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世界是不可理喻的、黑暗、蕪雜、破碎而絕望的荒誕世界。社會紊亂與生態滅絕交疊出現，愈演愈烈，全人類惶惶不可終日，全球文明正呈現出強烈的“新野蠻化”特質，先鋒戲劇應運誕生。
西式話劇的早期探索者有李叔同、田漢等人。日寇大舉進犯，大批戲劇藝術家組成“抗日演劇隊”深入城鄉宣傳抗日，左翼勢力滲透其中；日寇轟炸陪都重慶，全民敵愾情緒高漲，話劇空前繁榮，白楊、秦怡、舒繡文、張瑞芳被選為話劇四大名旦，企圖媲美于京劇四大名旦，她們在電影中亦表現不俗。
民族歌舞劇以及民歌插曲，借助影視劇傳播，獲得鮮活而優美的呈現：電影《劉三姐》采自廣西彩調；《五朵金花》采于云南民歌；《冰山上的來客》則采納了很多維吾爾、塔吉克、哈薩克民歌；這些民族歌舞，旋律優美、節奏明快、沁人心脾；吸收越劇曲調創作的小提琴協奏曲《梁?！犯懵暿澜鐦穳?。
成兆才編劇、吳祖光改編、新鳳霞與趙麗蓉等主演的評劇電影《花為媒》，榮獲莫斯科1963年歐亞電影節大獎，飲譽世界；余曾列其為大學本科研究生課堂觀摩的經典作品，贊其與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同為“古典中國溫柔美麗”之絕佳寫照。
京劇是中國現代戲劇的最經典、最成功的藝術形態，自1790年四大徽班陸續進京，京劇在200年中薈萃中國戲劇之眾長，名劇5800余種，成為中國第一大劇種和國粹的象征，大師輩出，流派紛呈，花團錦簇，美不勝收。
南宋初年，浙江溫州等地悄然興起一種民間歌舞，稱“南戲”，以針砭時弊、謳歌愛情為主題，曲調委婉靈活，深受喜愛，興盛于南中國各地，尤其臨安（杭州）。形成文人專門編寫南戲劇本的九山書會、古杭書會等劇作團體。
雜劇之名始于唐，北宋雜劇漸次分為五個行當：1，正生，主演兼戲班班主，稱“末泥”；2，裝旦，男扮女裝的旦角，稱“引戲”；3，參軍，大花臉，稱“副凈”；4，蒼鶻，丑角，稱“副末”；5，裝孤，扮演天子、高官，為戲劇沖突的裁判或和事佬。
中華智慧的一大特質與活力，即孔子《易傳》所謂“仰觀、俯察”等思維方法（余稱為“伏羲七法”），將天空、大地、人生打通為一體的高超哲學世界觀，余謂之天地人宇宙生命之大一統。
中國人從天地宇宙生命大秩序中萃取精華、以高超的智慧（儒道佛、諸子百家為表率）引導著全民族、全世界，建樹、構造、傳播一種偉大的人道價值。
子曰：“詩可以興、觀、群、怨”，文明因強大的精神力量（儒家詩教、禮教等）而興旺發達，《毛詩大序》所謂“移風易俗”也，戲劇樂舞之陽剛奮發，足以振拔國魂；萎靡柔麗之戲劇樂舞，則歪邪人心、助國運凋敝。
漢唐重建中華大一統，歷經文景之治、貞觀之治、漢武、光武、太宗之崇儒興教、發展經濟、驅逐匈奴等文治武功，國力充盈、學術文化繁盛無比，中國戲劇獲得巨大發展。
《杏壇講稿》主研中國當代文學史，必溯源乎孔子：杏壇乃中國之圣壇、孔子儒家學說之最早集結地與發布地，人道光輝由此迸發，照亮黑暗全球，不亦博大瑰麗哉！
晚周軸心時代，由于政權與學術的下移，諸子百家勃興，平民士子成為壯闊歷史運動（史詩?。┑男轮鹘?，敢想敢干的士子精英形象，薈萃于儒門、墨家等學術群體，道家、陰陽家、儒門事功別派之法家等各呈異彩，中國軸心時代臻于全部中國歷史與史詩劇作的頂峰，至今難以企及。
予自1996年獲頒文學博士以來，始終對“輔仁”校名情有獨鐘，今春執教“中國戲劇研究”，遂命名為“輔仁講稿”：蓋中國戲劇，薈萃詩、歌、樂、舞、表演、武術、雜技、曲藝、幽默滑稽、舞臺美術、禮樂文章、古典制度與現代藝術為一體，不亦“不朽之壯舉、人間之盛德”耶？！
春節實為元旦，被全盤西化、不學無術的民國政府胡亂命名為“春節”，以便把“元旦”的美好名稱，讓給西洋蠻夷歷法。
因為政策、體制簡便、從容，許多不必要的環節、審批、攤派、驗收功夫都可以省去，就會讓許多企圖從中獲得壟斷利益者無從下手，則政風、民風必然清廉、醇正，行政效率也必然因此提高。
早在1949年，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之年，德國哲學家卡爾·雅斯貝爾斯就在他的歷史哲學名著《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中預言：“……未來的強國，首先是中國。它憑借其原料、人口、才能、文化遺產和地理位置，也許在不太遙遠的將來，成為政治事件的中心?！?/p>
民國七賢之一、現代文史巨匠錢穆的《孔子傳》，依據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所謂“定公九年，陽虎奔于齊。其后，定公用孔子為中都宰。一年，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之言，在其論述及《孔子傳》附錄的“孔子年表”中，亦將孔子首次出任官職的年份，定為魯定公九年，孔子時年51歲。
詩乃“置放于作品中的真理”（海德格爾的偉大界定），它以詞語搭建起一個廟宇，一個“天地人神”歡會、傾談、舞蹈的光明空間，因此，任何固定的、僵滯的、塵俗的意義，都不能牢籠它。
中國電影、戲劇、音樂等表演藝術的最大困境在于，由于長期的集權審查制與官僚管理文化的僵化體制，使得現當代文學以及背后所依托的人文學術思想、全社會的藝術人文素養極度匱乏、淺薄、扭曲。
統治大陸電影市場的，仍然是情節、演技、制作俱佳的“外國電影”和反其道而行的、青年男女借以在影院的特有昏暗中耳鬢廝磨、有時根本不予細看的“國產電影”。
觀今本《黃帝內經·素問》之“天元紀大論篇”等六篇宇宙觀、生命觀之“大論”，可約略得知“三墳之學”的宏偉規模、高遠境界，亦知華夏文獻典籍之基本線索，誠一絲不亂也。
中華文明之根基，在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統稱“墳典之學”。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顓頊、帝嚳、堯舜之書，謂之五典；八索即八卦易學；九丘者，九州方志之學也。
古典中國的天子詔書起首總有“奉天承運”四字，乃中華文明上至天子、百官，下至庶民百姓，學問精湛之表征也：奉宇宙自然之大道，承接人文美德之轉移習氣、提升精神，故而，中華文明才有綿延萬年之機運、至今不衰之生命活力也。
我是什么？我置身的宇宙是什么？二者關系如何？如何澄明這一自我、這一宇宙？這一澄明又為了什么、依據什么？人類尋求澄明的沖動之深刻本源何在？歸宿是什么？
