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美國歷史，幾乎每任總統都會被打上各自“主義”的烙印，比如杜魯門主義、尼克松主義、里根主義，不一而足。這些主義有一點比較一致，即都成為旁人籠而統之形容某任總統政策特點的代名詞。如今，奧巴馬執政進入倒計時，“奧巴馬主義”從浮出水面變得輪廓清晰。六年多來，美國外交戰略在這一主義的指導下出現了特點鮮明的調整，但“奧巴馬主義”能否塑造未來美國大戰略卻值得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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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明晰的“奧巴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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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內有關“奧巴馬主義是否存在”的辯論從2007年一直延續至今，其中反對“奧巴馬主義”存在的人更多認為奧巴馬根本就沒有戰略思維，或者實施了漏洞百出的戰略，不能稱之為“主義”。實際上，早在奧巴馬上臺前，如果還無法稱其“主義”的話，他至少勾勒出了基本的外交戰略思想。

2007年7月，奧巴馬接受美聯社采訪時表示，“美國不能動用武力解決人道主義問題”，“阻止可能在伊拉克發生的屠殺不能成為美軍駐留的理由”，率先亮明自己反對以武力開展人道主義干涉的觀點。之后與麥凱恩的競選辯論中，他又回調了自己的看法，表示如果“符合我們的利益”，美國仍要進行人道主義干涉。2008年7月，奧巴馬在伍德羅·威爾遜中心發表演講，提出了一旦當選總統后其外交政策的五大目標，比較系統地描繪出“奧巴馬主義”的輪廓：一是結束伊拉克戰爭；二是完成對基地組織和塔利班的斗爭；三是確保核武器與核材料不落入恐怖主義分子和“流氓國家”之手；四是保障能源安全；五是重新塑造盟友，應對21世紀挑戰。這些目標也正是奧巴馬2007年在《外交事務》雜志刊文《更新美國領導力》中闡述的基本觀點。

奧巴馬上臺后強調與小布什外交政策“劃清界限”，基本上貫徹了自己此前提出的一些理念，在實踐中加以修正和完善，并不斷對外闡釋。2014年5月，他在西點軍校發表的演講以及今年4月接受《紐約時報》采訪時的表態都標志著“奧巴馬主義”日臻成熟?？傮w而言，“奧巴馬主義”圍繞“求變革”“慎用權”等方面逐漸形成以下若干特點。

降低軍事干預在外交政策中的地位。動用武力成為奧巴馬外交政策的最后選項。一方面，奧巴馬致力于結束小布什打響的反恐戰爭，從伊拉克撤軍，制定從阿富汗撤出的時間表。盡管阿富汗撤軍計劃的部分內容一改再改，但奧巴馬仍然堅持撤出的大目標，將當地安保任務轉移給阿安全部隊。另一方面，奧巴馬明顯提高了動武的門檻，這一點在敘利亞危機中體現得淋漓盡致。奧巴馬對敘利亞劃設的“紅線”變“粉線”，最后成為徹底的“白線”，在俄羅斯的外交斡旋下找了個臺階，避免了一場軍事打擊。即使在不得不出手的打擊利比亞和“伊斯蘭國”方面，“背后領導”、有限空中打擊也成為奧巴馬政府的標準軍事干預范式。

倡導多邊主義。奧巴馬在全球外交戰略中拋棄了小布什“我行我素”的單邊主義，轉而擁抱多邊主義。其內涵包括：強調國際準則和慣例的約束作用；相信多邊機制對一些國際性問題的解決效力，比如核安全、氣候變化等；在國際社會認同的情況下才能以武力進行人道主義干預，等等。在這一系列思想指導下，奧巴馬積極參與各項涉及氣候變化、經貿、國際安全的多邊談判。

“巧實力”推動價值觀外交。奧巴馬與里根、小布什最大的不同在于，他并不認為部分國家的政權性質是造成侵略、動蕩的根本原因，但同時追求擴大“民主和平”國家的范圍。一方面，他不認可“強推民主”的方式。2013年9月24日，奧巴馬在聯合國發表演講時表示，還會繼續在中東和北非“推動民主、人權和市場開放”，但“不會采取單邊行動，尤其是軍事手段”。另一方面，他順勢而為，積極培育民主化土壤。2014年4月，奧巴馬在馬來西亞與東南亞青年領袖會面時表示，要“共同為民主而奮斗”，“不僅要實現選舉自由，還要建立活躍的公民社會、開放的政治空間”等。

