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意謂：完善的政治治理，可以使國富民強；完善的道德教化，可以使國家穩固如磐石，獲得百姓心悅誠服的擁護；這一判斷歷史功過是非的“黃金法則”可以驗證一切時代、一切社會：漢唐宋明的憲政治理，使中國經濟發達程度與社會進步程度空前提高，可謂“善政”；與此同時，漢唐宋明的文化學術等精神層面，極度廣大而深湛、優美而精致：漢之經史文章、今古文經學、史學、天文星歷之學、緯學等各方面成就，巍峨如雪峰，令后代企望不及；唐代政論、散文、詩詞、歌賦、繪畫等所有文化領域都瑰麗雍容，舉世驚艷；宋明兩大王朝，在憲政治理和文化風教上成就亦頗高。

唯暴秦、蒙元、滿清三政權，憑野蠻暴力推行高壓政治，靠盤剝敲詐、搜刮而來的“民財”勉強支撐其奢侈財用，終因民不堪命而崩潰瓦解，此三政權被人民起義摧毀時，中國百姓無不拍手稱快，所謂“公道自在人心”：秦末、元末、清末，絕無漢末、唐末、宋末、明末遭遇“鼎革之變”時的文化悲情與壯烈慘?。涸庖状?，大批精英知識分子、文化世家、名門望族等中國社會之中堅力量，或舉家自殺殉國，或舉家闔族南遷、甚至避居海外，或隱姓埋名、藏身寺廟，在“中國文化面臨淪亡”之際，很多宋明士子、宋明世家，甘為宋明王室所代表之中國文化正統而舉家闔族自殺殉國，宋元崖山之役失敗，一代名臣陸秀夫，背負宋末帝王，毅然自沉于南中國海，宋軍民十萬余人，皆自沉而殉國，南中國海浮尸數百里，真人類史上空前壯烈之罕見一頁！東夷史學家甚至別有用心地說什么“崖山之后無中國”，其驚天泣鬼，氣吞山河之剛烈、忠勇，非儒家偉大教化，即孟子所謂“善教”者，焉能令十萬軍民舍生赴死、壯烈殉國！

更多遺民則隱姓埋名，以名節自勵，甘愿貧病、逃竄、郁郁而終：顧炎武、王船山、黃宗羲等遺民巨儒，隱姓埋名、伏竄山林而絕不應清廷“博學鴻詞科”而出仕；名儒朱舜水避居東瀛、奉明正朔、與倭人相周旋，以圖恢復明室；江淮名妓柳如是、李香君等，深深蔑視髡夷殘暴及投降滿清的軟骨文人錢謙益等，絕情抱恨而亡。

孔子后裔孔尚任著《桃花扇》刻畫這段遺民戀情，遭滿清“文字獄”迫害，因曾在乾隆御前講解儒典而受贊賞，雖免一死但“永不敘用”；近現代史學巨匠、予尊為“民國七賢”之一的陳寅恪先生（1890-1969）憤懣于極左政治之高壓禁錮，悲明遺民之志，不顧身殘、目盲、極左政治之淫威，毅然撰述《柳如是別傳》三大卷（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5月出版），以明其“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文革”中遭打擊迫害，與妻停食停藥而亡。

錢穆在新亞書院

近因春寒，忽然想起民國七賢之一、文史宗師錢穆賓四先生（1895-1990）所著《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9月出版）一書。余著《神秘主義詩學》亦當此書在大陸解禁出版之前后定稿，余著由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學社資助、三聯書店出版，余送書稿校樣至三聯書店編輯部，編輯部設于中國美術館東側之“三聯韜奮圖書中心”樓上，余驀然見錢穆夫子此巨著剛剛出版、堆放在編輯部書案上，愛不釋手，余書責編許醫農老太見狀，取一冊相贈，余至今感念不已；該書乃清末、民國、港臺時期中國學術思想史、風俗民情史之汪洋巨川，予持以教北師大在讀博士、碩士、本科生之堪與造就者，告之曰：“古典中國之溫柔美麗、近代中國之艱難轉型、中國學術思想之守先待后、返本開新”等近數百年中國難以破解之主題，俱在此書中覓得一根本線索；更援引美國學者鄧爾麟（Jerry Dennerline）獲獎博士論文《錢穆與七房橋世界》（美國耶魯大學1989年出版、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5年譯本），以顯海外漢學（中國學）之門徑也。