研讀詮釋孔子儒家之近源——引領西周創立之初建國施政之古典憲政思想，以《尚書·周書》、《周禮》、《鬻子》等為代表（遠源則為伏羲炎黃堯舜等中國歷代傳承之政治哲學、文明智慧等），深深贊嘆于中國萬年一系之文明綿延之偉大、古典憲政制度之燦爛與完備，孔子儒家特為“集大成”者也。
鬻子，名熊，先祖為帝嚳時代管理火政的祝融之一陸終的后裔；鬻子學高望重，為周文王、周武王的老師。周成王時，其后裔被封于楚蠻之地丹陽（今湖北秭歸），是為楚國發祥地也。
每天都要為新生的太陽而歡呼！這已不是詩人的浪漫呼吁，而是每個在北京、天津、河北等地生活的蕓蕓眾生，一覺醒來，拉開窗簾后的要做的第一件事：看看天空的顏色，連續10余年、常常連綿5個多月之久（太陽偶爾在中午露出一張慘白的臉）的霧霾污染天氣下，老天爺的“臉色”都極其陰郁、憤怒……
中國古人認為天樂得自神明，和宇宙星歷度數妙合無垠。宋代學者朱震在《六十律相生圖》引《太玄》曰：“聲生于日，律生于辰?！编嵖党稍唬骸凹滓?，角也；丙丁，徵也；戊己，宮也；庚辛，商也；壬癸，羽也。六律益六呂十二辰四七二十八而周天?！?/p>
同樣作為一種高雅文化與精致媒介的最后遺響的，是三歲因病失明的盲人音樂家華金·羅德里戈（1901-1999）的不朽之作、吉他協奏曲《阿蘭胡埃斯》。
吉他作為西班牙、希臘、羅馬、拜占庭、阿拉伯和吉卜賽以及拉美各地音樂風格的絕妙載體，則是面朝大海、天空、高山、上帝和自我，面朝一切生靈的火熱而纏綿的傾訴。
音樂史家阿爾弗雷德·愛因斯坦說過一句被廣泛征引的名言：“死亡意味著：再也聽不到莫扎特的音樂了?！?/p>
在藝術上進行偉大協調的，是身為神甫同時又是孤兒院音樂教師的天才作曲家安東尼奧·維瓦爾第（1675-1741）。
最近500年來，西方文明確實創造出許多塵世的、肉體的、無與倫比的生動與美，但同時也極大地紛擾了自然與社會的寧靜，生態、人文與精神的和諧。
偉大的思想家、天才的藝術家，在大眾趣味決定一切的現代社會中，常常遭遇這樣心神沮喪的時刻：瘋狂的雜草憑借旺健的掠奪力總是擊敗那嬌弱的名花；平庸的大眾趣味總是淹沒了天才的創造力。
現代文明是被“懷疑、可能、怎麼樣、為什麼”等所謂“理性精神”深深毒害的、失敗了的文明。它自以為擁有逼視“太陽”（大自然）的視力，結果不僅自己成了瞎子和狂徒，還毒害了全部的人類生活與大自然的鮮活生命。
大衛以英雄主義的氣魄，將自身和盤托出，他以憤怒的眼睛，注視著愚昧的大眾。這些大眾正成為近代歷史的主角、近現代歷史進程及其偽善意識形態的犧牲品。
自古以來，雅俗分流而互動，高雅文化引導、提升世俗文化，世俗文化則不斷向高雅文化輸送新鮮血液，使高雅文化不至于陳腐僵化，文化因此保持常在常新之生命活力與精神平衡。
時移世變，劫盡運窮，幻象消盡，一片空明。浪潮過處，大道貞靜如常，淘盡的只是浮皮，留下的，是永恒不朽的樂章，清澈無垠的生命海洋。
自晚周以降，中國樂器日益受到西域等地外來文化的影響，音樂媒介的變化直接引起音樂風尚以及音樂文化之內在精神的巨大變化。
國樂之表達，必須借鑒西洋古典音樂的器樂、聲樂技巧，而不必“原汁原味”地保守原有技巧、范式，因為所謂“原汁原味”本來就是某個時代的藝術家或思想家用來表達其“時代感受”的一種主觀抒發，沒必要固守陳規；更新、重振其靈魂，才是出路！
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而春秋作?！薄洞呵铩纷饔陔[公，適當雅亡之后?！捌酵踉谖蝗站?，不能自強于政治，棄其九族……于是三綱淪，九法改，人望絕矣?！洞呵铩酚诖?，蓋有不得已焉爾矣。托始乎隱，不亦深切著明也哉！
讀者諸君，舉目四望，癡癡愚盲，鋪天蓋地；幾人堪稱君子？幾人堪許國器？“同其俗流，合其污穢”之人、“泯然眾人”、與俗俯仰之人，何其多耶？
人人生活在奔忙勞碌之中，可到了一定時刻，必然內心產生疑惑：我的奔忙勞碌為了什么？我每天要應付這么多的人和事，可我自己為什么越來越“空”呢？也就是說，我成了別人要求于我的“空袋子”，我自己，要在這一閃而過的生命中，真正應當“裝進去”什么呢？
一生酷愛音樂、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被困陳蔡仍“終日弦歌不絕”的孔子，不僅一語論定中國音樂與中國文化的最高理想——“盡善盡美”，更以自己的偉大教育實踐——儒家“六教”奠定中國古典音樂風尚和文化風尚的基調。
經久不衰的時尚，正如一切經久不衰的智慧和美一樣，不是炫耀夸張外在的優雅和美麗，就象拙劣的現代廣告那樣，而是盡力地隱藏內心的痛楚，將人生注定的悲劇性，以鎮定自若、悅人耳目甚至光華四射的形式予以隱藏、遮蔽，自然而仿佛不經意地展示和泄露出來，喚起人們內心深處的自我哀憐和彼此憐憫。
一種文化時尚或社會風尚，看似瞬息萬變、反復無常，實則其哲理背景仍可以追溯到這一文明的思想價值體系。
天地之間，有一亙古常新的文明事業，謂之“中國”。中國古稱華夏?？鬃印洞呵铩吩唬骸坝卸Y樂文章之美，謂之華。有禮義之大，謂之夏?！彼抉R遷《史記》曰：“禮者養也”，養護眾生，以幸福美滿的生活，謂之禮。
時尚強烈地傳遞出一種價值觀或人生哲學：“活得痛快，死得干脆”，迪恩以自己的短暫人生實踐了這一美學信條：“活得短暫、死于年輕，留下一具漂亮尸體?！?/p>
卓別林后來推出了有聲電影的不朽經典《凡爾杜先生》、《舞臺生涯》和《一個國王在紐約》，他對現代社會進程的憂慮與控訴也日益加深。正是這種憂慮和批判精神，觸怒了美國上層社會以及主流意識形態，使他全家被迫移居瑞士。
同樣是罕見的藝術天才，查利·卓別林（1889-1977）卻憑著他超人的堅韌毅力和幽默感，平安度過了人生的一場場危機，取得了電影藝術迄今無人能夠超越的偉大成就，成為舉世尊仰的偉大人道主義者，并且“福祿長享”，度過了幸福的一生。
1900年，即“悲慘的20-21世紀”的開始之年，10歲的尼金斯基，從150多名俄國頂尖考生中，脫穎而出，成為考取圣彼得堡帝國芭蕾舞學校的6名學生之一。
天價房、比登天還難的職位上升空間、比霧霾更陰郁、也更深重的人際環境危機、身心健康危機、道德危機、品學危機，不斷兜頭襲來，讓一個看不清前路的青年，如何不自欺地活下去呢？
物質文明的迅猛擴張，淹沒了人類道德上和精神上作為一個有意義整體的存在意義：從批量生產的人口、應試考績制度下的精神廢物，人一再墮落，盡管衣著光鮮。
人性是永恒的矛盾體：人的肉體和情欲本能要求即刻的滿足；但人的精神和宗教本能又要求超越肉體之上的永恒寧靜，這二者之間的劇烈沖突，構成了全部人類時尚的哲學與社會底蘊。
