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馬遠，孔子像

中國古典學問，融會、貫通、超越天人、物我、古今、中外等諸多近代西式學科妄造之分別、區隔，從每一種觀察角度（上述分別、區隔所具有的某種有限的、細密的合理性，同時飽含各學科的短視性、局限性，一如今日西式科學體系）之上的更高境界，一番翱翔、沉潛、品鑒，反復予以萃取、提純而凝成，故而，非歷經某一個體、某一族群之生命經驗、歷史經驗之豐厚歷練、淵深檢驗，不足以道其仿佛。

清儒阮元嘗謂“學術當以百年升降、浮沉為取舍”，猶不足以為穩妥標尺；余意以為，非待歷史哲學家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在《西方的沒落》和《決定時刻》所謂“文明以千年為周期”，乃能定其取舍：伏羲炎黃堯舜文明，乃中國古典憲政制度之第一期，天子百官經由選舉產生，孔子所謂“大同”者也；公元前1046年西周建立，中國古典憲政制度進入第二期，天子世襲，百官經由選舉產生，孔子謂之“小康”者也；公元前206年，暴秦15年短命政權被天下萬民夷滅之，漢高祖受封為漢王，西漢建立，中華古典憲政制度進入第三個千年發展期，文治政府體系和儒家選舉制度確立，歷史性突破了軍功貴族把持天下、文人長期依附武人權勢的全球普遍政治格局，連續締造出大漢、盛唐等儒家憲政的無比輝煌的治績，永久性地確立了中國儒家教化的正統地位，雖外來宗教不斷侵蝕中國固有文明傳統的健康肌體，然非得“變裝”、“整容”不能自安，更無法搖撼、傾覆之。

這極為關鍵的漢唐千年文明周期與文明經驗，在宋以下再度獲得傳承，以兩宋、有明王朝的艱苦確立、儒家思想的不斷恢復與更新，為近古中國、近代中國之基礎；蒙元、滿清雖武力橫絕一世，終拜服于中華文明制度之下；近代政權，雖在制度與思想上乖離儒家正統，然傳統文化的生命力，卻如“息壤”，一再消釋西方工業化的猛烈破壞力而為之轉化提升，不僅數度挽救中國，且賦予全球文化以新生契機。

孔子世家、儒門私學的文化傳承，就是看清中國歷史、現狀與未來生機的神秘“息壤”。公元前213年，短命暴虐的秦政權，實行“焚書坑儒”政策，實則奏響了自身政權的埋葬曲；孔子九世孫孔鮒（約公元前264-前208年）將孔子最重要的思想載體《論語》、《尚書》等典籍藏入孔子故宅的墻壁中，自身離開魯國，在魏國隱居起來。陳涉起義，天下響應，經魏國名士張耳、陳馀的舉薦，孔鮒受陳涉禮遇，任陳涉博士，參預機宜，開啟孔子后裔參與滅秦的偉大義勇之舉，體現了孔子儒家一貫的反暴政、反苛政的剛毅精神。

孔鮒與陳涉之間討論政治、學術的談話記錄，載于《孔叢子》第18-21篇等四篇文字（中華書局2009年版）里，垂為憲政之光輝文獻；然而，陳涉畢竟是農民出身，見識低劣，常不能采納孔鮒很多政治諫議，孔鮒遂稱病告退，攜眾多弟子百余人，隱居于嵩山，講學以終老，為傳承孔子憲政思想、世家之學，培育了不少學術與政治精英。

孔子三世孫孔樹之子孔蓼，則直接參與了漢高祖劉邦的芒碭山起義，英勇善戰，屢立戰功，以軍功而受封為侯爵，稱蓼侯，這支孔子后裔傳承孔學，家風恭謹，世襲爵位至漢末（詳見孔祥林《孔門家風》51頁，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可見剛毅、奮勇、擔當誅滅暴政、開創天下仁政大格局，不僅是孔子、子思、孟子等儒家后裔、后學的一貫風格，也是歷代孔門守正如矢、剛直不阿的道德精神之一脈相傳。

漢武帝天漢年間（公元前100-前97年），魯恭王劉馀擴建宮室，拆毀了一部分孔子故宅墻壁，竟然意外發現了孔鮒藏于墻壁中的儒家經典，因用古文篆文書寫，與西漢通行的今文隸書不同，遂稱《古文經》；孔子十一世孫孔安國，時為今文尚書博士，兼習古文經，薈萃今古文，巍然為天下尚書學、儒家憲政思想之大宗；孔安國還撰集孔子與門生、家人談論古今學術、政治的精粹言論，編成《孔子家語》四十四篇，上奏朝廷，請求將《古文尚書》等列為學官，遭征和元年（前92年）巫蠱事而不果，然《古文尚書》、《孔子家語》等名著不脛而走，名儒碩學兼采古今經學之集大成之作甚多，遂為唐孔穎達等編撰《五經正義》（即《十三經注疏》前身）的重要基礎。

相傳，漢魯王劉馀欲壞孔子故宅墻壁，以自擴宮室，孔壁中，忽然隱隱傳出儒門弟子相沿演習禮樂的歌吟之聲，劉馀聞聽恐懼而作罷；后來，人們果然從“孔壁”中，發現了孔子所遺、孔鮒所藏的《尚書》、《論語》等儒家憲政的重要文獻；由此可知，雖一時兇暴或一時權貴，終不足以湮滅天道、人心之正大與光明，儒家思想之輝映天地，此乃中國人自古信仰之“天人合一”傳統之又一則佳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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