽發前往上海的入境簽證，而入境上海根本不需要簽證。

這種故意標簽外使用入境簽證的做法，是為了提供納粹當局要求的“移民證明”，以便安全離開納粹占領區并獲釋。這些簽證還可以被用來以前往上海為借口，獲得前往其他無法進入國家的過境簽證。許多獲得上海簽證的人實際上并沒有去上海，而是利用這些簽證前往菲律賓、古巴、巴勒斯坦、英國甚至美國。

對當時的大多數歐洲人來說，中國，更不用說上海，都是一個陌生而未知的地方。1933年希特勒上臺后不久，幾位德國猶太醫生和牙醫響應外國租界招聘醫務人員的廣告，在上海開設了診所。隨后的五年里，一直沒有更多的猶太人到上海，直到1938年底，大批猶太難民開始抵達上海。當時正值德奧合并和在同年11月9日至10日發生納粹策劃的反猶暴行“水晶之夜”之后。

德奧合并四個月后，17歲的埃里克·戈爾德斯陶布跑遍了維也納的50個領事館，終于從中國總領事館為他和家人拿到了20張簽證。埃里克說這些簽證的目的地是上海，一個他沒聽說過的城市在一個他從未想去的遙遠國家，中國。

憑借這些簽證，他們一家從意大利勞埃德·特里埃斯蒂諾公司購買了一艘豪華郵輪的船票。這家公司正通過運送猶太難民前往上海獲得暴利。

尚未離開前，水晶之夜爆發，里克和他的父親同3萬名德奧的猶太男性被捕。他們由于能夠出示上海簽證作為移民證明，就被釋放，12月上了前往上海的旅程。在船上，埃里克拍攝了其他同行猶太難民乘客的照片。

在1938年至1939年間，尤其在“水晶之夜”之后,上海簽證使那些被遣送至集中營的人獲得了釋放。奧地利醫生羅生特就是被遣送至達豪集中營，后來又被遣送至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的人之一。他于1939年獲釋，并前往中國，加入了中國新四軍和中國共產黨，參加了革命。

父親把上海作為最終目的地，也為那些無法在維也納獲得上海簽證或前往其他地方的難民提供了保障。德奧合并和水晶之夜之后，中國有一個無需入境證件的港口的消息迅速傳遍納粹占領區。這引發了1938年至1940年間大批難民乘船，后來乘火車前往上海。

正如上海幸存者伊芙琳·派克·魯賓 (Evelyn Pike Rubin) 在 2007 年寫道：“我來自布雷斯勞，我唯一記得的就是我的父母似乎從德奧合并后需要立即離開的奧地利猶太人那里聽說過上海。我猜奧地利有人聽說上海是一座‘開放城市’，于是這個消息傳開了，也傳到了我們德國?！?/p>

最終抵達上海的18000名猶太難民中，大多數來自德國。只有5000-6000人來自奧地利。大多數從父親工作的總領館獲得簽證的奧地利猶太人都利用簽證逃往其他地方。最后一批猶太難民是整個米爾耶希瓦學院的300-400名波蘭猶太人，他們逃往日本神戶，但于1941年被日本人驅逐到上海。

父親面臨的第二個重大障礙來自當時的國民政府，該政府與德國一直保持長期經濟和外交關系。1938年，希特勒開始轉向與德國即將成為盟友的日本。為了挽救與德國日益惡化的外交關系，新任中國駐柏林大使陳介命令父親停止向猶太人發放簽證。父親違抗了命令。

1939年4月8日，開始發放簽證的一年后，父親因違抗命令而被記過。就在此之前，位于貝多芬廣場3號的總領館大樓被納粹沒收。國民政府不僅沒有抗議這種侵犯外交治外法權的行為，還拒絕為父親提供搬遷資金。父親自己掏腰包將領事館搬到了街角約翰內斯街22號小得多的辦公樓。1940年2月，他被解除職務并調離維也納。

前往上海的猶太人在日本占領下經歷了嚴酷殘酷的戰爭環境，但他們活了下來。后來無一人與父親再次見面。直到現在，大多數人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 父親在世從未尋求過對他義舉的認可。

這段不尋常的歷史篇章提醒我們，在人類共同的斗爭中，東西方之間存在著不可磨滅的直接聯系。

值此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之際，我們紀念父親的義舉，不僅因為他救的哪個種族，更是因為他拯救的是生命。

老子說：“圣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p>

（作者：何曼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