古典社會以罕有其匹的創造力和鑒賞力，創造培育出了適合其社會經濟結構和歷史文化理念的、令當代全球時尚望塵莫及的典雅風尚。
人每時每刻都能感知自身在空間中的位置與移動，人的視覺隨時告訴人所處的空間環境；但時間不然，它點點滴滴地、無法察覺地流逝，人總是突然與“時間”相撞：已經過去很久了嗎？
河圖易經作為全球第一個哲學大框架，把中華民族經由測天而建立的天文歷法制度、農耕畜牧制度、飲食起居制度、憲政治理等“高科技思維”，與理性、實測、忠實而嚴謹的科學記錄、合理解釋宇宙萬物運行的《河圖易經》模式這一“高人文”智慧彼此綿密匹配，建構起一個全球第一的“高極哲學智慧”——河圖生機主義宇宙觀、社會觀、歷史觀、人生觀。
考古史跡與典籍記述表明，伏羲創立的天下部族大聯盟——龍族（中華民族），采取古典憲政制度，即天下部族公推共主，天子非世襲繼承，炎黃堯舜之禪讓制度，乃華夏部族大聯盟的基本憲政秩序、華夏與夷狄政治結盟的大一統秩序所在。
由此可以揭開中國文化“早熟”（梁漱溟先生最早提出）之謎：伏羲時代的中國人，以科技-人文-哲學的高超，應對遠古洪水等生存環境巨大挑戰，成功應對了文明挑戰，實現了自身文明的偉大提升，而其他遠古文明因黷神、黷武而滅亡。
正是大地上的眾生對太陽及其偉大生命力的無限尊崇與效法，太陽崇拜-神鳥崇拜，使中國人相信鳥鳴通天、萬物通靈，通過精密測定天行、物候、歷法、農耕、畜牧制度的伏羲文明之美，充分展現天道之美。
大一統王道，法天（道）、向明（日月星辰之明），公正治理天下：每當紅日東升、丹鶴翱翔之際，賈湖骨笛-伏羲古髀組合制成的遠古測日圭表，就以科學實測指導中國人的農耕文明實踐與文明生活的各項制度。
中國歷史特質之六，中華文明史緊緊貼近中華大地而運行不息，是“大地上的事情”；中華科學技術，亦緊貼大地生命而將思想與觀測的觸角，探入浩瀚無垠的寥廓蒼穹。
中國歷史特質之五，中國人在全球文明的黎明時分（距今1萬年前后），為了適應新石器時代農耕文明的大發展和治理遠古大洪水的經濟-社會需要，率先建立了全球史上第一個政治治理制度，使之成為中華文明穩定繁榮的基石，即余所謂“大一統古典憲政”的雛型——遠古部落聯盟制。
中國歷史自伏羲創始時代即采取人文主義、理性主義的科學思維與務實態度，藉以戰勝各種嚴峻的自然挑戰，取得巨大的文明成功。
中國歷史特質之三，中國歷史由于其廣大自由的綿延包容性和一貫采取合理進取的文明進步性和人道性，在正統史學觀念上，具有不容置疑的真理（確）性、正大光明性與古今融貫性。
中國歷史特質之二，以人文合理主義的方法，推進文明進步，而非采取靜寂主義或獨斷主義的態度，因倒退或冒進而破壞文明。
中國歷史特質之一，即舉世罕匹的、廣大無垠的綿延性，這一綿延性所飽含的廣大而自由的宇宙式胸襟，使萬物生靈、人間百態均得以孕育生長，得以開花結果，得以燦爛輝煌。
梁漱溟一貫主張，只有在深刻認識老中國的基礎上，才能成功建設新中國。在全國政協會上，梁漱溟頂住極左路線的壓力，公開發表的、永垂青史的長篇講話《今天我們應當如何評價孔子》就是這一學術主張的結晶。
2016年9月27日，乃夏歷八月二十七日的孔子誕辰，特以這組總計16篇的系列文章“中國哲學特質”作為紀念。
中國詩意神秘主義哲學自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１世紀起，依次進入新的大發展時期，先后經歷了漢代新儒家的今古文經學繁盛、魏晉玄學、隋唐佛學等幾個重要發展階段。
中國詩意神秘主義哲學，在道家和佛教的思想中獲得了更深刻玄妙的詩意形式。在兩家思想批判世俗現實、標舉超越境界的詩性光芒中，人的本真生命獲得了精妙的智慧和空靈恬淡的美。
人類從大自然和天賦良知中不合理攫取的任何一份物質和精神資源，大自然和人類道德良知以及社會系統，就必然要付出雙倍乃至更多倍的慘重代價！
具有普世意義之華夏古典大一統文明，實乃全人類協調合作之文明進步之大一統也，其文明傳播秩序，盡顯于儒教人文主義的古典憲法哲學與憲政文治主義的制度體系，盡顯于儒家士大夫執詩、書、禮、易、春秋等《六經》以綱紀天下，文武并用、剛柔互濟、兼容并包之英明國策，巍然建樹華夏文明萬年輝煌也。
每當靜夜展閱《尚書》、《周禮》、《禮記》、《春秋》、《易傳》、《論語》、《孟子》、《中庸》等儒家經典、古人著述，立刻，一股強光灌注到我的生命中，似乎我往昔蜉蝣一般的歲月、言談、思緒的斷片，舉凡古今、內外、中西、得失、榮辱、悲歡等萬千肢解生命的碎片，都被一股溫暖而潤澤之光所熔化。
儒家憲政哲學-道統之學，主張天子、貴卿、百官、士紳、百姓均受制于善良天意（天地之仁）的約束，而善良天意的最集中體現，則是人民的意志、百姓的安樂?！渡袝匪^“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就是中華古典憲政體系的最高哲理概括。
余所謂古典憲政者，乃指古典中國一種根本的政治哲學與治理秩序——天下萬民，上至天子、貴卿，下至士紳、庶民，都受到一種至高無上的精神力量與制度力量的有效約束。
吾國博大悠久之文明，自伏羲、炎黃開辟以來，其遠大抱負、宏偉規模、古典憲政治理的高超、人文智慧的精粹，匯聚于《春秋》經傳之中?？鬃幼苑Q“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孟子曰：“孔子《春秋》成，亂臣賊子懼”，深刻揭示出《春秋》不朽的文明地位。
中國神秘主義，是一種非宗教的詩意神秘主義。它否認在生命之外還有一個超驗的客觀存在（如上帝）。中國人認為，現象世界就是全部的世界，在現象世界的背后，沒有一個超驗的世界，宇宙的神秘性是由于宇宙的無限性造成的，是無限的生命世界的固有屬性。
儒家哲學-人文思想是中華文明大廈的精神基石，是天地人宇宙生命大一統秩序的偉大建構基石，是中華古典憲政體系的偉大實踐指引。
丟失某個不太重要的小物件，譬如一串信箱的鑰匙，盡管所值無幾，卻會使我們茫然不知所措；然而，作為全球唯一綿延萬年以上文明的中國人，在最近100年的時間里，完全遺失了自己祖先辛苦創造的文化，竟恬然不知，更毫無茫然失措之感。
我們知道世界存在。但我們不知道世界為什么存在，我們不知道它的存在有什么目的和理由。那是全然的神秘。我們知道，我們的生命就在這個世界之中，但我們難以理解，為什么我們被賦予生命，但在一個很短的瞬間又被一股冥冥中的力量一把奪去。一切宇宙中的生命莫不如此。
中國靠改革開放的偉大進步終于甩掉了1840年以來一個半世紀的屈辱和貧弱，但中國學術思想自1644年滿清軍事占領中國以來僵化腐朽的質地，卻毫無振作之意，根本不能與此偉大進程匹配，更不能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締造出雄厚深廣的精神基礎。
