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毅謙，彩塑，孔子像
第七部：《十三經注疏之春秋左傳正義》。
第八部：《春秋左傳詁》（清洪亮吉著）。
峰按：《尚書》、《周禮》、《春秋》乃中華文明觀念與制度體系即中華古典憲政之三部“大憲章”。
春秋者，孔子自撰之經，百世垂憲之典。吾國博大悠久之文明，自伏羲、炎黃開辟以來，其遠大抱負、宏偉規模、古典憲政治理的高超、人文智慧的精粹，匯聚于孔子《春秋》經傳之中?？鬃幼苑Q“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孟子曰：“孔子《春秋》成，亂臣賊子懼”，深刻揭示出《春秋》不朽的文明地位。
孔子《春秋》崇高旨趣有三：第一，在晚周政治混亂、全民族瀕臨崩潰的危急時代，孔子及其儒家學派，傲立不屈、百折不回、前赴后繼、上下規諫，巍然而燦然，捍衛、擔當起“中華大一統”的文明重建，極大地凝聚起全民族政治與文化共識，在錢穆先生所謂“四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線”的紊亂崩解時代，遠承伏羲炎黃堯舜古典憲政精粹，以高超政治智慧措之時宜，強有力地標舉出“仁政愛民”、“制民恒產”、“禮義廉恥”等文明治理的不朽法則。
第二，儒門標舉軸心時代中國智慧的集大成典籍《五經》，以約束世道人心，辜鴻銘先生謂之“從熊熊燃燒的西周禮樂文明大廈中，搶救出天下人民相親相安的全球文明至高藍圖”，以便在新歷史局面下重建中華文明。
第三，《春秋》貶斥勢力，推尊道義，董仲舒、孔安國、司馬遷等巨匠巍然建立起“中國正經-正史傳統”，稱“道統”，這一偉大道德傳統，綿延傳承2200年以上，賦予中國人永恒不朽的“國家觀念，實乃榮譽與責任的憲政大法典”（辜鴻銘），亦即人類文明生活持久存續的合理觀念。
峰自讀大四時受恩師陳淑珍教授啟迪，開始關注儒墨道法等諸子智慧，捧讀《論語》之下，身心安寧靜謐，后經閱世安身，上下求索，益發服膺夫子“仁愛”大道：全人類，非彼此善待，不足以存活、繁榮，希臘羅馬帝國主義、近代歐美殖民主義，不是人類的康莊大道，乃毅然歸宗儒家，將“全盤西化”、“去中國化”主流誤導下的中國知識界率性而棄之，掉頭而不顧；深研經史子集，涉獵西方經典，梳理出軸心時代、文藝復興、浪漫主義、現代主義、生命主義、現象主義諸多思潮之上的人類共通的生命經驗、文明經驗，毅然拋棄啟蒙主義以來西方話語的獨斷與偏執，將不分畛域、融會貫通的古今中外“人類經驗”，以“大一統”名之，遂有《文明傳播的秩序：中國人的智慧》和《大一統文明》兩書問世，承蒙親朋愛徒護持，悠悠數十年如一日，以“澄懷觀道”而彼此寄托也。
由于中國近代化遭受淺薄壅蔽的啟蒙思想誤導與新文化運動以來持續不斷的文明浩劫，中國軸心時代智慧日益湮滅，公元前1046年建立的西周禮樂秩序、晚周秦漢大一統智慧、漢唐至宋明2200年間約束權貴、保障民生的古典憲政秩序，被一些奸佞買辦政客、猥瑣文人悍然扭曲為“封建專制”而全盤拋棄，峰讀經史而泣血，吸霧霾而昏沉，所謂“艱于呼吸視聽”者，遂攜《春秋》避居海南，每日以漢朝伏波將軍馬援、路博德廟門對聯自我期許與安慰——“伏勝南蠻昭漢代，波平海國鎮瓊州”，在微信朋友圈告諸生“在北師大，予如漢之蘇武，貝加爾湖牧羊，節旄盡落而不改歸志”，亦內子所譏誚之“意必固我”者也！
自《春秋》逐頁品讀之下，予深信自己創立的“文明傳播學派”，乃上承孔子仁愛、天命所謂天地人大一統之大道（利瑪竇、伏爾泰、約翰遜博士謂之“自然神學”），中接但丁、蒙田、惠特曼、叔本華、尼采以來西方生命現象主義哲學精神，奮然“自立權衡，別開新機”（民國七賢所提倡），具深根寧極之基礎也。
今不惴淺陋，引《春秋》而暢論之：
向軸心時代回歸：重建中國文藝復興
某大學密友問：“西方近代文明開始于文藝復興，強盛無比，迄今未艾，中國的文藝復興在哪里？”這位美籍成功人士，一下子抓住了全部“中國問題”之根本：沒有一場深入到全民族靈魂的“中國文藝復興”，即以現代文明格局，深入回歸“軸心時代”的偉大智慧，則真正的民族復興是不可預期的。全球文明的兩大巔峰，一在中國，從公元前1046年前后創立的西周王朝開始，綿延1500年以上，至兩漢“禮樂精神秩序”與“文治政府體系”（古典憲政制度與思想）的巍然重建期，而希臘、印度、猶太文明，則是在公元前500年前后，不約而同地出現了人類生命智慧的一次巨大飛躍，史稱“軸心時代”。
軸心時代的文明創制與精神活動，圍繞“人的生存”展開，產生了周武王誅滅殷紂王時、面向天下齊集的八百諸侯大軍發表的《尚書·泰誓》，巍然宣布：“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的偉大人文主義信念，一舉扭轉了殷紂王“我生不有命在天”的宿命論主張，告訴天下萬民：“天命靡常，唯德是輔”，西周人文主義的政治秩序（禮樂）與精神秩序（《尚書·周書》和《周禮》以及晚周孔子思想為代表）由此確立，儒家憲政哲學、仁愛哲學從此傳承3000余年，直至清末。