重新調配資源，發動盟友力量。奧巴馬上臺時正值經濟危機之后，兩場反恐戰爭讓美國的資源捉襟見肘。在這種背景下，美國決定優化資源配置，從中東抽身，“重返亞洲”隨之出爐，后成為亞太“再平衡”戰略，美國戰略重心東移成為長期趨勢。政治、經濟和軍事資源也相對應地轉向亞太，尤其是到2020年美國要將60%的海、空軍力量部署至亞太地區。同時，美國積極拉攏域內盟友，夯實日美同盟，促進日、韓、菲、澳等盟國及印、越等安全伙伴間的雙邊、三邊合作機制，初步打造出多層次的亞太安全伙伴體系。

與曾經的“敵對國家”改善關系。奧巴馬高舉“變革”旗幟上臺，在外交上最出成績的就是接連實現與曾經的“敵對國家”緩和或進一步提升關系。奧巴馬執政后解除了大部分對緬制裁，美緬關系得以緩和；伊核談判彰顯美國改善與伊朗關系的決心；越南共產黨中央總書記阮富仲今年7月訪美，是美越建交以來首位正式訪問美國的越共總書記；美古關系則在雙方18個月秘密談判后實現歷史性突破，今年7月兩國重開使館，正式恢復外交關系，成為奧巴馬“接觸”外交閃亮的遺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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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巴馬主義”有未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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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提出的“杜魯門主義”為美國后四十余年的外交政策定了調，成為遏制戰略的基礎，艾森豪威爾、尼克松、卡特、里根的“主義”可以說都是對遏制戰略的校準和補充。冷戰的終結宣告遏制戰略的瓦解，美國外交政策出現變動和混亂，缺乏一脈相承的大戰略，實施手段各有不同。如在對外干涉方面，老布什任內，美國在獲得聯合國授權的情況下打擊伊拉克；克林頓任內，美國領導的北約則未經聯合國授權轟炸南聯盟；小布什任內干脆提出了“先發制人”的戰略，后未經聯合國授權入侵伊拉克。那么，“奧巴馬主義”能否塑造或決定未來美國外交政策走向的大戰略？

答案是否定的。在目前這個充滿不確定、“權力轉移”的時代，美國亟需大戰略為今后的外交政策擬定路線圖。但是，與“杜魯門主義”相比，“奧巴馬主義”更像是對美國自身處境的被動反應和解決一個個具體問題的戰術，恐怕將無法塑造指導美國外交未來數十年的大戰略，這也是為什么許多學者詬病奧巴馬外交政策前后矛盾、思路混亂的原因。即使是奧巴馬政府力推的亞太“再平衡”戰略，美國也在不斷向盟友、伙伴或者所謂的“對手”釋放模糊不清的信號。至于美緬緩和、美古復交，這些充其量只算得上戰術性調整，遠遠比不上尼克松任內中美關系解凍對美國的戰略意義。

奧巴馬任內美國的戰略目標其實非常明確，正如他在西點軍校演講時所說，就是繼續維持美國領導世界的能力。這也是二戰后美國一以貫之的戰略目標。從杜魯門到里根，他們都清楚地將蘇聯作為妨礙美國霸權的首要敵人，實現戰略目標的方式十分清楚--遏制蘇聯。冷戰后，國際格局進入“單極時刻”，假想敵的消失反而讓美國大戰略陷入迷失。小布什把恐怖主義視為妨礙美國霸權的最大阻礙，在奧巴馬眼里，盡管恐怖主義仍是美國的最直接威脅，但不應依靠單邊行動打擊所有庇護恐怖主義網絡的國家，否則只會消耗太多資源，正確的方式應該是團結伙伴力量，共同打擊恐怖主義。奧巴馬還力推“重返”亞太，防范中國這一潛在對手的崛起，同時強調多邊主義、“巧實力”外交，希望通過掌握國際規則制定的主動權繼續稱霸。然而，“再平衡”也好，多邊主義也罷，這些都是美國為穩固世界領導地位采取的手段，相互之間的沖突和矛盾不可避免。其根源在于，奧巴馬面對一個難題無所適從，即對于美國領導地位來說，究竟是崛起國威脅更大，還是一系列全球性問題威脅更大。

未來，亞太“再平衡”戰略或將繼續受到下一任總統重視，成為“奧巴馬主義”中得以延續的一部分。但是隨著美國經濟實力復蘇，科技創新能力增強，站穩腳跟的美國未必仍會強調多邊主義、“軟實力”和“巧實力”。從這個層面看，奧巴馬可能是美國“過渡時期”的“過渡總統”，“奧巴馬主義”更像是臨時起意的“奧巴馬主意”，要塑造或決定中長期的美國外交大戰略，這些是不夠的。

關于作者：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美國所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