詩意神秘主義的思想獲得了現代科學強有力的印證。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使近代世界觀以機械、靜止的物質主義眼光看待事物、總是企圖以一套固定模式說明世界的科學主義習慣面臨挑戰。
老子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為取天下?！庇^最近一段的時政要聞與政府舉措，頗與老子之言吻合：從嚴治黨治政，一大批貪官紛紛落馬，百姓拍手稱快；黨員問責制的推出、領導干部過問司法審判的記錄在案制度等，都使人對建立中國特色的法治國家產生莫大期許，可謂“以正治國”。
牛津大學比較宗教學教授杰弗里·帕林德爾將神秘主義思想的意義概括為：“神秘主義并不是在填充那些尚未由科學填滿的裂縫，相反，單是它對事物根本上的神秘統一性的確信，就會提供所有學科所依賴的秩序和連續性?！?/p>
以中國河圖易經哲學為根基的詩意神秘主義，一勞永逸地拒斥了一切人為杜撰的意識形態獨斷論和意識形態烏托邦，拒斥了那些自稱擁有絕對真理、知道宇宙規律和人類歷史前途的人的狂妄和欺騙性宣傳，拒斥了以人為謬說導歷史于災難的種種騙局和偏見。
法國哲學家亨利·柏格森在《形而上學導論》中說：“把握事物有兩種完全不同的方式——我們不是反復思考事物，便是參與到事物之中去?！?/p>
對于大多數人來說，世界不過是一堆物質材料和一堆社會關系，簡言之，世界是由有用的東西組成的。為了較好地利用這些東西，人們發明了科學、技術、經濟管理制度、國家機器。而當這些東西不能奏效、不為人用的時候，人們就發明了宗教、巫術、革命和種種意識形態。如果這些還不靈，人們就發明出最后一種東西：玩世不恭、得過且過的生活態度。
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大學時代初讀《草葉集》時心靈所受到的震撼。我感到擁塞在我四周的、被鄙俗的功利心所充斥、所毒化的生活，第一次被一股強烈的光芒照亮。我感到天地被這神圣詩篇加寬加長了，以至于無限地廣闊遼遠。
所有偉大的人文言說都是為了回答一個終極問題：對人來說，宇宙意味著什么？換言之，人在宇宙中處于何等地位？近代科學主義者把宇宙描繪成一個偶然的、廣漠的空間，人在宇宙中如一簇浮萍，在黑暗的波濤上隨波逐流，直到漂向死亡和空虛的盡頭。
感官知覺告訴我們：這個世界存在。但它為什么存在？它從哪里來？到哪里去？人和萬物，從生到死，為了什么？老師經常教導我們：凡事都要問個為什么?？蛇@個問題卻從來沒有令人滿意的答案。它超出了人類理智的范圍。它是神秘的。
小小地球浮于宇宙之海中，被浩瀚遼闊的無限空間所包圍。整個宇宙、萬物的生命，從何而來？奔向哪里？其存在有什么意義？生命被創造出來又被毀滅掉，萬物曇花一現，這殘酷的生命游戲是無意義的宿命的捉弄，還是某種趨赴更高實在的一種象征？
我的第一部學術代表作《神秘主義詩學》，經由久負盛名的三聯書店和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學社的聯合公開征集與選拔而于1996年入選“三聯·哈佛燕京學術系列叢書”。
不知多少次了，當代那些所謂聲名卓著的電影在播放15分鐘左右就把我送入了夢鄉，直到被影片中男女主人公做愛的聲音吵醒。從此養成習慣，快進鍵貫穿觀影全過程，偶爾被愛情場面打斷而已。
如今，捍衛并重建一個古今中西交融的、天地人協調共振的大一統完整世界，首先必須深入批判并摒棄的，就是誤導全球學術思想程度很深的啟蒙獨斷-實證主義的痼疾、流弊，還大自然以神性，還人性以廣大自由，還世界以完整統一！
在憲政哲學巨著《主權之研究》第三章“主權概說”和第四章“具體的主權（形態）與國民”中，邁斯特深入分析了家庭里的“父親權威”如何逐步擴展為不同民族的主權形態，如何哺育了各民族的普遍精神與民族性格，即民族精神：“規定了社會秩序和主權的同一種力量，也根據不的民族特征，規定了不同的制度形態。
天地人宇宙大生命系統，是一個息息相通的大一統完整世界，這一世界的內在奧秘與生命，非人類理智所能把握，非人類語言所能表述，謂之自然、神明或上帝。
泰戈爾自稱“我這不幸的人不斷被懷疑為違禁品——走私到錯誤的時間之岸……”在近代印度社會，留學西方、主張對印度傳統制度進行改革的詩人，被保守者斥責為“激進”。
時至今日，對西方模式的片面現代化之不可持續性的認識日益深化，這種現代化模式的本質，在日益加劇的、從局部地區向全球蔓延的經濟崩潰、社會危機、生態滅絕等災難中的不斷暴露，都在呼喚著中國各界乃至全球有良知的人士奮然覺悟、蘇醒、徹底變革啟蒙獨斷思維的日子早日到來。
融會貫通古今中外一切文明活動的根本智慧，在哪里？如何汲取、領會、修煉于身心，成為普天之下最幸福、最充實、內在安穩而又外在豐饒的“萬物之靈”——人？
在我創立文明傳播學派之初，很久以來，每當打開《尚書》等《十三經注疏》、《史記》、《資治通鑒》或諸子百家等古籍或西方經典論述，我立刻產生了揮之不去的心靈印象。
近現代史上，第一個鮮明地舉起“反啟蒙獨斷、反實證主義”偉大旗幟的歐洲賢哲，被尊為“第一個歷史哲學大師”的學者，是意大利人喬萬尼·巴蒂斯塔·維柯。
“如果用一部名劇來概括人生，會是什么呢？”坐滿百余人的教室，死一般的寂靜。我輕嘆一聲，徐徐吐出答案：“尤金·奧尼爾的《長夜漫漫路迢迢》?！?/p>
昨夜濕熱窒悶，躲在空調冷風下，捧讀蒙田《嘗試集》（即《隨筆》），立刻，“西方之美”浮現眼前：一種英國歷史哲學家科林伍德遺著《歷史的觀念》所謂的“反思性的知識”，以鮮活的姿態，躍入蒙田審視萬物的自由目光之中，蒙田拋開了一切人為造作的社會禁忌和形上神話，直面現象本身——
堯舜大時代一系列的古典憲政體系的創設、建制活動，不僅奠定了華夏文明此后4000余年的憲政基礎，更凝聚廣土眾民，從千差萬別的各地域、各種族、信仰、生活方式等不同社群中，以“克明俊德”、“敬天保民”的博大憲政體系，把中華民族凝聚統一為繁盛的大一統命運共同體。
伏羲時代是中華文明創立“天文大軸心”即宇宙觀凝成的時代，而炎黃時代則是中華文明建樹“地文大軸心”即政治社會觀凝成根本秩序的時代，一系列公共生活的基本制度以及各種文明生活的關鍵技術，都在這一時期獲得創制、確立、擴展、傳播，為中華文明綿綿萬年的內外擴展奠立了偉大堅固的基礎。
