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峰《大一統文明：中國夢的文化詮釋》

自伏羲太昊時代的天文歷法書《河圖易經》確立了天地人宇宙生命大一統、大秩序，中國人萃取精華、奮進不息，以高超的世俗智慧引導人類進步、傳播文明價值，中國始終是全球人文主義的最大源泉。

中國文藝復興這一概念，融貫薈萃民國七賢之一的辜鴻銘《中國人的精神》、陳寅恪、吳宓采自歐文·白璧德“新人文主義”、超越舊人文主義（啟蒙平權主義之權利伸張說）而強調“道德自律”說、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預言“中國文化在西化盡頭必復興”、杜亞泉“中西平衡”說等而成，由民國學者李長之抗戰時期初步提出。

文藝復興作為西方概念，特指近代早期意大利、法國等作者、傳教士從希臘和中國分別汲取文明經驗，以擺脫并更新天主教蒙昧主義的思想文化運動，讀者可參見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文化》和毛峰《大一統文明·中國作為現代之源》相關論述。

愛倫·坡詩云：“光榮屬于希臘?！蔽业摹妒吩姟氛f：“光榮屬于中國”：泰戈爾民國初年訪華，歷史性揭示道：“你們中國人是如其本然看待世界的民族”，我據此把光榮之位的首席，判給中國：自然即道、即天，無人能超之；父母家庭之愛，即德，無人能離之；仁義禮智信的禮教秩序、憲政秩序，賦予中國人合理生活長達2500余年！

希臘人文主義比較幼稚、青澀：赫西阿德、荷馬用“諸神的愛欲”解釋世界，雖經“奧林匹亞神山”的“轉手”，但畢竟張揚了人欲；泰勒斯等人垂注外在世界的本源邏各斯，雖固執、易錯，但開啟科學技藝與形上哲學之路；希臘文明貽誤于雅典民主制的渙散、城邦制之分崩。

相反，中華文明在堯舜大同時代和夏商周三代小康時代獲得極大成功與完善：堯舜聯邦民主制度下的天子禪讓制、官員推舉制、四岳十二州牧合議制、民意采集制度、天子諸侯巡守朝覲制、九州朝貢賦稅制、五服軍事拱衛制、民事協調制、全國陸海交通、通訊、文教、祭祀、農耕、經貿、刑罰、蠻夷流放制度等，一一建立；堯舜大禹治水成功，全國山川水土平治一新，九州大一統巍然屹立，全民族心悅誠服于《尚書·二典》揭示的“克明俊德……萬邦協和”的大同憲政觀念與秩序之下。

夏商周小康憲政制，以西周成就最高：公元前1046年，武王在黃河之濱孟津向八百諸侯發表全球第一個人文主義政治宣言：“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尚書·泰誓》）西周人文主義憲政秩序凝結為《周禮》，禮教深厚哺育中華民族為全球第一文明體！

西周文明的最大成就是天下千八百諸侯國均設立學校，學術教育流澤萬民，為晚周諸子百家興盛奠定基礎。晚周禮崩樂壞，孔子儒家命世而出，重申堯舜以來古典憲政之“選賢與能，講信修睦，天下為公”觀念，凝結為“仁政”主張，孔門三千弟子信守傳道；導源于儒家但更注重法治和權術勢結合的法家，受秦重用而統一中國，但嚴刑峻法、盤剝百姓和焚書坑儒，使其喪失統治的合法性；墨家傳布不廣；道家、雜家呈現“創造性綜合”的學術思想態勢，老莊列子、呂不韋門客、淮南王門客所著《呂氏春秋》、《淮南鴻烈》雜糅儒法墨陰陽諸家而以道家清靜無為為宗，吻合秦末漢初，休養生息的民間訴求與漢廷掃除秦暴政、苛政，恢復崩潰的經濟文化的基本國策，遂為一時顯學。

漢憲政文治政府制度，歷史性排除了軍功貴族把持民事治理的世界史通例，建立五經博士為核心的太學貢士體系：凡通達儒典者，受貢舉（古典憲政選舉制度）為太學生，歷經深造和官署歷練，授官出掌民政，直至位列三公之宰相、御使大夫、太尉，成為“長期有序治理幾億人民的全人類史之佼佼者”（湯因比《歷史研究》）。

漢唐中國的第一二次文藝復興，是尚書、周禮、春秋之王道憲政，與晚周諸侯國“尊王攘夷”之霸道（方伯之道）的結合，漢帝所謂“雜王霸而用之”，陸賈《新語》、董子《春秋繁露·天人三策》、孔安國《尚書正義》、司馬遷《史記》和吳兢《貞觀政要》為代表，憲政治理達于全球巔峰。

