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擔國際責任是全球化時代對世界各主權國家的根本要求。國際社會中的每個國家都負有一定的國際責任，包括遵守國際規范，履行國際條約，維護國際秩序，參與全球治理，等等。但是鑒于各國綜合國力大小不一，其所應當承擔的國際責任是有區別的。原則上來說，一國權力的大小與國際責任的輕重應成正比。權力越大，責任越大，這和國內政治的權力與責任的關系相似。

新世紀以來，隨著中國崛起速度的不斷加快，一股要求中國承擔更多國際責任的“中國責任論”開始在國外，特別是西方國家中盛行起來。與此同時，中國自己也強調要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但是在中國要負什么責任、向誰負責，以及如何負責等原則性問題上，中外各方分歧較大，意見難以統一。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指出：“中國將堅持把中國人民利益同各國人民共同利益結合起來，以更加積極的姿態參與國際事務，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边@一權威論述為我們今后研究和思考中國的國際責任問題奠定了基礎，指明了方向。

　　　　　　　　　　　　　 　如何看待“中國責任論”

近幾年來，國外特別是西方國家興起了一股“中國責任論”。這種論調是冷戰結束以來相繼出現的“中國不確定論”、“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的一種較為理性的變種，其主旨要求中國對西方的長遠利益負責, 要求中國在內政外交方面優先考慮和尊重西方的利益、價值和勢力范圍。按照這種“中國責任論”，美國、歐盟和日本要求中國在以下方面承擔國際責任：在政治上，中國要按照西方預設的方向，或依照西方的民主模式，進行政治改革，建立起“負責任的政府”，促進人權發展，尤其是保護西藏和新疆等少數民族自治地區的人權和傳統文化；在經濟上，中國要充分開放國內市場，放松人民幣匯率管制，減少貿易順差；在環境保護和氣候變化問題上，中國要承諾更大的減排標準，改變獲取外部資源的方式；在安全上，中國要增加軍事透明度，承諾不對臺灣使用武力，加強國際反恐合作，致力于防擴散；在對外政策上，中國要與西方國家合作對付“問題國家”，即對朝鮮、伊朗等國施加更大壓力，加大對阿富汗和伊拉克重建的投入，增加聯合國會費?？梢钥闯?，這種“中國責任論”中的“責任”是單向的而不是雙向的。

“中國責任論”的流行與中國崛起的現實密不可分。首先，中國經濟實力的快速增長使一些國家的傳統優勢產業和貿易處于不利的競爭境地。其次，中國的影響力正在逐漸滲入現有的力量結構、運行機制和制度安排中，美歐等國感到無法用高壓的方式控制中國的力量增長與權力的運用。再次，全球問題不斷增多，解決問題的難度不斷加大，西方國家希望有國家來分擔責任。而中國過去從現行國際體系中獲得大量紅利，因此，西方國家無法容忍中國再成為“搭便車者”和“袖手旁觀者”（部分發展中國也持有這種的觀點）。第四，西方國家普遍擔心崛起后的中國會顛覆現行國際體系，因此中國未來的戰略走向具有高度不確定性。為此，他們要誘導中國以建設性的態度維護當前的國際秩序。第五，由于中國是在融入國際體系的過程中逐步崛起的，因此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在不同程度上形成了高度相互依賴關系。所以，用“責任論”及榮譽、地位來塑造中國的行為，既不會破壞這種對雙方均有利的互相依賴關系，也不會導致中國的極度反感和抵觸。

“中國責任論”是一把“雙刃劍”， 它反映了國際社會對中國崛起的多種態度和政策傾向，其中既有正當的期待，又有精心的算計。中國政府和民眾對此應當審慎而辯證地看待，不能被其牽著鼻子走。首先，“中國責任論”高估了中國的發展水平和國家能力。中國是一個龐大而復雜的發展中國家，如何客觀衡量中國的發展水平的確非常困難。有些外國政府和人士片面地以中國經濟總量位居世界第二來判定中國已經是個發達國家，因此要按發達國家的水平來承擔國際責任。這實際上高估了中國的總體發展水平和國家能力。

其次，“中國責任論”忽視了中西方在價值觀、文化傳統和基本利益上的不一致性。有些西方國家擅長搞強權政治、樂于推廣普世價值觀，并力圖維持現有的國際經濟秩序。而中國強調“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和而不同”、“和諧世界”等理念, 反對以武力、威脅和制裁等方式讓一個國家屈服和改弦易轍。有些西方國家指責中國在對外援助時不附加民主、良治等政治條件，而中國則認為這符合尊重主權和不干涉內政原則。中國顯然不會無條件地地成為美國構建新世界秩序的同路人。