在每一社會內部，人與自我、他人等一切社群關系和生態關系持續緊張，人人疲于奔命、身心扭曲，被逼無奈或積極主動地，爭競、傾軋、奉迎、盤算、逃避、自欺，生鐵鑄就的“身心地獄”廣布人寰，曾經內外安足、廣大自由地綿延持續了一萬年之久的人類文明，究竟在何等深刻的層次和規模上出了問題？
“全盤西化”不僅毫無學理依據，而且在歷史實踐上一再宣告慘?。航▏?，照搬蘇俄計劃經濟等治國經驗，造成國困民窮、左禍連連；改革之初，積極引進歐美市場化、工業化經驗，雖成就巨大，但也遺留了權力腐敗、貧富懸殊、產能過剩、生態紊亂等一系列“不可持續”危機。
什么能撫慰文明紊亂中的人類靈魂？唯古典文明、經典文化，在經典視野觀照下，現當代西方文化中自由開放主義、解放主義的反叛精神——搖滾樂、足球、電影、精美暴露性感的服飾、一切符號的嬉戲……
民國七賢之一、曠世奇哲熊十力先生（1885-1968），是中國現當代最具原創性、同時又能深入汲取中國固有文明傳統的偉大哲學家。
中國人認定道之演化不受人欲干擾，人只需守德以觀化，就能順應俗世、最終收獲宇宙人生之圓滿，人生因此得從現實得失、憂患中超脫出來；西方執著于現實得失、憂患，因此仰賴宗教超脫。
以此弘綱、偉義，乃能領悟并欣賞最美的電影之一，羅馬尼亞電影杰作《奇普里安·波隆貝斯庫》。該片于1973年拍攝，在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首映，表達了民族獨立的偉大意志與愛國主義的偉大精神。
自十八大以來，習總書記領導黨中央、各部門，圍繞著治理一個什么樣的國家、怎樣治理國家這一當代根本問題，高瞻遠矚地提出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治國理政思想。
中國人教養制度與生活方式的根本改造與重建，關鍵在于奮力掙脫啟蒙獨斷思維和中國人自近代全盤西化運動（新文化運動）以來日益卑俗、粗鄙、荒蕪的生活信念。
人作為浩宇廣宙之滄海一粟，應當奮力戰勝對外在一切（生死、時空、得失、榮辱、愛憎）的巨大恐懼，贏得生命的廣大、自由、熱烈、完美。
拍攝、公映于1978年、獲得1979年美國金球獎和多項國際大獎的英國電影《尼羅河上的慘案》（英國著名導演John Guillermin執導、獲封英女王爵士的彼德·烏斯蒂諾夫、大衛·尼文等大批影視明星主演），就是一部揭示人性和社會殘酷的電影杰作。
近代德國史學之父利奧波德·馮·蘭克，雖然主張“忘卻自我的客觀性”這一空想的史學原則，晚年亦有自我批評與修正，但他的若干重要歷史學思想，卻非常偉大透徹——他堅決反對康德、洪堡、黑格爾的啟蒙獨斷主義歷史觀。
作為當代重要的經濟學家，林毅夫是深刻意識到全盤西化運動的歷史錯誤，發現了被錯誤否定的“儒家仁愛思想”對中國與世界發展具有重大倫理價值與文明傳播意義的著名學者。
中國自古是“別一樣的國家”，中華文明自有其締造、建樹、綿延不息、不斷復興的精神與制度，雖迭遭屑小之徒的反復詆毀、污損、扭曲，但卻不減其道德光輝、不損其“人道性、普適性”，那是我的祖先、先賢、世世代代生命揮灑凝結而成，是中華民族汗盡繼之以血，血盡繼之以命的東西，是中華民族一萬年的靈魂所在！
嗚呼！西方自1800年工業革命以來，中國自1840年被西方列強逼迫欺壓、逐步放棄固有文明以來，舉世所營、所擾者，惟此“物欲”二字而已，如此，仁義不修，如何立人？如何立天地？
中國人認為家國一體，內外皆然：一個人，無論知識高低、社會地位如何，總要面對四重基本關系：賢者長輩、父母妻子、兄弟朋友、上司同事、國家民族。
近代以來，神州動蕩、國困民窮，國人遂對固有文明產生莫大懷疑乃至嫌棄，即使治人文學術乃至國史者，亦祖述東洋、西洋或蘇俄主流史觀，全然蒙昧于本國歷史觀念、源流、制度、文獻等，寅恪先生自稱“羞欲死”，遂渺茫寄望于新一代史家。
中國大一統憲政國家的締造、建制，在黃帝蕩平蚩尤叛亂、禪代炎帝為天子、建立穩固的大一統國家制度、憲政秩序的偉大歷史進程中，呈露無疑。
《尚書》是中華典籍中最古老、影響最大的一部經典，被尊為“眾書之祖”、“書經”，尚的意思是上古，是淵源最深的，因而受到后世無上尊崇的書。堯舜又稱唐虞，其古典憲政治理的創制與設施，稱唐虞之道，乃中國大同憲政之核心。
大凡一種文明的興起，有賴于其合理有效地組織公共生活的能力。中華文明，歷經伏羲、神農、黃帝等三皇時代的偉大創制，已然具有相當深厚的基礎，接連而起的五帝時代，就把中華文明的各項事業全面興辦起來，進一步確立起保障數千年文明繁榮滋生的“中華古典憲政”的制度體系。
孔子《易傳》曰：“立天之道陰與陽，立地之道柔與剛，立人之道仁與義?！绷攘攘鶄€字——陰陽、剛柔、仁義，將林林總總的紛繁萬象，予以最簡潔最透徹的概括與提煉，博大而深刻地揭示出天地人這宇宙三大根本要素、大一統生命秩序之本質，非至圣先師集大成者，孰能力拔千鈞有如此者！
《說苑》以簡潔而深刻的記述、獨具匠心的編排，將這堯舜殷周秦漢以降中國3000余年的憲政秩序亦即政治制度與精神傳統上的“偉大向心運動”，予以揭示、闡發無遺。
探本尋源，近代中國的立國精神，建立在毀棄古典傳統、照搬近代西方工商科技的思想學術、輿論主流上，一旦中國人口規模龐大，大眾貧困、愚昧、懦弱、貪婪，普遍知識與道德水平低下等諸多限制一一暴露，精英權勢集團此刻已然無法回頭。
中國自從1911“辛亥革命”以來，政治上是經過無數的變革了，但在文化上，我始終覺得是貧弱和空虛的。
啟蒙運動鼓吹“人民有權選擇自己的統治者”這一不切歷史實際與現實政治運作的“妄誕的吉普賽式預言”，最終觸發了法國大革命的大屠殺、以及隨后歐洲歷史的大動蕩與大混亂。
夸誕吹噓人是高于神明和歷史經驗之上、能夠“代自然立法”的“理性神”的啟蒙獨斷主義哲學思想，極易觸發大規模的極權、奴役、屠殺、道德墮落和非法殘暴。
歐洲工業化浪潮席卷世界，其內在矛盾，被20世紀的偉大賢哲卡爾·雅斯貝爾斯（1883-1969）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1949）一書中加以揭示：“癥結所在，是缺乏信仰的啟蒙運動、求助于暴力而企圖用理性改造歷史的法國大革命、自信能知道上帝是什么和上帝要什么的費希特、黑格爾為代表的德國唯心主義哲學”！
作為偉大憲法學家，約瑟夫·德·邁斯特深刻分析了以盧梭《社會契約論》為代表的啟蒙獨斷主義憲政哲學、歷史哲學的荒謬。
英國投票脫離歐盟之前，主張繼續留在歐盟的英國女議員考克斯被刺身亡，刺客身份竟然根本不予報道，我立即明白，這是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政治的又一步險惡之棋。