希臘軸心時代哲學在兩個維度上展開：一個維度是泰勒斯、畢達哥拉斯、赫拉克利特、阿那克西曼德等人對“道”（邏各斯）的沉思，貫穿到亞里士多德對“萬物運動的目的因”的思考，這一沉思呈現出神秘主義與理性主義相交織的特色；另一維度由蘇格拉底“美德即知識”這一思想開創，注重人的理性存在，柏拉圖據此探尋理想城邦的政治法則，但柏拉圖并未找到人類政治生活的根本法則“德”，而是寄望于從公共生活的外部規范加以治理的途徑（《法篇》），與此同時，他堅持認為在萬物變易之上，有不變易的、不生滅的“道”存在，為日后各種神秘主義哲學——晚期希臘哲學、猶太教哲學、古羅馬哲學、中世紀天主教哲學所繼承；而猶太、印度思想，則從萬千復雜的人文活動中辨認出“最高者”（上帝）的存在。
人類文明的第二座巔峰，出現在中世紀晚期的意大利、近代早期的歐洲各國、奧匈帝國、德意志諸王國，代表人物是1300年開始構思寫作《神曲》和《論世界政府》等巨著的但丁、發表《大學開學典禮演講集》、《新科學》等巨著的維科、發表《隨筆》的蒙田等偉大賢哲，歐洲在歷經中世紀1000年天主教教會統治日益僵化、世俗人文主義不斷興起的歷史條件上，試圖重建天國世界與人文世界的“偉大平衡”（中庸），文藝復興三杰的美術與人文作品、維也納古典樂圣的音樂作品，都揭示了這一天人之際鮮活互動、彼此思慕而超越的、精湛而萃美的偉大平衡。
孔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白刃可蹈也，爵祿可辭也，中庸不可能也”，又曰：“中庸之為至德也，民鮮能久矣！”但丁、維科、蒙田等人費盡心機建立的“偉大平衡”，被一股強大世俗勢力所推翻：啟蒙思維與工業革命，打破了人類數千年的精神平衡——上帝信仰曰文明傳統被悍然宣判了死刑，“理性”與“效率”被推上了萬事萬物最高終極裁判的神席，盧梭、康德等荒謬地鼓吹“為自然立法”，黑格爾更加荒謬地主張“絕對精神”以“近代德意志”為最高文明形態，諸如此類的“啟蒙囈語”被工業革命的全球擴張所支撐，以摧殘印度、中國等五大洲所有“非西方文明”及其全球生態為代價，這一失衡迄今未艾！
中國新文化運動就是這一失衡而暴虐的激進啟蒙思維的卑鄙產物與拙劣變種。胡適大言不慚自稱之為“中國的文藝復興”，民國學者李長之在《迎中國的文藝復興》等著作中，深刻揭示了“啟蒙”與“復興”之別：啟蒙是“師心自用”地“為自然、人文立法”，即斥責自己“理性”（實乃私欲）之外的一切歷史、文明、信仰、傳統是“蒙昧、野蠻、非人道”的；而文藝復興則是回歸軸心時代中國與希臘智慧，在古今中西等一切貌似沖突之處，尋得平衡（中庸），民國七賢的學術思想、杜亞泉主編的《東方雜志》和吳宓主編的《學衡》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文藝復興”陣地，可惜始終不能居學術主流、輿論主導地位。
近現代中國學術思想，在新文化運動的學術、輿論重大誤判基礎上，“錯上加錯”、漫漶橫流、扭曲畸變，最終導致“文革”十年浩劫、極左災難，人類的愚昧、懦弱、卑鄙與盲從，在此浩劫中暴露無遺。李澤厚承襲胡適的錯誤，提出所謂“啟蒙與救亡的二重變奏”，仍然認定西方近代文明的進步來源于“啟蒙”而非“復興”（稍讀歷史即知：啟蒙運動鼓吹的法國大革命，徹底斷送了法國路易十四開明專制下的國家強盛，而對此持保守態度的維也納會議諸國，才迎來歐洲文明的繁榮昌盛），中國清末救亡運動與啟蒙思維是一體兩面，康、梁、陳獨秀、胡適等人，企圖以“啟蒙利器”救亡圖存，這些人的聰明才智，完全足以令他們“發現”古典遺產的偉大現代價值，但恰恰由于他們為了贏得卑鄙的黨派政治權勢與個人名望，不惜昧著良知，肆意顛覆、扭曲、污損、毀滅中華文明及其全民族道德底線，破壞艱難展開的清末自強運動，使中國陷入軍閥混戰與黨爭戰禍不斷的泥潭，直至鄧小平提出“徹底否定文革”，這場自1917年陳獨秀執掌北大文科以來的文明浩劫才算告一段落，但極左、極右勢力仍在不斷干擾著當代中國的復興、穩定、繁榮與開明、進步。
靜讀一頁《春秋》，歷史了然如揭：權貴與百姓各守其德，彼此寬仁合作，是一切文明相安持久、繁榮昌盛之道；反之，權貴肆意貪腐搜刮，百姓不堪催逼而憤然與之對立，最后，“斗爭”只能使二者同歸于盡！
深思孔子《春秋》，乃知孔子周游列國、苦口婆心、上下規諫，意在維護人類文明的各種成就（道德人文與政治技藝），不因內外戰亂而毀滅，實乃提煉、萃取上古文明治理精華，褒貶當代是非，開啟中華文明乃至全球文明之萬世太平之寶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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