再次，“中國責任論”的私利性和非公平性顯而易見。比如在二氧化碳排放問題上，美國排放量占全球排放量的25%以上，是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最大的國家。但美國拒絕承諾制訂未來的減排比例。在非洲問題上，一些歐洲國家一直把非洲視為它們傳統的勢力范圍。他們無力阻止中非關系的迅猛發展，因而用所謂“新殖民主義”來指責中國。他們忘記了自己長期以來對非洲的殖民與剝削，在提供經濟援助時附有苛刻的政治條件，援助又多不流向生產和基礎設施領域，從而造成部分非洲國家長期的經濟危機和社會動蕩。

　　　　　　　　　　　　　　中國承擔國際責任的原則

我們既要防止掉入“中國責任論”的圈套，也要勇于承擔相應的國際責任。中國既然是國際社會中的一員，就要對世界負一份責任。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中國）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在追求本國利益時兼顧他國合理關切，在謀求本國發展中促進各國共同發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發展伙伴關系，同舟共濟，權責共擔，增進人類共同利益?！?

承擔什么樣的國際責任與一國的國際定位和國家能力密切相關。而恰恰是在這個問題上，中國龐大的規模和復雜的發展狀況使中外人士見解不一。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2位。未來五年，如果中國經濟繼續保持8%左右的增速，中國的GDP總量有望達到11.7萬億美元，接近美國的三分之二。但是，我國的人均GDP排名世界100位之后，國內還有近1.5億人處于貧困狀態，東中西部發展的差距很大，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

從軍事上看，今后五年，隨著航空母艦、第四代戰斗機等一批高精類軍事裝備投入使用并形成戰斗力，中國維護國家利益的能力將有更大的提高。與此同時，美國宣布在十年內將削減軍費近萬億美元，平均每年削減近千億美元。不過，美國每年的軍費開支仍將高居世界第一。而且，美軍還有豐富的作戰經驗和遍布全球的軍事基地。因此，未來五年，中國尚難以大幅度地、實質性地縮小與美國的軍事差距。

從政治上看，中國將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堅定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繼續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旗幟，堅定不移致力于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中國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一，在聯合國體系內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國同時還參加了亞太地區主要的政治安全組織和機制，如上海合作組織、東盟＋3、東亞峰會、六方會談，等等，在維護地區安全和穩定方面也發揮著關鍵性作用。

所以，我們很難用一個詞來準確定位中國。在經濟上，中國是一個發展任務仍然很重的新興經濟大國；在軍事上，中國是一個正在崛起的軍事大國；在政治上，中國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世界大國。以上三點是我們思考中國承擔何種國際責任的出發點。

如何保持承擔國際責任和實現國家利益的平衡也是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小平同志明確指出：“考慮國與國之間的關系主要應該從國家自身的戰略利益出發。著眼于自身長遠的戰略利益，同時也尊重對方的利益?！币粐袚鷩H責任須以不傷害本國的國家利益底線，以國際利益和國家利益的良性互動為追求目標。因此，中國在擔負國際責任時，要堅持獨立自主原則，根據自己的國家利益判斷是非曲直和利害關系，決定自己的政策。

另外，我們還需要動態地考慮國際責任問題。中國是一個正在快速崛起的國家，其國際定位、國家能力和國家利益每年都會有小變化，十年會有大變化。而且中國在政治、經濟、軍事或其他方面的崛起速度并非同步，因此具體到每個領域，中國應承擔的國際責任的增量也是有區別的。

綜上所述，我們在看待中國的國際責任問題上應采取綜合的、動態的視角，將國際責任與我國當前的發展狀況結合起來，將國際責任與我國國際地位的提高結合起來，將國際責任與我國國家利益的實現結合起來。具體而言，中國在承擔國際責任問題上應采取的立場是：切實承擔起國際法定義的責任；合理厘定自我定義的責任；慎重對待他者定義的責任。

以《聯合國憲章》為核心的聯合國條約體系構成當代國際法體系的關鍵一環，也是國際法定義的責任的來源。這些國際法律、法規、規范和原則顯然是評價一個國家承擔國際責任和履行國際義務情況的基本標準。脫離國際法談國際責任則容易陷入因自我認定責任不當或他者認定責任不當而導致的困境。我們需要以國際法為基礎，明確哪些責任中國是責無旁貸的，哪些是可以拒絕的。哪些屬于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大國應承擔的責任，哪些屬于中國的國際貢獻。

中國歷來有自我定義責任的傳統。在改革開放之前，反帝、反殖、反霸和支持民族解放運動就是中國自我定義的重要責任之一。隨著時代的變遷，反帝、反殖和支持民族解放運動已經不再是中國自我定義的責任了。但是，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仍然是中國的國際責任之一。冷戰之后，西方國家利用“人權高于主權”等旗幟為幌子，干涉部分國家的內政。中國把新干涉主義視為強權政治的一種新形式。因此，反對新干涉主義也是中國的國際責任之一。十八大報告指出：“中國反對各種形式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不干涉別國內政?！?

中國是發展中國家集團中的大國，維護發展中國家的利益，提高發展中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發言權是中國堅定不移的國際責任之一。十八大報告指出：“我們將加強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團結合作，共同維護發展中國家正當權益，支持擴大發展中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代表性和發言權，永遠做發展中國家的可靠朋友和真誠伙伴?！?