現代性，又稱啟蒙化、理性化、效率化、工業化、現代化進程，可簡稱“啟蒙獨斷的現代性”，作為近代具有全球文明意義的主流歷史進程，具有精神分裂式的兩面性。
當他第一次向羊說：你蒙的皮，大自然把它賜給你，并不是為了你而是為了人，并且把它揭下來穿在自己身上；這時候，他就具備了一種使他的本性超出一切動物之上的特權，他不再把它們視為與己同類的受造物，而只把它們視為由他任意支配以達到自己喜愛的目標的手段和工具?！?/p>
古典中國的經濟-社會形態，不應被蔑稱為“封建小農經濟”，而是生態-經濟-社會具有高度可持續性、天地人巨系統葆有高度均衡性、協調性與合理性的綠色文明整體。
玲瓏剔透的儒道佛等東方智慧，常從流變中體悟真實所在，絕不會像笛卡爾那樣以“確定性”為真實的唯一形態，因為所謂“真實”，不過是人類思維習慣與測量儀器的“構造物”而已。
維特根斯坦的信念是：人類憑借精神，而非憑借技術，才能獲得自由！這不僅是對啟蒙獨斷主義、工業革命以來人類對工商科技迷信的最大反叛，也是古典文明經驗的最高哲學概括。
對我來說，古今中西貫通的、普世圓融的大一統智慧，是建構起奮然超越啟蒙-自由-實用-實證主義橫加給全宇宙、全人類的獨斷預設、錯誤區隔與重重束縛的新型全球文明——大一統文明的精神基礎；在這方面，最偉大的代表人物，一是中國的孔子，一是美國的惠特曼。
著名日本漢學家溝口雄三（1932-2010）從中國近代巨變入手，探究中國如何掙扎求生，同時盡力固守其文明傳統與偉大基體，從而能最終勝出于整個東亞乃至全球現代化進程之上，堪稱立論宏偉、發人深省。
中華文明以其天子-諸侯-群臣-士紳-庶民的分權制衡、全民遵守道德和法律約束的古典憲政秩序，造就中國社會數千年的穩定繁榮和中華文明的高度凝聚力與擴展能力。
我發現，中國人自近代以來，笨得不行：學歐美，失??；學德日，失??；學蘇俄，失??；企圖恢復中華國學者，除了長期居學術、輿論支流地位的民國七賢，影響遭到刻意壓制與遮蔽外，主導者頻頻失敗。
培根、笛卡爾、盧梭、康德、黑格爾哲學所主張的啟蒙主義基本信念，一再遭遇深刻失敗的根本原因：人是極不可靠的動物，人的理性，根本不能抵擋身體的疲憊、感官的厭倦、生存壓力下人類良知與理性的屈服與自我欺騙。
道德理性，是人與禽獸之別，儒家義利之辨、君子小人之辨基礎上的社會治理等一系列古典憲政思想，為偉大代表；工具理性，則是人與人、國與國之間求生、經營、謀財等技藝的高下之別，西方近代工商科技文明為代表；二者缺一不可。
《中國文化在啟蒙時期的英國》用大量史料和分析，揭示了中華文明的人文主義特質，如何深刻影響了英國、法國等歐洲近代先進國家的政治、文化、藝術、風俗等諸多方面，進而推動了歐洲啟蒙運動、自由思想的風起云涌。
近現代的全球史、中國史，遭到啟蒙主義獨斷自欺的片面史學、全盤西化史學的肢解、扭曲、污損與遮蔽，以至于全人類閉目塞聽，拒不思考日益迫近的全球生態滅絕與人文系統紊亂。
與盧梭、孟德斯鳩等啟蒙獨斷主義-烏托邦主義對中國古典文明的扭曲、誤判不同，馬可波羅等來華經商者、天主教耶穌會著名傳教士利瑪竇等人，憑借在華傳親身經歷，發現了“合乎理性的儒家士大夫統治”的“政治文明的新大陸”，他們把在華經歷回傳歐洲，在1500-1800年的三百年間，“中國形象”被大多數西方人士，尊奉為合理、穩定、繁榮的文明楷模、人類道德秩序的典范。
端午節的設立，昭示著中華文明的偉大科學-人文傳統——以天文歷法的觀測、實驗、推算、整合為核心、措置全國農耕制度、二十四節氣為核心的時序制度（時憲，古典憲政制度之一）、天子行大禮祭祀天地神明祖先、天子為代表的中央政府，定期頒布歷法制度；作為地方政府的諸侯受之，再頒布于民間百姓的古典禮樂-政教制度的一部分。
梁漱溟本著“世界文化三路向”理論，預言全球文明在“一味對外地”求得物質解決之西化路徑（工商科技與自由民主）之后，必然在儒家思想的道德理性（非西化路徑之工具理性）即廣大澄明之心靈中，求得“對內的解決”。
自民國初年，直至現代早期，一大批學術精英，早已具備上述真知灼見，但迫于政治形勢，大多噤若寒蟬；唯獨以陳寅恪、辜鴻銘、柳詒征、梁漱溟、熊十力、馬一浮、錢穆為代表的一代賢哲宗師，不惜以生命為代價，毅然捍衛中華文明傳統的偉大精神，成為中華文明復興的最大楷模與學術思想典范，余謂之“民國七賢”。
民國七賢之一、文化史宗師、中央研究院院士柳詒征先生（1880-1956）巨著《中國文化史》（東方出版中心1988年版）是理解中華文明的第一參考書。
自1915年辜鴻銘發表《中國人的精神》以來，100年間，有關中華文明的論述汗牛充棟、魚龍混雜，而在立意宏大和見解精湛上，迄今沒有能超越辜鴻銘《中國人的精神》和柳詒征《中國文化史》等“民國七賢”偉大著述者。
與主張照搬照抄西方學術思想、政治經濟制度、貽患國家民族于無窮的“全盤西化派”判然有別，民國七賢的文化主張是“返本開新”，即在融會西方文明合理精華的前提下，“重返”、“重建”民族文化之根本，在“同情與敬意”的合理態度與思維方法下，將古今中西予以融貫。
別爾嘉耶夫所謂“歷史的東西”，乃是指，人類歷史性存在、歷史活動的超越性本源，人的神秘莫測的歷史命運。亦即，賦予人類秉有天然“良知”、道德理性與“光明”意志的奧秘之源，那神秘莫測的超越性的本源。
隨著人類愈益控制自然，個人卻似乎愈益成為別人的奴隸或自身卑鄙行為的奴隸?！覀兊囊磺邪l現和進步，似乎結果是使物質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使人的生命化為愚鈍的物質力量。一切新形成的關系等不到固定下來就陳舊了。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東西都被褻瀆了。
尼古拉·別爾嘉耶夫就是敢于直面“人的命運”，以偉大卓絕、孤寂而榮耀的哲學努力“直面全人類文明困境的思想家”之一。
提升、改善人類認知的重要道德、精神資源，是孔子儒家所開創、歷代中外賢哲所提出的“歷史思想”，又稱歷史哲學。未經歷史反復檢驗的所謂“哲學”，僅為烏托邦而已。
謝苗·弗蘭克在《實在與人》的核心章節“人與神”（第四章）中鮮明而精湛地揭示出人的本質這一哲學根本問題——以神（宇宙、自然、天道）為根基的、光明的創造性和以身體（肉體情欲）為根基的、黑暗的受造性（被動性）。
這種人類與萬物之間、人類彼此之間，這種與生俱來、難以割舍、廣大深厚的“血肉-溫情”關系，最透徹的表達、最切實的觀察，集于孔子，以“仁”一字予以概括。