近忽念及該書所載意味深長之軼事：西南聯大時期，馮友蘭任教務長，該人早年英文著作《中國哲學簡史》頗顯簡練才華，然“西化奴性”逐日加深，與陳寅恪、吳宓等碩儒在美攻讀時，能深入求學于歐文·白壁德等“新人文主義”大師、獲得超越啟蒙主義淺俗見地之上的“通達古今中西”之睿智，不可同日而語；他曾在紐約面詢訪美的印度詩哲泰戈爾：“西方船堅炮利，東方如何應對？”泰翁意味深長教誨曰：“巧用西方利器，但不要被西方利器所用！”

泰翁名訓，堪垂諸近現代全球文明史而燦爛不朽。

西方工商軍事之利器、政教治理之良法，東方社會應予悉心效法；然西方近代不合理之形而上學、神學、社科人文學、世俗意識形態、無限度工商擴張主義之種種深刻流弊，非但不應仿效，還要以東方固有文明之道德文化傳統、文明制度、人道精神，予以拯救之、平衡之、轉化復提升之，民國七賢等大批學者精英，均持此立場。

不幸西方殖民者、霸權者步步緊逼，不容東方社會從容消化這些西方利器，東方社會內部的浮躁分子——以全盤西化派知識分子為代表——亦鼓吹仿行西法、照搬照抄、照單全收，胡適謂之“一心一意的西方化、世界化”，陳獨秀等人錯誤鼓吹“砸爛孔家店、撕毀線裝書”，民族文化虛無主義甚囂塵上，直至文革浩劫，中國文化面臨全面崩潰瓦解之患，至今遺毒難消。

馮友蘭回國，因根性淺陋、愛慕浮華，遂加入“全盤西化派”陣營，與胡適等人沆瀣一氣，所著《中國哲學史》以生搬硬套、淺俗片面的“西方哲學框架”來肢解、扭曲中國哲學的偉大智慧，實乏善可陳、不堪卒讀，與胡適只寫了半部、被黃節晦聞先生譏笑為“太監之作”的《中國哲學史》同為失敗之作。

該書不僅與同一時期著名哲學家方東美《哲學三慧》等名作相比，水準大不堪；且與其少作《中國哲學簡史》亦不堪比擬；馮友蘭憑其長期代理胡適、主政北大清華等名校之權勢，恭請陳寅恪審查該書，陳先生擬出《審查報告》，對其書少有贊賞之詞，哲學名家牟宗三曾撰文揭露曰：“拉來不太懂的陳先生以護其短，不料陳先生對其少有稱許”云云，可謂道出實情。

凡學品、人品不佳者，往往擅長投機取巧以迎合權勢，雖被學者斥為“黨棍、學閥”，卻恬然以校長、院長、主任之職權“揮斥方遒”、欺壓學界，此乃中國近現代大學通例；馮友蘭時任西南聯大教務長、且已秘密加入中共，可謂“左右逢源”；他在西南聯大全校大會上，鼓吹學生參軍報國、去延安抗日云云。

被學生推為教員代表的錢穆先生，毅然發言反對，主張“西南聯大學生乃國之棟梁，在學應安心學習、以便抗戰勝利后建設國家”云云；馮友蘭見錢穆揭破其“挾私宣傳”伎倆，大不快，奚落錢穆“治史學，乃‘鬼’（故去者）之學也”，錢穆雖未必洞悉其隱私，但持論光明正大，為國家長遠利益立言也。

馮友蘭事后還到錢穆宿舍辯論，兩人意見相左、不歡而散；余私忖之，馮氏因此事或其他事情，一定記恨或嫉妒錢先生，說不定密寫報告給延安，造成延安方面對錢穆先生的諸多誤解與成見；解放前夕，偉大領袖把錢穆列為胡適、傅斯年之后的第三個“反動文人”，錢穆不顧親友勸阻，只身離開大陸，移居香港，后居臺灣，著作等身、佳作連翩、天下尊仰。

馮友蘭在大陸，任北大黨委副書記，一再帶頭“批孔”、“批判梁漱溟反動學術思想”，以“曲學阿世、侮食自衿”而茍活，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惡習不改、諂媚江青等反動集團，遭梁漱溟等人鄙視厭棄，與之絕交。

今人愈益深知：錢穆為歷史巨匠，深通古今之變，必“劫難盡而變之窮”，中國必能一陽來復、萬象常新、不斷振興，而中國學術、中國智慧與中國歷史文化之正統血脈，則伴隨錢穆先生之浩然南渡，而終獲保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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