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兢《貞觀政要》 書影

由于曹賊篡漢、魏晉南北朝戰亂、動蕩頻仍，孔門后裔大舉南遷、顛沛流離，孔氏人口急劇減少，到唐初，孔氏后裔僅剩北方宗子和南方孔毓、孔郁后裔等四支族人存世，孔子世家作為天下第一名門望族、文化世家，尚且如此；則天下百姓之骨肉離析、國家社稷之蕩滅、固有文化之殘破淪喪，更慘不忍睹矣！

唐貞觀二年，太宗詔令天下，罷停祭祀周公為先圣之位，在國家最高學府——太學立孔子廟，以仲尼為先圣，顏回為先師，定期祭祀，中國學問、道德、禮教、憲政之偉大本源，至此燦然大明，朗若乾坤矣。是歲大舉推舉任命天下儒士為官，凡通曉一部主要儒典（大經，儒家五經）者，即委任官職、執掌天下百務。國家太學（國學）增筑學舍四百余間，國子學、四門之學、廣文館學等主要學府增置生員，律學、書學、算學各置博士、學生，四方儒生負儒書經典云集京師，吐蕃、高麗、新羅等蠻夷酋長亦派遣子弟入唐求學，長安成為當時全球最大的學術、教育中心，教授、學生常有萬人，史稱“儒學之興，古昔未有也?！保▍蔷ぃ骸敦懹^政要》第215-21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太宗還親臨國學祭祀孔子，令國子祭酒、司業、博士講論儒典，講畢，賜予束帛以優寵之。

儒家飽含治國理政、維持世道人心于不墜的博大深湛的政治智慧、文明經驗，是中國興盛之本。

唐貞觀二十一年，太宗詔曰：“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榖梁赤、伏勝、高堂生、戴圣、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玄、杜子春、馬融、盧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寧等二十一人，并用其書，垂于國胄，既行其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于太學，可并配享尼父廟堂?！保▍蔷ぃ骸敦懹^政要》第215-21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余掩卷而浩嘆：唐太宗及其身邊賢臣，真是精準透徹地把握住了中國學問、中國教育、中國治理的千年神髓所在！古語“學有本源，器成遠大”，一國之治理，猶如一種學問之推究，必須尋覓到這一事物的“本源”何在，這一事物在成長壯大過程中的歷史經歷、時代遭際又如何，前者謂之“經”，后者謂之“史”，經史匹配、緊密銜接、嚴絲合縫，才能收獲治國之本、治學之源。左丘明之春秋學、孔安國之尚書學、戴圣（還有戴德）之三禮之學等，皆孔子思想之嫡傳、古典憲政之圭臬，學者次第深入，必為名儒碩學；君臣次第講求，必為明君賢臣；天下百姓，粗粗修習，即為忠臣孝子、溫良國民。太宗一詔，將中國數千年學術思想史、憲政治理史、文明進步史之綱節要目，一一囊括無疑，中國漢唐文明之大之美，薈萃其中；中國學問之弘、約、深、美，竟牢籠于此一詔之內！

余在北師大內外，每當新學期或新課程開始之際，常以“學有本源，器成遠大”這“八字箴言”饋贈學生，學生昏然以對：“什么本源？這在知識論上可疑……器成什么遠大？在全球商業化的濫時代？……”很快，蕪雜不堪的濫課、濫講座、濫社團活動……接踵而至，把根性淺陋、愛慕浮華（此八字昨在《清風廬》上定評馮友蘭氏之學問人品，移作中國近代主流知識界，亦頗恰當）的學生挾裹而去！

孟子“深造以自得之”一語括盡天下道德文章、憲政制度、文明治理之樞機：深入地探究（造，達也）萬物深處的偉大生命，通達古人設教、立言之“大體”何在，而不要漂浮、糾纏在事物的表面，在“死人戲論”（一時所謂權威定論）之下顛仆、沉浮、虛耗精力，譬如乾嘉學派考據學、王國維的文字學、近代考古學研究之類，總是在古今陳跡、瑣碎名物或前人一知半解的“權威結論”下反復折騰、揣摩、消耗、廝混，妄造之說毫無根底；又譬如論語學，近人程樹德《論語集解》、楊樹達《論語疏證》、楊伯峻《論語譯注》即犯此病，因不能“深造”通達古人政教之大體，故所得為淺、為俗、為陋；錢穆先生以其“深造自得”之深功，所著《論語新解》正大清剛，直以“人道”二字揭示孔子仁愛思想之真諦，上接5000余年中國經史之正大血脈，下開今日中國薈萃提升超越全球人道主義之文明潮流、之嶄新局面，此何等磅礴壯闊之氣象、精深醇厚之功底、馭繁入簡、舉重若輕之學養人格，真燭照古今之教也！至于他把孔子“五十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之言錯誤釋讀，又如其巨著《國史大綱》錯誤懷疑《尚書·堯典》之“政治設施不可能如此縝密”一樣，乃白璧微瑕，不掩其輝也。