塞爾維亞著名演員，電影史上最著名的反西斯電影之一《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中的主要英雄瓦爾特的扮演者，巴塔?日沃伊諾維奇，5月22日晚上10點45分，在貝爾格萊德圣薩瓦醫院病逝，享年83歲。
我以為，當代全球文明的日益紊亂的根源，深埋于啟蒙主義-自由主義-實用主義對于“人”的一系列錯誤預設與誤導性的思維建構之中。
“靈魂”與“肉體”完全不可思議地結合在“人”身上，人瞬息間沉淪在肉體的“地獄”中，又瞬息間沐浴在良知、靈魂所揭示的“天國”的神輝下。這種人類生命的奇異性、神秘性、不可想象性、不可思議性，就構成了人類的本質！
那融會貫通與古今中外一切文明經驗、生命活動的根本智慧，在哪里？如何汲取、領會、修煉于身心，成為普天之下最幸福、最充實、內在安穩而又外在豐饒的“萬物之靈”——人？這一問題已是全球文明“第一義”的問題。
完備的古典憲政制度體系，是中華繁盛的根本所在！伴隨華夏古典民主憲政制度、體系和文明機制的建構、完善，中央政府權威極大提高，中華大一統國家格局穩固樹立，各民族凝成和諧統一體，萬國來朝，史稱“大同”。
天地之間，有一亙古常新的文明事業，謂之“中國”。中國古稱華夏?？鬃印蹲髠鳌吩唬骸坝卸Y樂文章之美，謂之華。有禮義之大，謂之夏?！倍Y者，養也，養護眾生以幸福美滿的生活秩序，謂之禮,謂之禮樂文章，謂之文明。
邏各斯即道。道使一切存在物如此存在下去，亙古不變。一切存在物（在者），都應和著、渴望著它們存在的基礎——存在，并終極統一于存在（在）之中，即萬物“先天”統一于“道”之中，從道（天、天命、大一統）中獲得本源、理由、歸宿。
大約從1990年代之后，我愈益發現，中國知識界除了變得越來越淺俗、越來越卑鄙以外，還變得越來越愚笨，似乎整個中國“卡”在什么地方了。
河圖易經提供了一個全球普適而融通的哲學-科學-人文大框架，古今中西文明之間，科學人文之間，這些人為妄設的各種“啟蒙-實證主義”區隔，要一氣破除，使之交感、連通、互動，既是純正而鮮活的中華有機生命主義、廣大自由、兼容并包的華夏人文主義的智慧基準，也是中華古典憲政與西方近代民主制、工商科技體系之間最大的契合點。
大哉胡煦夫子所見：元乃宇宙乾陽無形之氣，恰如冬天萬物之潛藏，恰如宇宙大爆炸前之初始狀態，歷代以元配春，不僅難以發明孔子《文言》獨贊“大哉乾元”之思想，更無從合理解釋中國古典建筑學思想中“尊北”所含宇宙學、天文學、人文學之深邃涵義也。
《周易函書》連接起伏羲河圖之陰陽兩色，貫通于《周易》之連斷陰陽示意法，進而為虛實互動、體用涵括之大易哲學思辨之法，現代哲學家熊十力深受此法啟迪，建構出打通天地人之“體用論”、20世紀唯一偉大本土哲學體系，胡煦實乃開啟中國本土現代哲學的一代圣哲
天地人大一統同構關系，是中華文明10000年綿延繁盛的根基，也是中華學術智慧最深邃的洞見，與西方近代牛頓-笛卡兒的片斷觀察、破碎思維、學科區隔的錯誤體系，不可同日而語。
河圖大易哲學，其奧妙在于，將萬物納入流動之中，讓萬物在時光之流中飄蕩搖曳、閃爍不定，一如宇宙生命之本相，從而一舉擊潰了西方自亞里士多德以來、尤其是牛頓-笛卡爾以來，將事物固化在“物質”中的千年迷誤，也一舉超越了世俗意見“眼見為實”的固執、僵化、卑俗。
胡煦認為，易經為傳道之書，雖有占卜因素，卻是細枝末流；朱熹占卜說把讀易、解易者引入歧途，使得人們僅僅通過占卜來關注人事禍福、利祿僥幸，完全違背了圣人借大易傳道、立教之宏偉宗旨。
中國人最重“中”德，即“齊”德也：《詩·小雅·小宛》曰“人之齊圣”，孔穎達疏曰：“中正為齊”，中正之美，天下共愛之、敬之、效法之也。
西歐遠古巨石文明的締造者們，很可能從一個更為古來的文明時代繼承了天鵝座的信仰，這個時代稱為“中石器時代”，在距今10000年至6500年前后，西歐人逐漸從游牧狩獵和采集階段，向定居與原始耕作的文明生活演變，天文觀測及其遠古科學，恰是其生活所必需。
太初有道，道以圖示。宇宙之道者，天地秩序、自然生態、人文軌儀之所出也；神者，非實存，乃人面對宇宙運行、自然生態以及天人互動之奇妙莫測，感慨之謂也。
天文星歷之學的考古發現（天文考古學，1980年代勃興于歐美，方興未艾于全球）一再證明，各古典文明的各種歷史記錄完全可靠，有力地駁斥了胡適、顧頡剛等人民國初年草率地錯誤提出的“層累地造成的古史”理論之荒謬無稽。
在我看來，電影以及一切書寫，都是為了表達人類本性中深深蘊涵的、那寬廣無垠、豪放不羈的自由，那從家庭、社會羈絆以及性禁忌下自我解放的勇氣、決斷與自由。
思考、探究天文-地文-人文之間密切吻合的大一統宇宙生命秩序，必須懂得一個能鐫刻、雕鏤出全球新石器時代農業革命風貌的重要天文學概念——“歲差”以及“歲差紀年法”。
天上群星、地上萬物、人體百竅，每時每刻都在進行著圓球體或橢圓球體的軌道運動，其間，真氣、光、聲息、音律、五行、時序等所有明暗、陰陽物質的生命運動過程，具體呈現為數鏈式的鏈條運動、精氣式的流水運動和光態氣態的軌道運動等太極形式與太極韻律。
在我看來，能在文學寫作和哲學思維兩大領域均創造出輝煌成就的當代經典作家，只有一位，那就是有“作家的作家”、“詩人的詩人”之名的阿根廷人博爾赫斯。
什么力量主宰著這一切，使歲月、人生、愛情、青春等一切價值，全都被拋入逝水，從而“一去不回頭”？還有什么是值得珍視、記憶、傳承、堅持、拯救的東西？
人的孤獨，由三個塵世存在的根本要素構成：一是人是有欠缺的實在，即：人分享了宇宙神圣，人卻又與終極實在、宇宙實在（道、神、自然大生命）恒久處于分離、隔絕狀態，因此，人陷于痛苦。
舜帝要求大禹等眾臣繪制“五彩龍”，不僅要運用于宗廟彝樽等建筑、祭祀器物之上，更要運用到天子、諸侯、士大夫的服飾規制上，“龍”與日月星辰、山脈河流、花朵等一樣，成為整齊國家、感召天下的偉大象征與精美神奇的傳播符號。
晚周圣哲孔子及弟子，在為世界哲學的最高寶典、中華最古老經典《易經》所寫的哲理性詮釋《十翼》（《易傳》）中，把原龍之象加以提煉升華，也為《易經》這部“龍書”插上了翅膀，使之具有哲學與詩意想象空間。
中國人自稱“龍的傳人”，但龍是什么卻說不清楚，這未免有些尷尬！多種專著討論，也莫衷一是，關鍵在于沒有把龍象、龍魂等外在形態和內在精神，納入“中華文明傳播”這一總體哲學框架中加以理解、把握。
長久以來，總覺得對六經之首的《易經》理解得非常膚淺，僅能就孔子《易傳》、熊十力先生《乾坤衍》的人文哲理進行解讀，卻對經文的主體部分——經卦體系不甚了了。
孔子《春秋》宏大隱幽，董仲舒《春秋繁露》將儒家政教精華與陰陽五行家等諸子思想融會貫通，確立了中國儒學道統；尤其是《天人三策》應答漢武帝有關國家長治久安的三道策問，言簡意深、指示精確。
