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新常態”一詞在官方文件和各類媒體上頻頻出現，已經成為描述中國經濟發展狀況的標準用語。那么是不是只在經濟領域有“新常態”呢？我認為不是的，在外交領域同樣形成了新常態。在今后一段時間里，我準備推出一組論述中國外交新常態的文章，主要涉及總體政策調整以及這一調整背后的觀念調整問題。
近兩年來，“中國威脅論”重又沉渣泛起。中國在維護自身權益時面臨的各種非議和猜忌不斷增多，特別是中國在維護領土海洋權益上的做法，在應對地區突發事件中的立場，被解釋為中國在對外政策取向上“熱衷于采取高壓姿態”，在對外行為方式上“不遵守國際規范”。
新世紀以來，隨著中國崛起速度的不斷加快，一股要求中國承擔更多國際責任的“中國責任論”開始在國外，特別是西方國家中盛行起來。與此同時，中國自己也強調要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
2014年3月25日，第三屆核安全峰會在荷蘭海牙召開。本次會議圍繞“加強核安全，防范核恐怖主義”這一主題，就如何維護全球核安全達成新共識，內容涉及削減高濃縮鈾核材料數量、加強放射性材料安保監管、推動國際信息溝通等方面。
近年來，中國的快速崛起和美國重返亞太使本地區形成了“經濟靠中國、安全靠美國”的二元格局。這一格局的存在對我東亞安全政策是不利的，使我面臨較大的崛起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