宋明憲政文治政府，以宰相府系統為代表的士大夫權力，有所分散與削弱，但士大夫政治滲透于中國社會各層面，遂有《清明上河圖》之繁盛景象、海上絲綢之路的開辟、宋明書院教育體系的崛起、理學與心學哲學的深廣傳播、工商經濟的繁榮、皇帝貴戚集團的奢侈靡費、科舉制的僵化等有利與不利等復雜情勢。

北宋、南宋、明代文藝復興，鑒于漢末佛教趁機滲透、隋初、唐初、唐末佛教興盛和五代十國的綱常廢弛、中原踩滅，韓愈、范仲淹、司馬光、北宋五子等崛起于朝野，力斥妖僧亂國，理學心學末流，因吸納佛老禪宗，有“內圣有余、外王不足”之譏，背離儒家經世致用宗旨，墮入考據或科舉時文傾向較為明顯。

眾所周知，全球近現代文明的偉大起點，是1300年前后肇始于意大利、逐步擴散至全球、迄今長達700年之久的深遠歷史運動：“文藝復興運動”。這場偉大的思想文化運動，把歐洲推上了全球文明第一的歷史性地位；今日中國必須推出以“中華普世價值”為核心的“中國文藝復興和全球新文藝復興運動”，才能引領全球。

文藝復興的兩大精神基點，一是以但丁、蒙田為代表的歐洲精英，復蘇了古老文明傳統即希臘羅馬智慧，對非西方的猶太-基督教智慧進行根本改造，對束縛歐洲思想的天主教會僵化體制予以變革，希臘羅馬文化的深入普及與新教改革、天主教改革接踵發生，西歐民族國家掙脫了天主教勢力壟斷，大力發展歐洲經濟文化與海外迅猛擴張事業，終于占據全球鰲頭。

文藝復興的另一大基點，極其重要卻鮮有人知：與西方航海家、商人、軍事征服者并轡而行的是，天主教會的改革教派——耶穌會等傳教士，受新崛起的西歐民族國家君主（譬如法國太陽王路易十四）派遣，紛紛來東方傳教，企圖在“精神上”征服東方，但事與愿違，博學深思的利瑪竇等人發現，中國人擁有燦爛堅固的文明傳統，根本不可能放棄孔子、改信耶穌；進一步研究發現，中國人自古在儒家精英民主與古典憲政體系治理之下，經濟文化異常發達，唯有與之合作、取長補短，才能逐漸影響中國人的內心世界。

于是，利瑪竇脫去僧袍，換上儒服，與徐光啟等士大夫交游，將拉丁文的西學著作翻譯成中文，同時把《四書五經》翻譯成拉丁文回傳歐洲。于是，中國儒家思想，與中國文明技藝（四大發明等），以海上絲綢之路的傳播渠道，源源不斷流入歐洲，引起歐洲思想家伏爾泰、萊布尼茨等大批文豪的欣賞、嘆服、引介，希臘羅馬智慧與中國儒家智慧內外呼應，掀起了影響深遠的歐洲啟蒙運動。

民國七賢等大批學貫古今中西的學術思想大師，主張古今中西文明的“平衡、互鑒”，催生了第五次中國文藝復興。

不幸的是，近代中國的“后發劣勢”不足以支撐偉大的自強運動（洋務運動）從容開展，政治內外動蕩的結果是倭寇入侵，必須重新建國。全盤西化、“去中國化”、照搬西方經驗的痼疾，殘存在中國發展戰略、基本國策中。民國七賢的正確主張，始終沒有被主流輿論接受。

中國文藝復興，蹉跎百年矣！

目前中美文明博弈的最大危機，在精神層面：前一時期懦弱失措的內外戰略、腐敗渙散的民心、長期撿拾西洋余唾的大學與傳媒平庸淺薄的“知識精英”，造成中國數代人的信仰匱乏、文明盲目、精神迷失、道德沒落，根本不能擔當“中華文明領導全球進步”的巨大責任。
基辛格《論中國》預言：“中國產品、中華文化和價值觀將成為全世界的標尺”，《中國夢》張揚“必勝主義”信念，尤其批評中國知識精英長期仰視歐美、甘居全球第二第三的消極態度，《國歌》所宣示的“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具有警鐘長鳴的偉大意義：正視中國目前的內外憂患，全民族才能從腐敗渙散里堅決奮起，全民族全力謀求全球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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