1862年1月23日，在布魯塞爾的一家旅館里，距離波德萊爾去世，僅剩的最后五年的一個瞬間，詩人突然感到一陣暈眩，他搖晃著倚靠在家具上——死亡逼近了。著名批評家圣勃夫讀完《惡之花》后說：“您一定受了很多苦，我可憐的孩子！”
啟蒙主義的現代神話，用喋喋不休的現代傳媒來蒙蔽大眾：“你目前的生活就是最值得過的，你所處的時代與社會是史上最好的，此前的時代不是蒙昧的就是僵化的，總之，好好干，一定發財致富，一定……”
如果一個雄心勃勃的人渴望一下子革新人類的思想、觀念和情感，機會來了，那條將給他帶來不朽聲名的道路，就敞開在他眼前，筆直而一無障礙。他所要做的一切，就是寫作并發表一本小小的書，書名極其簡單，幾個普通的詞足矣：“我心赤裸”。
波德萊爾在《我心赤裸》里坦承他對一生孤獨的生活方式的感覺：“孤獨的感覺，始自童年。即便有家人，即便常在同伴中，（仍有）注定永遠孤獨的感覺?！?/p>
沉迷之愛、肉欲之歡，似乎是大自然賜予一切生命體的最大愚昧和愉悅之源，既是一切感官生命的幸福感、強大感、滿足與充實之感的最大源泉，也是眾生痛苦之根源。
對世俗秩序的拒絕，謂之偉大拒絕，或大拒絕。希臘晚期哲人第歐根尼，躺在雅典街頭曬太陽，亞力山大大帝走過這個奇異哲人，不禁佇馬俯身，問：“你需要什么？”第歐根尼平靜地回答：“我只要被你擋住的陽光！”
中華文明的古典憲政遺產，也是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改革的重要資源：儒家士大夫的精英民主制度，比起西方近代的多黨普選民主制，具有不可替代的穩定優勢。
在混亂紛繁的世俗生活和個人生活中，假如你能設立一個神圣的點，即你的熱愛、你要做的事，無論世俗評價如何；那么，極其神秘地是，以往那些分崩離析的、或否定你的熱愛的事物，就會慢慢朝向你的意志、你手頭的事情、你的那個神奇之點。
孟子曾概括史上事關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三件大事：一是“禹抑洪水”，一是“周公兼夷狄、驅猛虎”，三是“孔子著《春秋》，亂臣賊子懼”。
深思孔子《春秋》，乃知孔子周游列國、苦口婆心、上下規諫，意在維護人類文明的各種成就（道德人文與政治技藝），不因內外戰亂而毀滅，實乃提煉、萃取上古文明治理精華，褒貶當代是非，開啟中華文明乃至全球文明之萬世太平之寶典也。
《尚書》與《周禮》乃中華文明觀念與制度體系即中華古典憲政之“大憲章”。其中，尤以《尚書》開首六篇文獻《堯典》、《舜典》、《大禹謨》、《皋陶謨》和《禹貢》最為根本、緊要。
文明的本來涵義，在“文”與“明”這兩個相互聯系、不可分離的精神層次、生命境界上，是人類不斷建構、確立、擴展、提升、完善的偉大歷史進程。
中國古語“學有本源，器成遠大”，經學為人生樹立大根本，史學為人生探得大源泉，本固而枝榮，源深而流長，生命如參天大樹，如浩瀚江海，汲取不盡，人生必立于常勝之地！
夫人之本源，始于天地、父母，承于姓氏血脈，傳于家學教養、師道庭訓、友朋規諫，人之一生，當奮力弘揚天地、祖先、圣賢之德，傲立天地、光照四方而垂諸不朽者也！
自伏羲太昊時代的天文歷法書《河圖易經》確立了天地人宇宙生命大一統、大秩序，中國人萃取精華、奮進不息，以高超的世俗智慧引導人類進步、傳播文明價值，中國始終是全球人文主義的最大源泉。
人類自獲得清晰的歷史記憶，“存在”了5000年之久，又有多少“進步”可言呢？譬如，圍繞“存在”，柏拉圖寫出了卷帙浩繁的“對話錄”，讀之令人生厭。
孟子曰：“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意謂：完善的政治治理，可以使國富民強；完善的道德教化，可以使國家穩固如磐石，獲得百姓心悅誠服的擁護；這一判斷歷史功過是非的“黃金法則”可以驗證一切時代、一切社會。
“孔門世家”的高尚優美的生存境界與博大深湛的學術-文化傳承系統，遂成為全社會呼喚的一種彌足珍貴的道德精神、不計利害而以道德、人文技藝或藝術審美為終極追求的“貴族騎士精神”的偉大表率。
人世間最值得驚奇之事，就是現象的不息涌流，就是這雜亂無章的事件、懵懂青澀的少年、各種紛繁事物匯聚而成的洪流，這洪流不斷從一個隱秘的源泉深處汩汩涌出，然后又永不衰竭地流向一個更隱秘的歸宿，如此循環往復，錯綜駁雜，無始無終。
黃金時代，墮落為黑鐵時代，是古今權貴階層的基本人性（如果還殘存的話）被無節制的、放肆擴張的金錢、物欲、虛榮、獨斷而私攬的權勢制度所徹底腐蝕與淹沒的結果。
中國古典學問，融會、貫通、超越天人、物我、古今、中外等諸多近代西式學科妄造之分別、區隔，從每一種觀察角度之上的更高境界，一番翱翔、沉潛、品鑒，反復予以萃取、提純而凝成，故而，非歷經某一個體、某一族群之生命經驗、歷史經驗之豐厚歷練、淵深檢驗，不足以道其仿佛。
在古希臘人眼中，在詩人筆下，神不是某種超絕于人世的抽象存在，而就是“大地和廣天結合生下”的大自然的產物，是大自然中最美最強的生命，是浩然無息、完美絕倫的宇宙生命力本身，它不局限于一人、一物、一時、一地，它綿亙古今、磅礴萬有、廣大無邊、不可窮盡，因此稱“神”。
自有人類以來，沒有誰能說清楚一個根本問題的兩面：首先，世界的本質是什么？恰如古希臘哲學家色諾芬尼所言：“由于問題的晦澀與人命的短淺，這一問題永不能獲得解決”；其次，既然世界的意義不明，那么，人生的意義，豈不更加晦暗不明了嗎？
孔子《六經》為冠冕之中華典籍之富、文采風流之美、博采眾長而又通達時務，真圣人之家學、家風、私門授受之冠蓋古今之學也，觀孔門一家之學、之教、之風，則國家之興衰漲落，灼然在目矣！
向現代思想教父、隨筆這一文體的創立者米歇爾·德·蒙田（1533-1592）致敬，寫一組蒙田式的文學“隨筆”，這組隨筆偏重對西方文化的品鑒、感悟與評論，揭示西方文明與中國古典文明之間血肉相連的關系。
孔子以強大堅韌的生命意志、昂揚向上的生命精神，為全民族“尋回生命的原點”，將物質界現存的一切，奮然提升為道德界、理想界的國體、國魂、人道等終極真理，使歷代仁人志士獲得內心的自由成長與內外的道德激勵，為一個“天下大同、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的美好社會而奮斗不息。
中國人恒以“天下”為世界之總稱，顯出眼力之恢弘、思力之高超：天者，萬物之本源、宇宙之本體，凡人間可見或不可見的一切，均出于天，皆在天的宰治之下，萬物莫不遵天而行，故謂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