貞觀四年，太宗詔令名儒、前中書侍郎顏師古，于宰相府之秘書省，考定《五經》文字；功成，復命宰相房玄齡集諸儒詳加審議，其審慎有如此者。

其時諸儒傳習師說、舛謬已久，攻擊不遺余力（可知清閆若璩之類瑣碎無聊之陋儒，代代皆有）；顏師古旁征博引，以詳明古義，諸儒莫對，不得不嘆服，太宗稱善久之，賜帛五百匹，授予美官以優寵之。

太宗又以文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命顏師古、國子祭酒孔穎達等人，撰定《五經正義》，凡180卷，付國學教授，作為取士標準（吳兢：《貞觀政要》第22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中國至此廣大而繁盛，漢唐文明以儒家人道精神、道德教化措置各項事業，穩步成為推進人類進步的全球第一大文明體也！

峰按：太宗詔書“文學”一詞，出于孔子，泛指文獻典章之學，用以揭示經史政事、言談講論之文獻出處、憲政典章之依據，子夏、子游為孔門“文學之大宗”。晚周魏文侯尊儒，延聘子夏為師，晚周巨儒、名臣，多出子夏之門，文學之義，愈益彰顯為“文言”即孔子之言，其詮釋、運用之重要，關乎國體之正否、民德之厚薄也；近代作者魯迅、周作人、錢玄同等人淺陋不學，竟胡亂贊賞魏晉六朝士子所鼓吹“越名教而任自然”之說，謬贊其遺落綱常道義責任、不顧民生榮枯、社稷安否之昏亂思想，妄稱魏晉時代為“人的覺醒”和“文學覺醒”時代，然究其社會實質，當時政治動蕩、戰亂頻仍、五胡亂華、民不聊生、國家殘滅、骨肉相食，如此黑暗時代，人連基本生存都毫無保障，哪里有什么“人的覺醒、文學的覺醒”！如此混亂邏輯，竟被官方文學史家本著一貫“造反有理”的荒謬邏輯，寫入文學史教材，貽誤學術甚深。青年學子，不能深造自得，卻輕易習得憤懣刁鉆、推諉一切、油腔滑調、漆黑一團之所謂“魯迅筆法”，喜談“我不憚于以最壞的惡意來估價中國人”，似乎“吃人”者比比皆是，阿Q所在多有，病態之憤懣、自戕、自暴自棄與推諉己過于他人、環境之痼疾，遂深入近人骨髓矣。

太宗嘗謂中書令岑文本曰：“人雖稟定性，必須博學以成其道……”文本對曰：“人性相近，情則遷移，必須以學飭情以成其性?！抖Y》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怨湃饲谟趯W問，謂之懿德?！保▍蔷ぃ骸敦懹^政要》第22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君臣見識如此之高明，巨儒顏師古、孔穎達等人撰述儒典、掌教國學，學問如此之精粹；盛唐之賦稅制度，四十僅取其一，財源仍滾滾而來，因民安而國富也，因士正而有教化也；天下蠻夷，頂禮朝拜，云集長安、杭州等中國名城，外國客商在華娶妻生子，絲綢之路與海上絲綢之路繁盛無比，皆唐太宗、魏征等明君賢臣“崇儒更化”之顯效也。

孔穎達（574－648）之家學傳承，乃孔門世家之傳承儒教、凝聚世道、報效國家之一顯例：孔穎達曾祖父任北魏國子博士，祖父孔碩任治書侍御史，父親孔安任北齊參軍?？追f達幼承家學，8歲即能日誦千言，隋大業舉明經高第，授國子助教。隋末動亂，孔穎達辭官隱居，教授學生，博通經史，名重當時。入唐，任國子博士、司業、祭酒，撰成《五經正義》，大有功于國家、民族。其長子孔志玄、長孫孔惠元，皆任國子司業，祖孫三代皆職掌國家之最高學府，一時傳為佳話?？追f達家族人才輩出，四代傳人中，進士22名、狀元2名、明經5名，堪稱“學問世家”，無愧于孔子先祖之天下道德文章“第一家”之美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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