中國是亞洲的大國，對維護亞太地區的秩序負有特殊責任。冷戰結束以來，東亞地區雖然沒有爆發戰爭，但現實和潛在的熱點問題仍然存在。新世紀以來，中國堅持睦鄰友好方針，高舉合作安全大旗，與有關國家一道，成功了維護了地區和平與安全。十八大報告指出：“我們將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鞏固睦鄰友好，深化互利合作，努力使自身發展更好惠及周邊國家?！?

近些年來，中國領導人在不同場合闡述了對“負責任大國”應付責任的理解。例如2008年溫家寶總理在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高級別會議上的講話中說：“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發展中大國，盡管并不富裕，但已兌現對《千年宣言》的承諾，為世界上一些最不發達國家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貢獻?！?009年胡錦濤總書記在第64屆聯大一般性辯論時的講話中也提到：“中國作為負責任的發展中大國，歷來把促進共同發展作為外交政策的重要內容，盡力向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支持和幫助，已兌現對聯合國《千年宣言》所作承諾?！睆倪@些領導人的宣示與闡述中可以看到，目前中國政府自我認定的國際責任與國際法意義上的國際責任、國際義務其實是基本一致的。

對于他者定義的責任，中國必須慎重對待。根據前文的分析，西方盛行的“中國責任論”就屬于一種他者定義的責任。中國作為國際社會最主要的“利益攸關方”之一，應該提供與其經濟地位相對應的“公共產品”。對于這類責任，中國要慎重對待，但不必“一棍子打死”，因為其中可能有一部分合理之處。比如，我們可以參加更多的維和行動，逐步擔負更多的減排義務，但不是以西方國家提出的標準和時間表。

另外，一些發展中國也希望中國擔負起更多的國際責任，甚至在一些國際問題上扮演領導者的角色。對于這種“中國責任論”，中國不能一概予以拒絕。對于一些需要中國仗義直言、挺身而出的原則性問題，中國必須站出來，甚至成為領導者。而對于另一些明顯超出中國自身能力的問題，中國還是要量力而行。

總之，作為一個迅速崛起為世界第二大國，中國應適度調整對外政策原則，在承擔國際責任方面理應發揮與自身的實力地位相稱的作用。中國應突出“有所作為”的外交原則，特別是在全球性問題治理方面。2011年9月發表的《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提出，中國要秉持積極有為的國際責任觀，“以積極姿態參與國際體系變革和國際規則制定，參與全球性問題治理，支持發展中國家發展，維護世界和平穩定……隨著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中國將力所能及地承擔更多國際責任”。作為世界大國，中國不宜采取中立或不表態的政策。

中國還應在各問題領域提倡“責權一致”原則?！吨袊暮推桨l展》白皮書提出：“各國國情和發展階段不同，應按照責任、權利、實力相一致的原則，著眼本國和人類共同利益，從自身國力出發，履行相應國際義務，發揮建設性作用?！敝袊鴳斨鲝?，各國在不同領域內所應承擔的責任與享有的權利應以該領域內的實力分配結構為基礎。只有把具體問題領域的實力分配結構搞清楚了，權責一致原則才能實施。中國不排斥在某些領域比中國實力強的國家承擔領導責任，同時中國也應在自己的實力優勢領域承擔更多國際責任。

　　　　 　　　　　　　　　　　　　結　語

權力與責任是中國崛起的雙翼。中國基于自身實力的上升而逐步擴展國際責任的戰略取向，推動了國際社會對中國大國地位的認同，也展示了中國負責任大國的國際形象。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在任何情況下都要牢牢把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國情，推進任何方面的改革發展都要牢牢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實際?！币虼?，發展仍將是中國第一要務，承擔國際責任都要以這個要務為前提，凡是有利于促進發展的國際責任，中國都應當積極地去承擔；凡是不利于促進發展的責任，中國就應當回避、抵制。

著名學者鄭永年指出：“如何在外部崛起和國際責任之間尋找一個合理的平衡點，這個問題在今后很長時間是中國國際政治的一個根本性問題?！彪S著中國的崛起，中國的國際責任問題日益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如何在和平崛起的過程中處理好權力與責任、利益與責任的關系，如何處理好國家利益與其他國家利益之間的關系至關重要。由于共同利益可以將國家利益、他國利益和國際責任三者有機地統一起來，因此塑造和發展共同利益可以成為思考中國國際責任觀的有益視角。在承擔國際責任過程中要以共同利益為基礎，協調與平衡好責任與身份、利益、權力等各要素之間的關系，承擔合理的國際責任，使其符合負責任的發展中大國國家身份；處理好不同國家身份之間，國際責任與國內責任，國際責任與國家能力，國際責任與公共產品，雙邊方式與多邊方式等之間的關系。中國承擔國際責任的重心在于地區責任，承擔責任的最優方式是多邊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